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覃在昨天發布了《115師的兩起“桃色事件”：兩員高級將領，其一慘死，另一做漢奸》一文到“覃仕勇說史”上，文中講到了，湖邊地委的組織部長王須仁，伙同一一五師蘇魯豫支隊政治部主任兼第四大隊政委王鳳鳴，合謀做局，制造了湖西事件。

他們在搞掉了區黨委之后，又把目光投向了蘇魯豫邊區，聲稱蘇魯豫邊區的黨，都是由“托匪”發展起來的，務必追根問底，斬盡殺絕。

為此，他們讓蘇魯豫邊區黨委書記白子明下發文件到各地委、中心縣委、縣委和各縣地方部隊，要求區委委員以上的干部，在指定日期到蘇支第四大隊“受訓”。

這個“受訓”過程，其實就是受審、受刑，最終被迫屈打成招的過程。

有一位名叫郭仙的女干部，迫于王須仁的淫威，反映了一些她和白子明之間的個人感情問題。

王須仁大受啟發，逼供加誘供，逼迫郭仙供認出一個所謂的“總支”。

郭仙吃盡了苦頭，無從應對，最后，但凡王須仁想要什么樣的口供，她就說什么樣的口供，直到把邊區婦聯主任孔真、婦女隊副隊長金彩鳳及黃佑仁、路光前、馮景儀、王昌恩等一大批人都說成了“總支”成員。

毫無意外，這一大批人全部被捕了。

通過這件事，王須仁認為婦女比較容易供認，就加大了對郭仙，以及孔真、金彩鳳等幾位女干部的摧殘力度，又無中生有地構陷出了一個新的所謂“托蘇魯豫省委”，把省委書記陳籌說成是“托省委”的書記，把劉劍、孫兆立、郝中牟等人說成是骨干……并將這些人全部逮捕。

陳籌和劉劍等人，受刑不過，又按照王須仁的說法，供出了一套在“托”省委之上的所謂的“托匪組織”——“托華東局”，成員為山東分局統戰部部長郭子化，支隊第四大隊政治部主任羅榮生等。

又說蘇支四大隊中存在有一個“托總支”，成員有蘇魯豫邊區人民抗日義勇隊第二總隊指揮長李貞乾、蘇支副支隊長兼第四大隊大隊長梁興初等。

說起來，李貞乾可是蘇魯豫邊區的創始人。早在1937年9月，在八路軍主力部隊115師尚未入魯之前，他就一手一腳地創建了共產黨直接領導下的湖西人民抗日義勇隊第二總隊，在湖西地區擁有很高的威望。

可是，王須仁在手拿槍桿子的王鳳鳴的支持下，把毒手伸向了李貞乾。

對王鳳鳴而言，他的最大障礙不是李貞乾，而是和他一樣，手執兵權的蘇支副支隊長兼第四大隊大隊長梁興初。

他瞅準了梁興初外出去向支隊長彭明治匯報工作之機，帶兵埋伏，待梁興初出現，一擁而上，把梁興初捆了個結結實實。

為了徹底整倒梁興初，王須仁和王鳳鳴故技重施，指控年僅18歲的女黨員張令儀“利用美人計破壞革命”，讓人把張令儀反綁四肢，按倒在長凳上殘暴地進行毒打，并把一捆燒紅的香火按到了張令儀的臉上、頸脖上，逼迫張令儀按照他們事先編好的情節“認罪”。

張令儀是山西省汾陽縣人，出生于1921年，1934年進入建有地下黨組織的銘義中學讀書，得到了以校長余心清為首的一批有地下黨員身份的老師的熏陶，一心報國。

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后，銘義中學被迫先后遷往臨汾、陜西和四川。

張令儀認為山河破碎，國難當頭，讀書是次要的，參加抗日才是當務之急。

她和兩個同學沒有隨校遷移，而乘火車直奔臨汾西帽兒劉村鎮，前往中共北方局八路軍駐晉辦事處請求加入八路軍學兵隊。

說來也巧，接見他們的就是后來的開國少將，當時的學兵隊大隊長何以祥，因此得以完成了“投筆從戎”的蛻變。

張令儀晚年回憶，在學兵隊學習時，很多課程是由黨的負責同志親自講授。

這其中，劉少奇負責講游擊戰爭中的各種政策問題；楊尚昆負責講游擊戰爭的政治工作。

此外，陳克寒、彭雪楓等都出現在講臺上講過課。

1938年元月，她們到趙城縣八路軍總部隨營學校學習，還有幸聆聽了朱德總司令的報告。

此后，張令儀堅決要求去臺兒莊大戰前線。

但是，當她們一行8人千里迢迢到達山東省地委所在地時，臺兒莊戰斗已經結束了。

她們留在了湖西抗日義勇宣傳隊工作。

1939年6月，尚不足18歲的張令儀當上了江蘇豐縣動員委員婦女部長。

誰也沒有想到，噩運突如其來地降臨到了她的頭上。

王須仁和王鳳鳴一口咬定她“利用美人計破壞革命”，對她施行各種慘絕人寰的刑罰，要她交代出所謂“梁興初中了美人計、加入托派組織”的“事實”。

張令儀小小年紀，不堪凌辱，最終屈打成招。

梁興初也因此百口莫辯，只能坐以待斃。

幸好蘇魯豫支隊的支隊長彭明治及時把情況反映給了115師師部。

羅榮桓和郭洪濤、張經武等人匆匆趕來，平息了整個湖西事件。

梁興初得以重返戰場，百戰沙場，于1955年被授予中將軍銜。

張令儀被解救之后，在羅榮桓的親自過問下，分配到了魚臺縣工作，任縣委婦女科科長，后又到山東抗大學習。

對于被屈打成招的“供狀”，她悲憤莫名地說：“假的，全是假的，全是按照他們所說‘招供’的，我連梁興初都沒見過，怎么對他使用美人計？”

張令儀非常長壽，1985年，她在上海第一醫學院醫管處處長的任上光榮離休。

2021年6月25日，她還以百歲高齡參加了上海慶祝建黨一百周年的大型活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