文／錢 江

1951年，姚力文在朝鮮戰場上和朝鮮房東的孩子在一起

經歷了革命戰爭考驗的《人民日報》前輩中，有不少人的經歷非常奇特。2023年，以97歲高齡辭世的姚力文就是其中一位。他在抗日戰爭中參加革命，在抗美援朝戰爭中到前線采訪，后來任劉少奇秘書，“文革”后是中央文獻研究室劉少奇組的第一任組長。完成《劉少奇選集》上卷的編輯工作后，姚力文又回到新聞工作崗位上，繼續從事農村報道，成果斐然。

寫文章一揮而就使姚力文當上了記者

姚力文（1926—2023），原名姚一鶴，山東金鄉縣人，1926年4月26日出生在濟南。他的父親當時在濟南一家銀行當職員。

追溯家世，姚力文的曾祖父為清朝翰林，當過李鴻章的高級幕僚，經李鴻章保舉治理黃河。后因黃河大堤決口受牽連，雖經李鴻章力保不死，但家族由此敗落。雖然家道式微，但姚家仍是當地有名的鄉紳世家。抗戰爆發后，這個家族先后有十幾人投身革命，又被稱為“革命之家”。

姚力文出生后全家遷回金鄉縣城。母親和父親相繼病故后，姚力文由繼母一手撫養長大。姚力文自幼喜愛數學，上小學一年級時就把4年初小的算數課都學完了，因此9歲到濟寧報考山東省立第七中學，由于數學成績出色加分被錄取。但家人覺得孩子太小不宜遠離家庭求學，于是他又回到家鄉上學。

1937年夏天，姚力文到省城報考濟南一中，恰值抗戰全面爆發，又返回家鄉。不久日軍逼近，他隨著繼母四處逃難，在這段日子里閱讀了不少中國古典文學作品。

金鄉農村逐漸成為八路軍的敵后抗日根據地。1941年8月，姚力文進入湖西抗日民主中學學習。這是一所中共主辦的培養根據地青年干部的培訓學校，學校教導主任和指導員都來自延安。

1942年底，日軍對魯西發動“梳篦式”大“掃蕩”，在曹縣“呂樓村慘案”中殺害了百余名抗日民眾。個別人從日軍屠刀下逃脫，講述了慘案經過。這時，姚力文已經加入中國共產黨，聽到“呂樓村慘案”非常激動，懷著滿腔悲憤，一揮而就寫成文章《凄厲的吼聲》。文章記述了日軍暴行，抒發了抗日情懷，發表在1943年10月的邊區文學刊物《平原文藝》上。

富有感情色彩的文章感動了一位邊區政府干部，他讀過文章即來尋找作者。看到姚力文還是個青年人，十分驚訝，當場詢問他是否愿意到報社工作，得到肯定答復后，姚力文即被調到行署文教科，兩個月后又到《冀魯豫日報》當了編輯。

前往報社報到的路上，這位命運大轉折的小伙子想：報社是有文化的地方，我的文化水平卻太低了，需要努力學習，給自己改個名字激勵一下吧。他將名字改成“姚力文”，寓意努力學習文化。

在《人民日報》嶄露頭角

姚力文在《冀魯豫日報》刻苦學習，勤奮采訪，水平迅速提高。他采寫的展現山東壽張縣土改后新景象的《擁軍橋》，受到晉冀魯豫軍區副政委張際春的表揚。

1948年11月，姚力文調入人民日報社當記者。1949年1月底，北平和平解放，編輯部很快進城。姚力文卻沒有跟著去北平，而是把行李交給同事帶走，自己前往太行山根據地，訪問著名勞動模范李順達，寫出了一篇描寫李順達家庭生活的通訊《民主之家》，刊登在1949年5月15日《人民日報》第1版上。接著，他去甘肅和青海藏區采訪，寫出一組描寫藏區生活的通訊，在《人民日報》上發表后合集出版。

朝鮮戰爭爆發后，姚力文于1950年12月入朝采訪。他隨志愿軍一個團于1951年2月11日穿插敵后，見證了該團打垮南朝鮮軍第8師指揮所。他連續寫出《戰斗在敵人心臟——橫城以北殲滅戰紀實》等戰地通訊，引人注目。

進中南海來到劉少奇身邊

1958年5月，姚力文從人民日報社駐河南記者站調回北京總社。正在這時，胡喬木辦公室給人民日報社打來電話，要抽調兩個一定級別的編輯或記者到中央辦公廳，實際上是到設在中南海內的胡喬木辦公室工作。結果，商愷和姚力文這兩位“抗戰記者”被選中了，當月就進了中南海。

胡喬木接待了他們，然后分配工作。商愷被選任為胡喬木的秘書，姚力文則編輯重要文件。

轉眼到了1959年5月，胡喬木將姚力文召去，對他說，現在黨和國家主席這兩個主席要分開，少奇同志已經在4月的二屆人大一次會議上當選為國家主席。這樣一來，少奇同志會面臨許多新的事情，工作更忙了，你愿意不愿意到少奇同志那里去工作？

原來，這是胡喬木在征詢姚力文的意見。

姚力文回憶，當時心里很矛盾，一方面覺得這個工作意義重大，能在身居黨內第二位的領導人少奇同志身邊工作，是莫大的光榮；另一方面也有些膽怯，生怕自己做不好秘書，耽誤了少奇同志的工作。

姚力文推辭說，我到少奇同志那里恐怕幫不上什么忙，因為我覺得自己文化水平不夠高。此前，他只是遠遠地看到過劉少奇，從來沒有近距離接觸過。

但是，胡喬木的鼓勵增添了姚力文的信心。姚力文心里是想去的，他很崇敬劉少奇，又有胡喬木的支持，想了想就說，我試試看吧。

事情定下來以后報告了中辦主任楊尚昆。楊尚昆辦事果斷，馬上吩咐綜合組組長何均把姚力文帶到劉少奇那里去。

當時，劉少奇住在懷仁堂西南角，辦公和生活都在一幢房子里，直到1964年才搬家。

見面以后，劉少奇的第一句話使姚力文很感動。劉少奇說，現在我的工作很忙，所以請你來幫忙，是來延長我的眼和手。我現在文件看不完，稍有活動文件就積了一大堆。你來了，主要幫助我看國內文件。你和王光美同志要有一個分工，她主要負責國際方面的文件，你主管國內事務文件。

劉少奇的話總是非常簡短。他最后對姚力文說：“我有時忙起來的時候，也可能把你忘掉了，你不要在意。”

姚力文感到很奇怪，心想：“我擔任了你的秘書，你怎么會把我忘了呢？”

姚力文回憶：“當了他的秘書以后我才知道，少奇同志一投入工作，真的就把和工作無關的事情全都‘忘記’了。”

秘書眼中劉少奇的工作與生活

姚力文回憶：“到少奇同志身邊工作以后，我才真真切切地了解他。他是一個重視學習又善于思考的人。只要他醒著，似乎每時每刻都在思考，就連吃飯時也在考慮問題。夫人王光美總是把少奇同志喜歡吃的，或者是應該多吃一點的東西放在靠近他一些的地方。因為他總是顧不上那些放得遠一些的菜。”

劉少奇的日常生活完全是為了適應毛主席的生活節奏安排的，與常人相比是顛倒的。他通常在上午11時起床，12時“早餐”，然后稍微休息一下開始工作，一直到晚上11時吃“午餐”，接著工作到早晨4時左右，平均每天睡眠時間為六七個小時。直到1963年，因為年事漸高等原因，劉少奇調整作息，逐漸改為白天辦公。

不過，劉少奇的工作規律經常被打亂。姚力文來到劉少奇身邊，和其他工作人員組成“二組”（毛主席身邊的工作人員為“一組”）。作為“二組”新成員，姚力文向老同事請教：來到這里需要注意什么？

這里的人告訴姚力文，“二組”有個工作慣例，不管什么時候，只要“一組”來通知開會，不管在什么情況下，就是少奇同志睡下了，都要把他立刻叫醒。

情況也確實是這樣。有時候劉少奇剛剛睡下，毛澤東那邊打電話來要他過去商議事情，秘書或警衛、護士就馬上把他叫醒，他穿上衣服就走。

對于姚力文幫助處理文件這件事，劉少奇吩咐：你先看文件，可以決定哪些文件要我處理，哪些可以不送我處理。然后你告訴我，哪些文件是我非看不可的，要先看；哪些則可以不看，或者有點空閑的時候再看。有的文件很長，你可以做一些摘要給我。究竟怎么做好，你工作了一段之后就會熟悉。

姚力文的秘書工作就這樣開始了。他將每天源源不斷送來的文件分輕重緩急，重要急件先看，放在桌子上靠近他的地方。然而，送到劉少奇面前的文件大都是重要的，所以劉少奇一開始辦公就一直把頭埋在辦公桌上。

劉少奇的活動地點有限，主要就是自己辦公室和毛澤東住處。他幾乎沒有個人的閑暇生活，除了短時間散步，沒有什么體育鍛煉，工作就是他的全部。只有到了周六的時候，護士會要他的孩子去找劉少奇，拉他到春藕齋去跳舞，算是休息一下。劉少奇臨睡之前，會走出屋子散步片刻。這時候，他往往會聽取秘書對一天工作的匯報。

姚力文回憶：“劉少奇從來只是聽取我匯報工作內容，從來不和我聊天。從這個角度來說，他可敬，但可親度不足，或者說與下屬的親和力弱一些。每個人性格特點都是不同的，這一點不可強求。要明確的是，對于生活小事情，劉少奇是從來不管不問的。”

姚力文說：“我剛到中辦工作，特別是到劉少奇身邊工作的時候，對領袖人物有一種發自內心的敬畏感，覺得他們都是天才，工農學商，什么都懂。和他們在一起工作和生活，特別是和劉少奇在一起工作的經歷，讓我慢慢體會到，與其說他們天賦高，不如說他們很勤奮，他們對工作非常投入，很專注。劉少奇尤其是這樣。”

來到劉少奇身邊工作的時候，姚力文33歲，很快熟悉了秘書事務。在這段時期，劉少奇主持中共中央日常事務，日理萬機。在他身邊工作，壓力也是不小的。姚力文跟隨劉少奇參加了1959年的廬山會議，隨劉少奇到湖南農村和東北林區調查研究。在1962年七千人大會期間，根據劉少奇的要求，姚力文參加多個分組會議，尤其是到安徽組了解情況。根據他的匯報，劉少奇更加關注安徽的情況。在劉少奇身邊的秘書工作拓寬了姚力文的視野，使他得到很大鍛煉。

1963年，姚力文離開劉少奇，結束秘書工作，被調到中央辦公廳綜合組，跟隨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到陜西長安縣進行為期近一年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又稱“四清”）。

待姚力文從陜西農村回到北京，“文化大革命”終于由漸近而發生了。

1966年冬，盡管姚力文已經離開了劉少奇的身邊，但還是受劉少奇、楊尚昆冤案的牽連被逐出中南海，受到長達8年時間的審查。在此期間，他曾在江西進賢縣的中央辦公廳“五七干校”放牛，在田邊綠草間回顧一路走來經歷的風雨。

姚力文

重回人民日報社，站在農村改革一線

1975年，姚力文解脫了，到山東兗州拖拉機廠任總廠副指揮、黨的核心組成員。

“文革”結束后，姚力文到山東省農委工作。1977年8月，他調回人民日報社，開始了為農村改革大聲疾呼的新聞工作歷程。

1978年前后，安徽省委制定了包括尊重生產隊自主權，兌現按勞分配，鼓勵家庭副業等六條政策，安徽農村出現新局面。但是，安徽的做法受到當時分管農業的一位副總理的責難。知曉了這些情況，姚力文主動前往安徽采訪，與省委政策研究室負責人合作，寫出長篇通訊《一份省委文件的誕生》，刊登在1978年2月3日《人民日報》第1版上。這是黨中央機關報于“文革”后第一次在如此顯著位置報道一個省開始農村改革、落實農村政策的情況。文章發表后，有17家省委黨報予以轉載。

十多天過后，為配合報道安徽省定遠縣生產隊有了自主權，農業大增產的新聞，姚力文執筆撰寫評論《尊重生產隊自治權》，刊登在1978年2月15日《人民日報》第1版上。這同樣是《人民日報》推動農村“包產到戶”改革的先聲。

1979年春天，姚力文受中央辦公廳委托到廣東采訪，執筆撰寫了《調動農民積極性的一項有力措施——廣東農村實行“五定一獎”生產責任制的調查》報告，為中央領導層進一步推進農村改革提供了來自基層的事例和聲音。

隨著劉少奇冤案的平反昭雪，姚力文于1980年初到中央文獻研究室工作，成為劉少奇研究組第一任負責人，組織了《劉少奇選集》上卷的編輯、校正工作。他撰寫的紀念和研究劉少奇的文章，如《公仆風范留人間》等，受到黨史學界的重視。

1982年，姚力文從劉少奇研究組重回《人民日報》，先后擔任農村部副主任、主任，繼續為農村改革大聲疾呼。他于這年5月間到貴州采訪，看到貧困的農村因落實了農民的生產自主權，農民的生產積極性空前提高。姚力文判斷貴州將出現多層次的農業經濟結構，為此采寫了通訊《集體經濟獲得新活力》《“陽關道”的新起點》，廣受好評。前者獲得“農村改革十周年全國好新聞一等獎”。

1983年11月，姚力文前往浙江溫州采訪。他組織編發以《農村商品生產新動向》為題的經濟述評，報道溫州家庭工業的發展情況，指出在溫州出現了星羅棋布、年營銷額上億元的小商品產銷基地和專業市場，開創了農村商品經濟新局面。

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姚力文多次報道了山東諸城全面發展商品經濟的情況，歸納總結為“諸城經驗”——依托龍頭企業，發展貿工農一體化生產，引起普遍關注。

姚力文特別關注農村經濟多元化問題。他組織和編發了《多則活》《家庭經濟大有前途》《自營專業戶是新型個體經濟》等多篇評論，于1984年6月15日起在《人民日報》連續發表，從不同視角解讀農村改革的指導思想，與讀者一起認識農村經濟多種成分、多種經營形式并存，多層次發展商品生產的新趨勢。

離休后的姚力文繼續從事中國農村問題和黨史研究，并發表文章。

本文為《黨史博覽》原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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