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夏明星 黃沂錦 鄭麗霞

毛澤東主席在辦公

毛澤東：“葉飛對金門島進攻的準備工作如何，何時可以攻金門島”

1949年10月17日，廈門戰役勝利結束，第三野戰軍第十兵團解放了廈門島和鼓浪嶼。第十兵團司令員葉飛決定，乘勝趁熱打鐵，一舉解放金門島。10月24日黃昏，第十兵團開始攻擊金門，有三個團迅速成功登陸，占領了古寧頭灘頭陣地。這時，國民黨軍胡璉兵團發起反擊，擊毀登陸部隊所用船只，并對登陸部隊形成包圍。由于后續部隊“手上一條船也沒有，只能隔海眼睜睜地看著部隊在敵眾我寡的苦斗情況下奮力堅持而又束手無策”。10月27日8時，得知兵團已經和登陸部隊完全失去聯系，葉飛致電第三野戰軍副司令員粟裕等，匯報了這一重大失利。10月28日，粟裕等復電葉飛，同時向中央軍委作了報告。

10月29日，毛澤東親擬電報稿，通報金門失利情況，要求各野戰軍前委、各大軍區，“嚴重注意攻擊金門島失利的教訓”。

葉飛兵團在金門失利，毛澤東時刻在心，要求各級指揮員引以為鑒。

11月14日，毛澤東致電第三野戰軍副司令員粟裕，提醒攻占舟山群島慎重行事。

12月18日，毛澤東致電第四野戰軍司令員林彪，提醒攻占海南島必須謹慎行事。

對于攻占金門，毛澤東始終掛懷。1950年1月11日，毛澤東致電粟裕詢問進攻舟山群島的準備工作情況，還特意詢問了金門攻堅的準備情況：“葉飛對金門島進攻的準備工作如何，何時可以攻金門島？”

當時，攻占金門、定海（今浙江舟山）的準備工作正在進行中，葉飛更是積極要求再戰：“金門失利，中央軍委和華東軍區雖沒有給我處分，但我思想包袱很重，只有積極準備再攻金門，立功贖罪。”毛澤東深知葉飛求戰心切，所以要求要更加慎重。1950年3月28日，他批示粟裕：

先打定海再打金門的方針應加確定，待定海攻克后撥船撥兵去福建打金門。

1950年5月19日，根據毛澤東有先有后的指示，舟山群島全部解放，攻打金門也被提上了議事日程。6月，朝鮮戰爭爆發，中國東北邊境安全堪虞。9、10月，朝鮮戰爭升級，中國人民志愿軍準備入朝參戰。中共中央堅持“一個拳頭打人”原則，致電葉飛等，“解除福建前線再攻金門的任務，集中全力剿匪，限期肅清福建境內一切成股土匪”。由于朝鮮戰爭的爆發，攻打金門的計劃不得不暫時擱置下來。

“仍認為先攻上下大陳島，而后再取金門，比較有利”

1950年10月至1953年7月，中國軍隊專注于朝鮮戰場。不過，解放軍一直在研究解放金門等東南沿海島嶼問題，并進行了反復斟酌：是先打浙東的上下大陳島，還是先打福建的金門、馬祖？當時，張震擔任總參作戰部部長，親歷了這一段歷史：“華東軍區對這兩個方向的作戰，都曾做過方案。早在1952年4月來作戰部報到時，我結合去東南沿海調研的情況，給毛主席、聶（榮臻）代總長和粟（裕）副總長寫過一個報告，對這兩個方向的作戰問題，提出了總體意見。我感到，還是由北向南，先打上下大陳之敵為好，并提出，‘以聯合作戰方式聚殲之，爾后則以一個加強團控制。這樣，浙東沿海兵力可節約，華東海軍可向南伸到溫州灣、洞頭島之線，則滬、榕交通基本打通’，‘求得在這個戰役中取得陸海空協同作戰經驗，同時也予海空部隊以實戰鍛煉機會，由華東軍區組成前指統一指揮，取得指揮經驗，作為今后強攻金門基礎’。”

1952年6月，華東軍區上報了《關于對金門、上下大陳作戰方針的建議》，準備先拿下大陳島，然后全力攻打金門。由于朝鮮戰場相持不下，彭德懷從戰略全局考慮，決定“待朝鮮停戰實現后舉行為宜”。7月27日，毛澤東批示：“在朝戰結束前不要進行對浙江上下大陳島的作戰。”

1953年抗美援朝戰爭結束后，根據情況的發展變化，華東軍區提出了新的金門作戰方案，準備用五個軍的兵力解放金門。11月，鑒于中國正和美國交涉召開和平解決朝鮮問題的政治會議，毛澤東指示暫緩進攻金門。彭德懷遂責成總參作戰部對華東軍區攻打金門的方案進行認真研究，制訂出攻擊金門作戰計劃，由張震具體負責。張震認為：“我通過對東南沿海敵占島嶼情況的通盤分析和認真考慮，仍認為先攻上下大陳島，而后再取金門，比較有利。”

12月5日，張震給彭德懷、聶榮臻寫信，報告了此想法，并陳述了主要理由：

大小金門敵集中五個師擔任守備，全島工事堅固，且系蔣匪部隊較強者。金門島雖離大陸較近，利我渡海攻擊，唯我準備工作的保密困難，戰役企圖易于暴露。我空軍必須參戰，但福建機場均系一線式而無縱深配備。如臺匪空軍來襲，我空軍各機場互相支援，均為側敵航行而無二線機場支援。本年度蔣匪已裝備F-84噴氣戰斗機75架。據悉，明年度可完成150架。如我戰役意圖暴露，估計美帝尚可能增加。如此，我一線空軍與蔣匪空軍相等。運輸量龐大，如依靠公路困難極大。例如朝鮮戰場汽車運輸雖日夜不停，僅能供應陸軍。福建公路條件比朝鮮相差很遠，困難不可想象。如能先攻下大陳后，可大部利用海上運輸。因上下大陳與馬祖仍為蔣匪控制，我華東海軍全部參戰尚有困難。趕制機帆船耗費尤大，又不適宜實施兩棲作戰，以機帆船進攻近代化而有工事依托的敵人，困難尤多。如先攻下大陳后，我華東海軍及登陸艦艇可全部參戰。進攻兵力，如按主席指示原則，以三個打一個，則攻金兵力需增至五個軍。……因此，牽涉部隊調動頗大。尤其在朝鮮停戰尚未最后決定之時，以三個軍過早控制在交通不便的福建沿海，將來機動殊感困難。福建雨季較多，敵轟炸機可利用云層轟炸我機場、油庫、倉庫，我無二線機場支援，因此空防困難亦多，甚而可能推延我進攻時間。

在這封信中，張震還具體分析了先打上下大陳島的有利條件和不利條件：上下大陳地區駐有國民黨軍第七十五軍一個師，還有一些逃亡的地主武裝，共萬余人，戰斗力不強。此外，尚有海軍十余艘艦艇擔任海面巡邏。在指揮上，胡宗南雖深得蔣介石信任，但他是一個志大才疏的人，不如金門的胡璉。而且，大陳島距離臺灣較金門為遠，敵海陸軍增援困難。如先打大陳，我陸軍兵力無須作大的調整，可于現地進行攻擊準備；空軍戰機可利用上海、嘉興、杭州及寧波機場起飛，以較大優勢配合陸軍作戰；我華東海軍則可利用舟山基地，加以全力配合。在我部隊取得攻占大陳島的經驗后，再攻金門島，華東海軍就可以全部參戰，對我會更加有利。當然，先打上下大陳島，也有一些不利條件，主要是我起渡點及航程較金門為遠，對我軍行動會增加若干困難。

基于上述考慮，張震在信中建議：在1954年秋或1955年春，先攻占上下大陳島，而后再攻金門。攻金門的準備工作在1955年1月底以前完成，攻擊時間則可延至秋后。

“我們要破壞美國跟臺灣訂條約的可能，還要想一些辦法，并且要作宣傳”

張震將上述建議上報后，仍繼續深入思考攻打金門的問題。

1953年12月16日，張震再次給彭德懷和聶榮臻寫信，補充說明他的想法：“金門等于下圍棋的一個死子，攻擊主動權在我手中，只要我準備充分，任何時候都可發起攻擊，在條件尚未充分具備時，以不過急發起戰斗為好。”他還建議：如軍委決心攻占金門，就必須創造一些必要的條件，比如使華東海軍能夠全部參戰，要有二線機場配備，還需南調三個軍，使海陸空軍的物資運輸有足夠保證等。若上述條件都具備的話，攻占金門也是完全可能的。這封信，彭德懷、聶榮臻收看后，又轉呈毛澤東。

12月19日，毛澤東批示：“此意見可注意。”這時，有關部門已做出關于攻擊金門作戰費用的概算。陳毅對此提出不同意見。概算上報毛澤東時，彭德懷也提出了意見：“預算甚大，無十分把握，宜暫緩準備，待偵察后看情況再決。”12月22日，毛澤東審閱了這個概算，連同他的批語送給劉少奇、周恩來、朱德、彭德懷、陳毅傳閱。批語這樣寫道：“陳毅同志意見，目前不打金門為有利，否則很被動，且無攻克的充分把握。我同意此項意見。需費近五萬億元（舊幣），無法支出，至少一九五四年不應動用如此大筆經費。”

毛澤東權衡利弊，審時度勢，采納了陳毅等人的意見，果斷地下令暫緩攻打金門的作戰準備。于是，首先解放大陳島成為共識。

1954年2月至7月，解放軍海空軍部隊南下，前出至浙東沿海地區，與國民黨軍展開了爭奪戰區海空控制權的較量。經過4個多月的反復較量，解放軍奪得大陳島及其以北海域的制空權和制海權，并使大陳島的門戶一江山島等進入解放軍炮火的有效射程之內。

就在解放軍全力出擊浙東沿海時，由于美國的插手，臺灣海峽惡浪滔天，福建沿海暗流洶涌。早在1953年11月，美國副總統尼克松訪臺，表示美國重視臺灣的戰略地位。12月，臺灣當局向美國政府正式提出美臺“共同防御條約”草案。當時，美國一方面要控制臺灣以阻撓中國統一，另一方面又擔心被國民黨拉下水，卷入一場它想避免的與中國大陸的直接沖突，因此一時沒有表示同意。1954年7月8日，蔣介石會見即將回國述職的美國“大使”蘭金，表示愿意滿足美國的要求，在采取任何重大軍事行動前，必須征得美國同意。這個表態，加快了訂立美臺“共同防御條約”的進程。

面對美蔣聯手阻止中國人民解放臺灣，臺灣問題有可能被國際化的嚴重事態，中國政府不能不作出強烈反應。

1954年7月7日，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毛澤東專門講到臺灣問題：“現在美國同我們關系中的一個重要問題就是臺灣問題，這個問題是個長時間的問題。我們要破壞美國跟臺灣訂條約的可能，還要想一些辦法，并且要作宣傳。我們要組織一些宣傳，要大罵美國搞臺灣，蔣介石繼續賣國。另外，在外交方面要有一種適當的表示，比如在僑民問題上的接觸，其目的就是迫使美國跟臺灣不要訂條約。”

7月14日，英國首相丘吉爾在英國下院講話，又一次提出“由聯合國托管臺灣”的主張。這使中國在國際上表明對于臺灣問題的堅定立場，變得刻不容緩。

7月27日，毛澤東就解放臺灣問題，致電當時正在國外訪問的周恩來，指出：“在朝鮮戰爭結束之后，我們沒有及時（約遲了半年時間）地向全國人民提出這個任務，沒有及時地根據這個任務在軍事方面、外交方面和宣傳方面采取必要措施和進行有效的工作，這是不妥當的。如果我們現在還不提出這個任務，還不進行一系列的工作，那我們將犯一個嚴重的政治錯誤。”

“中央政治局于8月9日已討論通過《對臺軍事斗爭計劃》”

20世紀50年代初期，臺灣國民黨當局經常派遣海軍部隊在臺灣海峽進行海盜活動，攔截、攻擊大陸商船，襲擾、劫持來華外輪。這些行為嚴重損害了中國的國際聲譽，引起毛澤東高度重視。1954年7月13日，朱德、鄧小平、彭德懷等召集海空軍負責人開會，專門研究對來華外輪的護航問題。張震和作戰部的有關人員參加了這次會議。會后，臺灣海峽的海空斗爭急劇展開。僅1954年下半年，就擊落、擊傷敵機60多架，擊沉、擊傷驅逐艦10多艘，繳獲艇船10多艘，基本上保障了商船在新中國沿海海域的航行安全，完成了中央軍委賦予的任務。

1954年7月下旬，鑒于國民黨軍在臺灣海峽的胡作非為，尤其是臺灣當局挾洋自重，促使中共中央作出盡早“解放臺灣”的決定。中共中央認為，提出這一任務的作用，不僅在于擊破美蔣條約，更重要的是提高全國人民的政治警惕心，激發人民的熱情，推動國家建設任務的完成，并通過這個斗爭來加強國防力量。7月22日，彭德懷主持中央軍委專門會議，傳達中共中央盡早解放臺灣的決定，并把擬制解放臺灣軍事斗爭計劃的任務交給了張震。7月23日，《人民日報》發表經彭德懷審定的社論，將中共中央的決心昭告全世界，表達了全中國人民不可動搖的決心：“臺灣是中國的領土，中國人民一定要解放臺灣。不達目的，決不休止。”

8月11日，周恩來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會議上再次宣布：“臺灣是中國神圣不可侵犯的領土，決不容許美國侵占，也不容許交給聯合國托管。解放臺灣是中國的主權和內政，決不容許他國干涉。美國政府和盤踞臺灣的蔣介石賣國集團無論訂立什么條約都是非法的、無效的。”8月22日，中國各民主黨派和人民團體發表關于解放臺灣的聯合宣言，熱烈擁護中央政府的決定。

受領擬制解放臺灣軍事斗爭計劃任務后，張震等人馬上行動起來。他回憶說：

我立即與尚榮（王尚榮，作戰部副部長）等同志研究。因為有新中國建立前后在華東軍區工作時的基礎，也有了抗美援朝戰爭的新鮮經驗，對整個敵情和地理情況都比較了解，加上中央和軍委的意圖十分明確，所以，作戰部很快就完成了《關于對臺灣蔣匪軍積極斗爭的軍事計劃與實施步驟》（簡稱《對臺軍事斗爭計劃》）的草稿。

《對臺軍事斗爭計劃》上報后，彭總主持軍事會議，專題研究對臺軍事斗爭問題。張愛萍等同志也專程來京參加了會議。與會人員基本上同意這個計劃，并提出了一些具體意見。彭總根據會議討論情況，親筆對文件作了修改，并給毛主席寫了報告：“對臺匪斗爭的軍事計劃與實施步驟，經過各大軍區及各特種兵負責同志在會議上討論后，我又稍加修改，現印出呈上，請予批示。其中關于行動的時間，原擬于八月十日前后開始，經討論后，為了各地更加充分準備，便于戰斗開始后進行連續打擊，故將開始時間改為九月一日至九月五日。最近洪水阻礙交通，造成兵力調動的某些困難，也是推遲開始日期的原因。”

毛主席于8月8日批示：“彭德懷、黃克誠同志：此件經中央各同志看過，認為可行，望照辦。”之后，我按照彭總指示，代軍委草擬了頒發軍事計劃的通知。8月11日，中共中央發出通知：“中央政治局于8月9日已討論通過《對臺軍事斗爭計劃》。”

在制訂《對臺軍事斗爭計劃》的過程中，毛澤東提出“邊打邊建”的方針，即在準備解放臺灣的戰爭中，加強空軍和海軍建設，推動軍事工作、外交工作、政治宣傳工作和經濟工作。基于政治、軍事和作戰條件的綜合考慮，中央軍委決定：“對福建方向的金門實施大規模炮擊，以謀求對美蔣的震撼性效果；對浙江方向的大陳島則以三軍聯合、兩棲登陸的方式，堅決奪取之。”

“中國政府決定必須在臺灣海峽有所行動，以回應美國在臺灣問題上的挑戰”

炮擊金門，原定在1954年8月10日前后開始，由于發生洪水，交通受阻，兵力調動困難，推遲到9月上旬實施。

毛澤東等中央領導人決策炮擊金門之前，曾經多次努力緩和中美關系。這年6月5日至7月21日，經英國方面作為中介安排，中美兩國代表進行了五次接觸。在接觸中，美方提出滯留在中國的美國僑民回國問題，中方提出美國扣留申請回國的中國留學生問題。由于美方無意借此機會緩和美中關系，這幾次接觸成效不大。8月24日，毛澤東又發出愿與美國緩和關系的信號。他在接見英國工黨代表團時說：美國這樣的大國如果不要和平，我們就不得安寧，大家也不得安寧。希望工黨朋友們勸勸美國人，把第七艦隊拿走，不要管臺灣的事，不要搞東南亞條約，不要武裝日本，不要武裝西德。

可是，美國一意孤行，無視中國緩和緊張局勢的努力，不斷強化對華敵對政策的態度，迫使中國領導人不得不考慮：“單方面的緩和努力，不僅無助于緊張局勢的改善，反而縱容了臺灣國民黨當局的氣焰，鼓勵了美國的臺海政策漸行漸遠，長此下去，只會使大陸與臺灣分裂的狀況趨向凝固化。基于這樣的考慮，中國政府決定必須在臺灣海峽有所行動，以回應美國在臺灣問題上的挑戰，并向世界表明中國政府的堅定立場。”

9月3日下午2時至4時左右，解放軍前線炮兵部隊對大、小金門突然發起了一次較大規模的懲罰性炮擊，連續發射炮彈5000余發，當即擊斃了2名美軍軍官，摧毀了國民黨軍炮兵陣地7個，擊沉炮艇、拖輪各1艘，擊傷驅獵艦3艘，擊毀水上活動碼頭1個。國民黨軍也以炮火還擊，第一次臺灣海峽危機爆發。9月9日，杜勒斯訪問臺灣，解放軍又加大對金門炮擊強度，以向美國示威。9月22日，解放軍再次以急促的火力炮擊金門。兩次炮擊，拉開了中國人民反對美國干涉中國內政斗爭的序幕。

炮擊金門，既打痛了臺灣當局，也使美國人慌了手腳。美國當局得知炮擊金門的消息后，立即召開一系列會議，討論美國是否要幫助臺灣當局保住沿海島嶼。討論陷入激烈的爭吵中。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發現，炮擊金門已使美國政府處于尷尬境地：其一，美國必須冒進行一場全面戰爭的危險。如果是這樣的話，美國首先要想清楚，自己的戰略重點究竟在歐洲還是在亞洲，主要敵人是蘇聯還是中國？其二，美國必須冒失去盟國支持的危險。連反共最堅決的國務卿杜勒斯都認為：“如果我們定下一個方針，自己參與金門和馬祖的防務，我們將發現處在沒有盟國支持的情況下和赤色中國作戰。”

10月10日，為了擴大炮擊金門的政治效果，周恩來致電第九屆聯大，要求安理會制止美國侵占中國領土臺灣的行動，責令美國從臺灣、澎湖列島和其他中國島嶼撤走一切武裝力量和軍事人員。10月15日，蘇聯也向聯大提出譴責美國侵略臺灣的提案。

這時，杜勒斯提出了一個擺脫困境的辦法，就是把問題提交聯合國安理會，由聯合國出面斡旋，維持沿海島嶼現狀，實現臺灣海峽停火。不料，這個決定遭到蔣介石的強烈反對，引發了美蔣矛盾。蔣介石看到了這個舉動的嚴重后果：一旦把沿海島嶼問題提交聯合國安理會，就是朝著讓聯合國安理會來決定誰應占有臺灣，以及誰在聯合國享有代表權邁出了第一步。

讓美國知難而退，不輕易下決心簽約與臺灣當局綁在一起，同時擴大美國與臺灣當局的矛盾，正是中國大陸炮擊金門的初衷。炮擊開始后，美臺爭吵的急劇升溫，說明炮擊部分達到了目的。

“在軍事上則要起到聲東擊西的作用，不是要立即解放金門”

解放軍在臺灣海峽敏感時期的大規模炮擊行動，使臺灣問題的嚴重性和中國政府的堅定立場得到了彰顯，并對美臺正在醞釀的“共同防御條約”造成極大影響。一方面，大規模炮擊挑戰美國的應對決心，各方面壓力促使艾森豪威爾認為“必須接受挑戰并作出反擊”，反擊的具體措施就是迅速簽訂美臺“共同防御條約”。另一方面，大規模炮擊深深影響了條約的內容。按照臺灣國民黨當局的設想，“共同防御條約”應該體現美臺雙方的平等同盟關系，是一個相互完全承擔義務的條約，其范圍應該適用于國民黨控制的所有地區，而且適用于“反攻大陸”的進攻性需要。但是，美國出于其全球戰略考慮，擔心對沿海島嶼防御做出承諾會增加美國的負擔，會使自己綁在國民黨的戰車上，可能在不適當的時候被“拖下水”，進而損害在其他地區對蘇聯斗爭的能力。“9·3”炮擊和臺海危機爆發后，臺灣國民黨當局以此為由，更加急切地要求美國加入對沿海島嶼的防御中來，而備受震撼的美國卻從同一事件中得出了不同的結論。

1954年9月12日，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召開會議，集中討論當前臺海危機的對策。以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雷德福為首的強硬派，力促美國參與這些島嶼的防務，并且幫助國民黨軍轟炸大陸，必要時則投擲原子彈。這一意見遭到包括總統、國務卿、國防部長、陸軍參謀長、遠東軍區司令在內的大多數人的反對。艾森豪威爾認為：沿海島嶼軍事價值不大，如果將美國保衛的區域擴大到沿海島嶼，勢必大大增加與中國發生戰爭的風險，而美國若要進行一場全面戰爭，“合乎邏輯的敵人將是俄國”，美國不應做出過多承諾，以免力量被拴在次要地方。因此，最好的辦法是在沿海島嶼問題上保持某種“模糊性”，既威懾中共，使之不敢輕易進攻沿海島嶼，又避免明確承擔義務。

1954年12月2日，美國和臺灣國民黨當局簽訂“共同防御條約”。簽訂這個賣國條約時，作為對美國許諾保護臺灣的交換條件，蔣介石承認以后對大陸采取一切重大行動事先要經過美國同意，從此在軍事上喪失了自主權。這一條約對美國是否負責保衛國民黨軍所占的大陸沿海島嶼問題采用了含糊語言。

從阻止美臺簽訂“共同防御條約”講，炮擊金門似乎是失算了。但是，由于炮擊金門的影響，這個條約已經不是臺灣國民黨當局所希望的、帶有攻擊性的條約了，這又是炮擊金門的積極影響了。

還有，“這次較大規模的炮擊行動，在政治上是為了大張旗鼓地宣傳解放臺灣，表明中國人民維護國家領土、主權完整的不容置疑的決心，向美國施加壓力；在軍事上則要起到聲東擊西的作用，不是要立即解放金門，而是要拔掉國民黨軍騷擾大陸東南沿海的據點”。“在軍事上則要起到聲東擊西的作用”，所言非虛！

《張震回憶錄》記載，大規模炮擊金門時，彭德懷的工作重心實際仍然在解放浙東沿海島嶼上：1954年7月11日，“彭總就在辦公室聽取我和粟裕匯報春季以來浙東前線軍事斗爭的情況”。“8月2日，彭總主持作戰會議，聽取華東軍區參謀長兼浙東前線司令員張愛萍匯報作戰方案。……彭總原則同意這個方案，指示華東軍區要充分準備，慎重初戰，并擬訂出詳細的作戰方案，再研究一次。”“華東軍區很快擬就了作戰計劃，派軍區作戰處處長石一宸專程送到北京。8月24日，彭總在辦公室聽取了他的匯報，并仔細詢問了一江山島周圍各島之間的距離、火炮陣地位置和登陸部隊起渡點、航線、登陸點等情況，詳細了解了海空軍掩護、運輸登陸艇的組織協同，以及政治工作、后勤保障工作的準備情況，對戰時可能遇到的問題及如何對付敵人的增援，都作了具體指示。”在中央軍委統籌下，解放軍于1955年2月解放了浙東沿海島嶼。

“沒有充分估計到美蔣在炮擊金門的壓力面前會迅速達成妥協”

由于1954年9月炮擊金門沒有阻止美臺簽訂“共同防御條約”，1955年1月下旬，美國參眾兩院更是通過了所謂“福摩薩決議”，授權美國總統可在臺灣海峽使用武力，明目張膽地阻撓中國人民解放臺灣等島嶼的正義行動。因此，現在，一些研究者把這次炮擊視為毛澤東的戰略運籌敗筆。其實，這種觀點值得商榷，而隨著研究的深入，認識也越來越客觀。

《毛澤東傳（1949—1976）》中指出：“毛澤東發起這場反對美國干涉中國內政的斗爭時，曾經把阻止美蔣簽約作為斗爭的一個目標。但是，這一目標沒有能夠實現。這里面除了美國頑固堅持既得的戰略利益，而中國的國際影響力和實際國力又比較薄弱等客觀原因外，從主觀上來說，毛澤東和中央其他領導人當時還沒有深入了解美蔣在簽約談判中的矛盾分歧，也沒有充分估計到美蔣在炮擊金門的壓力面前會迅速達成妥協。盡管如此，這場反對美國干涉中國內政的斗爭，對美蔣‘條約’還是起到一定的制約作用。臺灣當局固然得到了美國阻止中國人民解放臺灣的承諾，但也為此付出相當的代價：第一，美國對臺灣當局的安全承諾，只限于臺灣及澎湖列島，不包括國民黨軍占據的中國大陸沿海島嶼；第二，臺灣當局‘反攻大陸’的行動，將受到美國的嚴格控制。

12月10日，臺灣當局以換文的方式，向美國實際上做出了不得單方面行動進攻大陸的承諾。美國無論從自身的戰略利益考慮，還是從避免同中華人民共和國進入戰爭狀態來考慮，都只能使美臺‘共同防御條約’成為一個防御性質的條約，而不是進攻性質的條約。這種戰略利益上的矛盾，加深了美蔣矛盾。”

《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指出：“炮擊金門作戰雖未能阻止美國和臺灣國民黨當局簽訂所謂‘共同防御條約’，但有力地配合了一江山島登陸作戰和解放浙江沿海島嶼的戰斗，向全世界昭示了中國人民實現祖國統一的決心。這場斗爭表明，在處理中美關系時，臺灣問題已被置于首要地位。”

事實上，無論美國政府公開的態度如何強硬，但面對臺海極其敏感的軍事形勢和可能引發的爆炸性后果，其內部已然將沿海島嶼問題視作“燙手的山芋”。艾森豪威爾就曾表示，真恨不得讓這些“該死的小島沉下去”。因此，在國際社會的強大壓力下，艾森豪威爾作出了反應，稱“如果看來有使我們進一步緩和緊張局勢的機會，則我準備談判”。

通過解放軍炮擊金門，中國政府摸清了美國政府的底：不想和中國再發生大戰；通過炮擊金門，毛澤東還摸到了蔣介石的底：蔣還是有一定民族意識的，是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的。

1955年7月，中共向臺灣國民黨當局重新提出國共之間舉行談判，以和平統一祖國的建議。為表示和平誠意，解放軍停止了對國民黨軍的主動攻擊。同年8月，中美大使級會談于1955年內達成了允許兩國在對方的人員可自由回國的協定后，中國方面便進一步要求美國政府從臺灣撤軍，而美方卻要中方首先承諾不在臺灣海峽使用武力，而拒絕討論其他的問題，使會談在此后許多年間陷入僵局。不過，這一會談的本身，使中美兩國在沒有外交關系的情況下有了一個相互溝通的渠道。

本文為《黨史博覽》原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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