賀老總曾講過這樣一句話：

“毛主席講，有的人向外發展，有的人向內發展，康生就是個外向的人物，要名譽，要地位，花里胡哨；任弼時是個內向的人物，他是向內發展的，就是說在自己身上下功夫，不斷地充實提高自己。”

原來曾擔任過任弼時秘書的師哲，認為賀老總這句話講得很有道理。

有意思的是，據師哲自己回憶，當年在延安時，康生曾看他很不順眼，但因為師哲是在任弼時那里工作，康生才保持了對他的客氣。

師哲曾問康生：

“你為什么這樣害怕任弼時？”

康生坦言：

“我在上海大學讀書時，弼時是我的老師。”

師哲晚年回憶起當時的場景，還忍不住搖頭：

“現在想來，恐怕更重要的原因是任弼時一身正氣，康生不敢觸犯，更不敢得罪。在那個時期，人們注意到康生只怕兩個人：一個是任弼時，另一個是毛主席。”

一

聊起任弼時，很多人都會想到五大書記。

五大書記是毛主席、周恩來、朱老總、劉少奇、任弼時。

在很長一段歷史時期里，任弼時是黨的領導人之一，如果不是1950年因病早逝，任弼時還會是國家領導人之一。

有意思的是，在查資料的過程中，很多人都這樣寫，任弼時如果不早早去世，會授予什么軍銜？

有人煞有介事的分析稱，任弼時出任過紅二方面軍政委，抗戰時期出任過八路軍總政治部主任，認為他怎么樣也應該是個元帥。

其實這樣的分析有失偏頗。

任弼時年紀雖然不大，但是在黨內資歷非常老，1904年出生的任弼時1920年就加入了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1922年在莫斯科加入中國共產黨，當時還不滿20歲。

1924年，任弼時回國后被安排到上海大學教俄語（當時上海大學是國共合作時期中國共產黨主導創辦并實際領導的第一所正規大學），期間康生也在上海大學學習。

這也是康生后來提及任弼時是他老師的一個重要原因。

當然，任弼時回國初期最初只負責宣傳工作，直至后來大革命失敗。

1927年4月27日，黨的五大在在武漢召開，這次會議是為了應對大革命失敗，決定中國共產黨未來前途命運的一次會議。

任弼時作為代表出席了五大，并在會上當選為中央委員，在黨當時面臨“右”傾投降主義危險的時候，屢次致書陳獨秀，要求改變策略。

1927年8月7日，任弼時出席了在漢口召開的八七會議，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委員。

1928年六大，任弼時仍然當選中央委員。1931年六屆四中全會上，任弼時當選政治局委員。

盡管年輕，但任弼時在那個風雨飄搖的年代，始終能夠對局勢做出正確的分析，這也使他能夠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始終居于黨的領導崗位上。

不過中央后來由于受到左傾錯誤影響，博古認為任弼時執行進攻路線不積極，所以免去了他中共蘇區中央局組織部長職務，調任中共湘贛省委書記，不久后兼任湘贛軍區政委。

任弼時雖然受到了一定程度打壓，但他中央委員、政治局委員的身份還在。

1934年，蕭克、王震率領紅六軍團西征（當時任弼時隨軍行動），與賀龍、關向應率領的紅三軍會師，當時雖然沒有成立軍團指揮部，但紅三軍恢復紅二軍團的番號，任弼時出任紅二軍團政委，紅二、六軍團的整體指揮就落在了賀龍、任弼時身上。

后來同紅四方面軍會師以后，也是任弼時力主北上與中央紅軍會師，才挫敗了張國燾的陰謀。

時任紅四方面軍政治部副主任的傅鐘回憶，當時任弼時曾找他談話。

“北上有沒有決議？”

傅鐘答：有。

任弼時繼續問道：

“有，為什么不執行？！”

傅鐘記得很清楚，任弼時當時這簡單的兩句問話，把他問的冒了汗……

二

抗戰爆發后，任弼時出任八路軍政治部主任、中央軍委總政治部主任，但任職時間很短。

1938年3月，任弼時作為中共中央代表赴莫斯科向共產國際匯報中國抗戰形勢與中國共產黨的工作和任務。師哲也是在這段時間里擔任他的秘書。

當時，中共中央與共產國際雖然取得了聯系，但受限于條件，通訊很差。

任弼時1940年3月回國后，帶回一部電臺，在中央指示下，成立農村工作部，專門負責與蘇聯聯系，有了任弼時作為中轉后，共產國際總算才能有效理解中共中央的政策。

除了部分電報由師哲翻譯外，一些機密的電文通常都是由任弼時直譯，直接送毛主席，毛主席起草的電文，也是他們兩人譯成俄文后傳遞。

這項工作后來一直維持到1943年共產國際解散。

這期間一些重要的電文，都是由任弼時保管的。

總的來看，任弼時雖然長期在蘇聯，在毛主席身邊的時間也很短，但他卻能很好的理解毛主席的意思，特別是他對國內革命形勢也有很清醒的認識，這也是他能夠躋身黨的領導人的重要原因。

1938年9月，黨的六屆六中全會以后，中央書記處替代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行使職能。

任弼時從1940年3月回國后就參與書記處的工作，到1943年中央政治局會議后，劉少奇、任弼時被選入書記處，任中央書記處書記。

這當中有一個變化的過程。

從1937年黨便開始籌備召開七大，還成立了七大籌備委員會，當時任弼時還在前線，并不在其中，而負責七大籌備工作的負責人是時任七大籌委會秘書長的王明。

對王明的問題，過去其實我們聊得多了，特別是他抗戰后回國后，一系列不著四六的言行，在黨內并不得人心。

據師哲回憶，王明曾有段時間負責西北局的工作，但他的實際工作能力很差，惹來很多非議，時任西北局書記的高崗就曾向毛主席抱怨：

“原來我們以為蘇聯的飛機給我們帶來什么好東西，卻不知道原來是禍從天降。”

任弼時后來回國后，就分管了西北局的工作，并同時擔負了中組部以及工、青年、婦女工作。

鑒于任弼時出色的能力，中央在他回國后不久，就點名他出任七大籌委會秘書長，負責籌備召開七大，但因為后來皖南事變，所以七大就被推遲了，但這份工作任弼時一直抓著，時不時要向中央請示。

久而久之，任弼時就參與到了中央的工作中，那時任弼時雖然沒有正式職務任命，但他其實就是中共中央的秘書長，并協助毛主席領導整風運動和大生產運動。

1941年“九月會議”上，任弼時被正式任命為中共中央秘書長，負責書記處的日常工作。

應該指出的是，當時張聞天還在中央書記處任書記，但他那時的工作重心已經不在書記處，而是負責宣傳、干部教育和理論研究等工作，到1942年張聞天申請到晉西北農村進行一年多的考察，中央書記處的日常工作則完全由任弼時負責了。

張聞天那時工作重心雖然已經轉移，但任弼時仍然對他保持了相當的敬重，兩人的關系始終很好。

三

任弼時的工作特點就是謙厚而不失威嚴，哪怕是后來成為黨的領導人以后，和身邊的人相處也都很融洽。

當時中央辦公機構尚未形成健全的辦公制度，工作秩序很混亂。

據師哲回憶，他和任弼時剛搬到楊家嶺辦公的時候，一個軍委姓李的秘書派警衛員送來一張條子，上面寫著：

“弼時同志，聽說英文打字機在你哪里，請速送來。”

當時任弼時已經是黨的領導人，這張條子未免無禮，就連師哲看了以后都很生氣，唯獨任弼時笑呵呵的，但他也沒去送打字機，而是等那人上門來取。

任弼時后來健全黨的中央機構以及組織工作，就是從這一些小事開始的。

當時籌備七大召開，需要逐個審核七大代表的資格，這是一項細致的工作，不少被推選為代表的人身上，身上或多或少都有些錯誤。

但面對問題，任弼時從來不疾言厲色的批評他們，而是循循善誘，耐心教導，讓他們主動承認自己的錯誤，使得七大代表中有幾名有“污點”的干部承認了自己的問題。

在領導干部工作中，任弼時曾有過這樣一句話：

“無論對干部或群眾都不能采用高壓手段，不能威懾，不能使人害怕，因為那樣會因懼怕而畏法，而疏遠，而不講真話，那樣就無法弄清真實情況，從而也就使問題無法得到澄清和解決了。”

師哲后來深受任弼時工作風格的啟發，后來他曾深有感觸的說：

“正因為弼時善于同干部、群眾商量問題，征詢意見，采納別人的建議，所以他的指示和意見較易得到正確的貫徹執行。”

中央五大書記，是1945年4月七屆一中全會以后形成的，但周恩來、朱老總是七屆一中全會上才被選入的，任弼時早在兩年前就已經是中央書記處書記，可見他在這一時間段內發揮的重要作用。

還有個歷史細節值得一提。

任弼時負責籌備七大期間，各項工作事無巨細。

當時，任弼時還負責籌建了召開七大的會議地點——楊家嶺禮堂，這個禮堂至今仍在。

據說胡宗南后來攻入延安后，曾考慮拆掉過這個禮堂，后來問了當地人才知道，這個禮堂構造十分巧妙，哪怕拆一塊磚下來，都有可能導致禮堂坍塌，所有人都擔心拆的過程中造成坍塌被砸死，故而只能放棄這個打算。

有一點非常遺憾，就是任弼時去世太早，1950年去世年僅46歲。在五大書記中，任弼時年齡最小，和鄧公是同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