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韓洪泉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長征途中的中共中央在貴州遵義舉行政治局擴大會議，史稱遵義會議。遵義會議是黨的歷史上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在中國共產黨一百余年光輝歷程中占有極其重要的地位、產生極為深遠的影響。在黨的三個歷史決議中，都對遵義會議作出專門記述、給予高度評價。值此遵義會議召開90周年之際，回顧黨的三個歷史決議對遵義會議的科學評價和歷史背景，重溫毛澤東、鄧小平、習近平等黨和國家領導人的相關重要論述，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和現實意義。

第一個歷史決議：“中國黨內最有歷史意義的轉變”

1944年5月至1945年4月召開的黨的六屆七中全會，是黨的歷史上時間最長的一次中央全會。這次會議通過的《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對建黨以后特別是黨的六屆四中全會至遵義會議前這一段黨的歷史及其經驗教訓進行了總結，對若干重大歷史問題作出了結論，使全黨特別是黨的高級干部對中國革命基本問題的認識達到了一致，增強了全黨的團結，為黨的七大勝利召開創造了充分條件。這一決議的起草，是六屆七中全會期間中共中央為準備七大所作的一項重要工作，也是全黨智慧的結晶。最早的決議草案稿是任弼時在1944年5月間寫成的，標題為《檢討關于四中全會到遵義會議期間中央領導路線問題的決議（草案）》。后來又形成了幾個稿子，并由中央指定張聞天對決議稿進行了修改和補充。毛澤東始終十分關心這一決議的起草工作，在張聞天修改稿的基礎上，將題目確定為《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并前后作了七次修改。其中1945年3月24日所作的第二次修改手稿中，毛澤東特別指出，遵義會議糾正了當時具有決定意義的軍事上和組織上的“左”傾錯誤，確立中央的新的領導，這是中國黨內最有歷史意義的轉變。由此可見，遵義會議在第一個歷史決議中居于特別重要的地位，毛澤東作為遵義會議的親歷者對這個歷史決議的最終形成作出了特別重要的貢獻。

1935年1月中旬，毛澤東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的身份出席遵義會議，在會上作了長篇發言，得到多數與會人員的支持，并被增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委。按照會議的決定，張聞天根據毛澤東的發言內容起草了《中央關于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的決議》（即遵義會議決議）。這次會議是黨的歷史上的一個重要轉折點，也是毛澤東革命生涯中的一個重要轉折點。在長征勝利后至黨的六屆七中全會前，毛澤東曾多次在重要講話中論及遵義會議，這些論述也成為第一個歷史決議重要的思想源頭和理論基礎。

毛澤東從總結歷史經驗的角度，多次高度評價遵義會議在糾正“左”傾錯誤中的重要意義。1936年12月，他在《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中指出：“1931年至1934年的‘左’傾機會主義，這個錯誤使得土地革命戰爭受到了極端嚴重的損失，得到了在第五次反‘圍剿’中不能戰勝敵人反而喪失了根據地削弱了紅軍的結果。這個錯誤是在1935年1月擴大的中央政治局的遵義會議時糾正過來了。”1938年10月，他在黨的六屆六中全會上所作的《論新階段》的政治報告中指出：“遵義會議糾正了在第五次反‘圍剿’斗爭中所犯的‘左’傾機會主義性質的嚴重的原則錯誤，團結了黨和紅軍，使得黨中央和紅軍主力勝利地完成了長征，轉到了抗日的前進陣地，執行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新政策。”1939年10月，他在《〈共產黨人〉發刊詞》中強調：“只有到了遵義會議（1935年1月在貴州遵義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以后，黨才徹底地走上了布爾什維克化的道路，奠定了后來戰勝張國燾右傾機會主義和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基礎。”1941年9月，他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所作的關于反對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的報告指出：“遵義會議，實際上變更了一條政治路線。過去的路線在遵義會議后，在政治上、軍事上、組織上都不能起作用了，但在思想上主觀主義的遺毒仍然存在。”他為這次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起草的書面結論草案（即《關于四中全會以來中央領導路線問題結論草案》）中指出：遵義會議“實際上克服了當作路線的‘左’傾機會主義”，解決了當時最主要的問題——錯誤的軍事路線、錯誤的領導方式和錯誤的干部政策，“實質上完成了由一個路線到另一個路線的轉變，即是說克服了錯誤路線，恢復了正確路線”。這個結論草案沒有形成正式決議，但它的許多重要內容和思想觀點，后來也都被吸收在《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任弼時在1944年起草的最早的決議草案稿，就是以毛澤東的這一結論草案為基礎的，主體部分的內容也基本相同。

在《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有8次直接提到遵義會議，除把六屆四中全會至遵義會議作為一個基本考察時段和指出遵義會議前后黨的路線轉變之外，重點在第三部分的最后集中回顧和評價了遵義會議前后糾正第三次“左”傾路線錯誤的歷史。其中指出：

“左”傾路線在實際工作中的不斷碰壁，尤其是中央所在地區第五次反“圍剿”中的不斷失敗，開始在更多的領導干部和黨員群眾面前暴露了這一路線的錯誤，引起了他們的懷疑和不滿。在中央所在地區紅軍長征開始后，這種懷疑和不滿更加增長，以至有些曾經犯過“左”傾錯誤的同志，這時也開始覺悟，站在反對“左”傾錯誤的立場上來了。于是廣大的反對“左”傾路線的干部和黨員，都在毛澤東同志的領導下團結起來，因而在一九三五年一月，在毛澤東同志所領導的在貴州省遵義城召開的擴大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得以勝利地結束了“左”傾路線在黨中央的統治，在最危急的關頭挽救了黨。

《決議》中用一整段論述，高度評價了遵義會議的歷史意義：

遵義會議集中全力糾正了當時具有決定意義的軍事上和組織上的錯誤，是完全正確的。這次會議開始了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中央的新的領導，是中國黨內最有歷史意義的轉變。也正是由于這一轉變，我們黨才能夠勝利地結束了長征，在長征的極端艱險的條件下保存了并鍛煉了黨和紅軍的基干，勝利地克服了堅持退卻逃跑并實行成立第二黨的張國燾路線，挽救了“左”傾路線所造成的陜北革命根據地的危機，正確地領導了一九三五年的“一二九”救亡運動，正確地解決了一九三六年的西安事變，組織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推動了神圣的抗日戰爭的爆發。

《決議》明確指出，“遵義會議后，黨中央在毛澤東同志領導下的政治路線，是完全正確的。‘左’傾路線在政治上、軍事上、組織上都被逐漸地克服了”。“我黨經過了自己的各種成功和挫折，終于在毛澤東同志領導下，在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軍事上，第一次達到了現在這樣高度的鞏固和統一。這是快要勝利了的黨，這是任何力量也不能戰勝了的黨。”

在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也曾多次論及遵義會議，在第一個歷史決議的基礎上又有一些新的闡發。比如1957年11月，他在蘇聯克林姆林宮住所同波蘭統一工人黨中央委員會第一書記哥穆爾卡會談時指出：我們黨現在這個核心領導是經過多少年才形成的？從1935年遵義會議開始到1957年，共23年，這么久的時間。1963年9月，他在會見印度尼西亞共產黨代表團時指出：“我們過去就是由先生抓著手學寫字，從1921年黨成立到1934年，我們就是吃了先生的虧。真正懂得獨立自主是從遵義會議開始的，這次會議批判了教條主義。”1964年11月，他特別為遵義會議會址題名“遵義會議會址”。這是毛澤東為革命舊址所作的為數不多的一幅題字，遵義會議在他心目中的地位由此可見一斑。

第二個歷史決議：“這在黨的歷史上是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

1981年6月召開的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是進入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后一次非常重要的會議。這次會議通過的《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回顧了新中國成立以前黨的歷史，總結了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歷史經驗，對一些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作出了評價，特別是正確評價了毛澤東同志和毛澤東思想，分清了是非，糾正了“左”右兩方面的錯誤觀點，統一了全黨思想，對推動黨團結一致向前看、更好推進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產生了重大影響。鄧小平作為起草這一《決議》的主持人，始終高度重視這項工作。在起草工作之初，他就明確提出了制定《決議》總的要求，強調要對過去的事情作出基本的總結，指出這個總結宜粗不宜細，總結過去是為了引導大家團結一致向前看。從1980年3月至1981年6月，鄧小平多次談過對決議稿起草和修改的意見，這集中體現在收錄于《鄧小平文選》第2卷的《對起草〈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意見》這篇文獻中。

與毛澤東一樣，鄧小平也是遵義會議的親歷者。1935年1月，他以中央秘書長的身份參加了遵義會議，并擔任會議記錄工作。在遵義會議上，鄧小平限于身份并沒有作正式發言，也沒有留下反映其活動的原始文字記錄，因而后來關于他是否參加了遵義會議，還曾一度成為遵義會議歷史研究中的一個疑點。1955年遵義會議紀念館建成開放時，當時所陳列的會議參加者名單中并沒有鄧小平。1958年11月，鄧小平在貴州視察時專程參觀了遵義會議會址，走進當年的會議室時，他肯定地說：“會議室找對了，會議就是在這里開的，我就坐在那個角落里。后面是蔣家大院，大家都住在那里，現在沒有房子了。原來那個院子結構復雜，幾進院子。在走廊上議論走四川的問題，那個時候覺得走廊很寬，現在窄了！”隨后在遵義會議紀念館派人查證時，周恩來等一些親歷者都證實鄧小平確實參加了遵義會議。1965年11月，鄧小平再次專程參觀了遵義會議會址和遵義市容。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鄧小平因此事反被污蔑“篡改歷史，硬把自己塞進遵義會議”，“是撈取政治資本”，他的照片也一度被從陳列室的墻上取了下來。面對污蔑，鄧小平很平靜地說：“我一生的歷史已經夠光榮的了，參加遵義會議也添不了我一份光榮，沒有參加遵義會議也抹殺不了我一份光榮。”2024年8月，習近平總書記在紀念鄧小平同志誕辰120周年座談會上的講話中，也特別提到鄧小平“親歷長征和遵義會議”。

作為遵義會議的參加者，鄧小平在革命戰爭年代和新中國成立后，曾多次論及這次會議，對其轉折意義和深遠影響給予高度評價。1943年11月，他在中共中央北方局黨校第8期開學時所作整風動員講話中指出：“我黨自從1935年1月遵義會議之后，在以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領導之下，徹底克服了黨內‘左’傾右傾機會主義，一掃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和黨八股的氣氛，把黨的事業完全放在中國化的馬列主義，即毛澤東思想的指導之下，直到現在已經九年的時間，不但沒有犯過錯誤，而且一直是勝利地發展著。”1962年2月，他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講話指出：“從1935年1月遵義會議以來，27年的歷史證明，我們的黨中央是一個好的黨中央。”1965年6月，他在同亞洲一位共產黨領導人的談話中說：“到了遵義，王明、博古路線不能繼續下去了，怎么辦？就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即遵義會議，才開始了毛澤東同志的領導。當時，毛澤東同志在遵義會議上采取了正確的方針，只是提出軍事路線的錯誤，還不提政治路線錯誤。”“毛澤東同志正確處理黨內問題的政策，使大家團結起來了，渡過了最困難的時刻，完成了長征。長征結束以后，毛澤東同志還沒有當總書記。當然，遵義會議以后，毛澤東同志就是我們黨的領導核心了。”1979年8月，他出席張聞天的追悼會并致悼詞，其中特別指出，在我黨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遵義會議上，張聞天根據中國革命實踐的檢驗和自己的親身體會，決然摒棄了王明的“左”傾路線，站到了毛澤東同志正確路線的一邊，擁戴毛澤東同志對全黨和全軍的領導。1981年4月，他在與朝鮮黨和國家領導人金日成會談時指出，毛澤東思想是在建黨以后，尤其是在遵義會議以后逐漸形成的，我們黨的七大肯定了毛澤東思想。

鄧小平在主持起草黨的第二個歷史決議的過程中，專門回顧了遵義會議的歷史。鄧力群對此回憶說：“這次起草《決議》的過程中間，查閱了一點歷史材料，根據這些材料，曾經寫成遵義會議實際上確立了毛澤東同志在紅軍和黨中央的領導地位。送給鄧小平同志看，他說這個事情他清楚。因為遵義會議時候他是黨中央的秘書長，是到了會的。”1981年3月26日，鄧小平在同《決議》起草小組負責同志談話時特別提到：“前天我去看陳云同志。陳云同志對修改決議稿又提了兩條意見。一是專門加一篇話，講講解放前黨的歷史，寫黨的六十年。六十年一寫，毛澤東同志的功績、貢獻就會概括得更全面，確立毛澤東同志的歷史地位，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也就有了全面的依據。這個意見很好，請轉告起草小組。”根據陳云、鄧小平的意見，《決議》第一部分就是“建國以前二十八年歷史的回顧”，從而進一步拓寬了《決議》的歷史視野和立論基礎。

《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制定和通過，標志著黨在指導思想上的撥亂反正勝利完成。在《決議》的第一部分，單獨用完整的一段話言簡意賅地高度評價了遵義會議：

一九三五年一月黨中央政治局在長征途中舉行的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同志在紅軍和黨中央的領導地位，使紅軍和黨中央得以在極其危急的情況下保存下來，并且在這以后能夠戰勝張國燾的分裂主義，勝利地完成長征，打開中國革命的新局面。這在黨的歷史上是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

黨的第二個歷史決議通過后，鄧小平又在講話中多次論及遵義會議。1982年12月，他閱看中共中央黨史資料征集委員會《關于遵義會議若干情況的調查報告》，并作出批示。1984年8月，他為遵義紅軍烈士紀念碑題詞“紅軍烈士永垂不朽”，并為遵義紅軍總政治部舊址題名。同年12月，他審閱中共中央宣傳部關于召開遵義會議50周年紀念會的方案，并作出具體指示。1987年10月，他在會見匈牙利社會主義工人黨總書記卡達爾時指出：“從歷史上看，我們的民主主義革命也是在糾正‘左’的錯誤之后才走上勝利的道路的，標志就是遵義會議。這次會議結束了王明‘左’傾冒險主義在黨中央的統治，確立了毛澤東同志在黨中央的領導地位。”1989年6月，他在同幾位中央負責同志談話時強調：“在歷史上，遵義會議以前，我們的黨沒有形成過一個成熟的黨中央。從陳獨秀、瞿秋白、向忠發、李立三到王明，都沒有形成過有能力的中央。我們黨的領導集體，是從遵義會議開始逐步形成的。”這些重要論述，既是對黨的第二個歷史決議的重要補充，也充分反映了遵義會議的重要影響和現實啟迪。

第三個歷史決議：“開啟了黨獨立自主解決中國革命實際問題新階段”

2021年11月召開的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是在重要歷史時刻、重大歷史關頭召開的一次重要會議。這個重要歷史時刻，就是黨成立100周年的歷史時刻；這個重大歷史關頭，就是黨和人民勝利實現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正在向著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邁進的歷史關頭。這次會議最重要的成就，就是通過了《關于黨的百年奮斗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決議》回顧黨的百年奮斗歷程，總結黨的百年奮斗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著重闡釋新時代黨和國家事業取得的歷史性成就、發生的歷史性變革，并對實現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提出明確要求，既是新時代中國共產黨人牢記初心使命、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政治宣言，也是以史為鑒、開創未來、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行動指南。習近平總書記對《決議》起草工作高度重視，成立了由他親自擔任組長，黨和國家有關領導及有關中央部門和地方負責人參加的文件起草組，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會領導下承擔決議的起草工作。習近平總書記對紅軍長征、對遵義會議都始終高度重視、深情關注，先后多次作出重要論述，這些都在黨的第三個歷史決議中得到了充分的體現。

2015年6月，習近平總書記在貴州調研考察期間，首站就選擇來到遵義。16日上午到貴州后，直接驅車趕往遵義市鳳凰山南麓的紅軍山烈士陵園，向紅軍烈士紀念碑敬獻花籃，肅立鞠躬、緩步繞行瞻仰，表達對紅軍烈士的崇敬之情。16日下午，他參觀了遵義會議會址和遵義會議陳列館，聽講解、看實物、觀圖片，不時詢問紅軍長征和遵義會議的有關情況。在遵義會議的會議室，他駐足凝視，這里按當年開會時的場景擺放著桌椅，墻上掛著全部參會人員照片。他強調指出，遵義會議作為我們黨歷史上一次具有偉大轉折意義的重要會議，在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堅持走獨立自主道路、堅定正確的政治路線和政策策略、建設堅強成熟的中央領導集體等方面，留下寶貴經驗和重要啟示。我們要運用好遵義會議歷史經驗，讓遵義會議精神永放光芒。

2016年10月21日，在紀念紅軍長征勝利8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習近平指出：長征是一次檢驗真理的偉大遠征，“長征途中，黨中央召開的遵義會議，是我們黨歷史上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這次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同志在紅軍和黨中央的領導地位，開始確立了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馬克思主義正確路線在黨中央的領導地位，開始形成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這是我們黨和革命事業轉危為安、不斷打開新局面最重要的保證”。

2021年2月，牛年春節即將到來之際，習近平總書記再次到貴州考察調研。他在講話中指出，當年長征時，紅軍在貴州活動時間最長、活動范圍最廣，為我們留下寶貴精神財富。遵義會議是我們黨歷史上一次具有偉大轉折意義的重要會議。這次會議在紅軍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和長征初期嚴重受挫的歷史關頭召開，確立了毛澤東同志在黨中央和紅軍的領導地位，開始確立了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馬克思主義正確路線在黨中央的領導地位，開始形成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開啟了我們黨獨立自主解決中國革命實際問題的新階段，在最危急關頭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挽救了中國革命。他強調，遵義會議的鮮明特點是堅持真理、修正錯誤，確立黨中央的正確領導，創造性地制定和實施符合中國革命特點的戰略策略。這在今天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在前進道路上，要戰勝各種風險挑戰，必須實事求是、堅持真理，科學應變、主動求變，咬定目標、勇往直前，走好新時代的長征路。

自2021年3月中央政治局決定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重點研究全面總結黨的百年奮斗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問題并成立文件起草組后，習近平總書記始終引領全會文件起草工作沿著正確方向前進，使《決議》聚焦總結黨的百年奮斗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突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這個重點，對重大事件、重要會議、重要人物的評價注重同黨中央已有結論相銜接。在十九屆六中全會上，他就《決議》起草的有關情況向全會作了說明。全會通過的《決議》，在第一部分“奪取新民主主義革命偉大勝利”中，對遵義會議如此記述：

一九三五年一月，中央政治局在長征途中舉行遵義會議，事實上確立了毛澤東同志在黨中央和紅軍的領導地位，開始確立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馬克思主義正確路線在黨中央的領導地位，開始形成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開啟了黨獨立自主解決中國革命實際問題新階段，在最危急關頭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挽救了中國革命，并且在這以后使黨能夠戰勝張國燾的分裂主義，勝利完成長征，打開中國革命新局面。這在黨的歷史上是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

在這樣一份關于黨的百年奮斗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文件中，對遵義會議以獨立成段的形式進行重點敘述和高度評價，足見其在百年黨史上的特殊地位。《決議》中的這一段論述，以習近平總書記關于遵義會議的重要論述為依據，與前兩個歷史決議以及此前的宣傳口徑和研究成果相比有很大的理論創新，體現了馬克思主義與時俱進的理論品格。

90年前的遵義會議，不但影響了其后中國乃至世界的歷史走向，也豐盈了中國共產黨人的精神血脈。2021年2月，習近平總書記在黨史學習教育動員大會上的講話中指出，我們黨在一百年的非凡奮斗歷程中，形成了井岡山精神、長征精神、遵義會議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紅巖精神、抗美援朝精神、“兩彈一星”精神、特區精神、抗洪精神、抗震救災精神、抗疫精神等偉大精神，構筑起了中國共產黨人的精神譜系。這就把遵義會議精神置于中國共產黨人精神譜系中相當重要的位置。

同年9月，黨中央批準了中央宣傳部梳理的第一批納入中國共產黨人精神譜系的偉大精神，遵義會議精神也被納入其中。遵義的紅色品牌是轉折之城、會議之都，遵義會議的鮮明特點是堅持真理、修正錯誤，遵義會議精神的科學內涵是堅定信念、堅持真理、獨立自主、團結統一，這是歷史留給我們的寶貴精神財富。

歷史長河滔滔不息，歷史車輪滾滾向前。從1935年到2025年，90年的時光倏忽已逝。90載承前啟后創偉業，90載繼往開來譜華章。在新時代新征程上，我們要貫徹落實習近平總書記的重要指示，運用好遵義會議歷史經驗，讓遵義會議精神永放光芒，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勠力奮斗、續寫輝煌。

本文為《黨史博采》原創
未經許可不得轉載
侵權必究
維權支持：河北冀能律師事務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