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淤泥而不染”，這是北宋大文豪周敦頤對蓮花的贊美，而后世則習慣用它來贊美那些身處惡劣、污濁的環境中卻還能保持清高不染品質的人。

然而，盡管人人對此境界心向往之，但在俗世洪流之中，卻往往難以招架住各種糖衣炮彈的攻擊，最終不得不敗下陣來，成為一個所謂的“俗世中人”。

原總參謀長秘書李必達，當年就曾身處于這樣的困境之中。

說起李必達，可能很多人會比較陌生，但說起林總“四大金剛”之一的黃永勝，大家就非常熟悉了，而這個李必達，早年就曾擔任過黃永勝的貼身秘書。

李必達是湖南漢陽人，1940年12月出生，早年就讀于中南政法學院。1964年，李必達從學校畢業后，恰逢廣州軍區從全國選召應屆生入伍，李必達幸運入選。要知道，當時廣州軍區在全國范圍內所選招的名額僅有140個，所以足以看出他當時是有多么地幸運。

但李必達的“運氣”遠不止于此。1967年11月，他被調到廣州軍區司令部當秘書，而后不久，他又被派到了黃永勝的身邊，成了黃永勝的貼身秘書。

作為“四大金剛”之一的黃永勝，當時官居廣州軍區司令員，1968年3月“楊、余、傅事件”發生后，在林的提議下，黃永勝又當上了解放軍總參謀長，可謂位高權重。

隨后，李必達跟隨黃永勝一起進京赴任，繼續擔任黃永勝的秘書。那年，李必達27歲，可謂少年得志，風光無限。

然而，人有時候“升”得太快也不是什么好事！進京沒多久，李必達就發現自己陷入了一場政治旋渦之中。

來到北京后，他親眼目睹了江、林兩個小集團之間的爭權奪利、爾虞我詐，這讓一向堅持原則的李必達非常反感。但即便身處的環境非常復雜、惡劣，李必達始終堅守著自己的初心和原則，始終沒有動搖。

當然了，李必達也深知不能長期待在這樣的環境之下，但又不好直接給黃永勝坦白，最后思來想去，只好選擇側面出擊，他向黃永勝的妻子項輝方坦言：他在基層工作的時間太短，更沒有帶過兵、打過仗，實在難以擔任總長秘書一職，所以如果可以的話，就請首長將他下放到基層去工作一段時間。

對于李必達的請求，項輝方不僅表示贊同，而且還專門給他挑了一個地方——北京衛戍區作戰值班室。此外，項輝方還要求說：有什么情況要及時向首長（黃永勝）匯報。

眾所周知，當時的北京衛戍區司令員，正是打響抗美援朝第一槍的開國中將——溫玉成將軍。

在奉調進京以前，溫玉成在廣州軍區擔任參謀長、副司令員長達10年之久。

特殊時期開始后，溫玉成也曾一度受到過沖擊，但好在有老首長林總出面，他才得以保全。在“楊、余、傅事件”后，他跟黃永勝一起被調到北京，擔任副總參謀長兼北京衛戍區司令員，可謂扶搖直上。

頗為有趣的是，當時江青也看中了這位戰功赫赫的將軍，于是便讓他代管樣板戲團。原本兩個小集團就不對付，而溫玉成又是林提拔起來的，于是便開始對他懷疑起來。所以，項輝方讓李必達到北京衛戍區作戰值班室去鍛煉，其目的也就不言自明了。

不過，李必達也不傻，他深知到這里去并非鍛煉，而是充當他們監控溫玉成的工具而已，所以他當即就給拒絕了。

但項并未因此而善罷甘休，在這之后，她又幾次三番地動員李必成去，但無論她如何勸說，李必成始終沒有答應。李必達的不配合，讓項輝方很是氣惱。

項輝方認為，這個李必達已經不再忠誠了，于是便想方設法地給他找麻煩。不久后，李必達就被派去燒鍋爐，接著又被安排到北京針織總廠勞動。

盡管接連受到“特別對待”，但李必達并沒有感到失落，相反還有點高興，畢竟自己終于從旋渦中跳了出來。但很快，李必達就了解到了這個小集團在“九大”期間的種種不軌行為，他擔心在后面的大會上還會有所行動，于是便決定給中央和毛主席寫信，揭發他們。

不過，鑒于他當前的處境，就算把信寫好了也很難呈遞上去。而這時，李必達突然想到了一個人，那就是——溫玉成。他以為溫玉成與黃永勝之間有矛盾，所以應該會幫他把信呈遞上去，于是就直接把信交給了他。

但李必達還是太年輕了，他不知道這封信的份量有多重，牽涉到的干系有多大，即便溫玉成與黃永勝之間有矛盾，即便他與這個小集團不合，但在當時的情況下，他還是做不到像李必達一樣率真、果敢，他還是要權衡好以后才能作出決定。

對于溫玉成來說，這封信無疑是一個燙手的山芋，而他的顧慮重重也讓李必達深感事關重大，于是，在回到住處后，他又立即提筆給中央寫了一封信，并通過總參謀部機要局寄出。

不得不承認，李必達的做法十分冒險，畢竟那時黃永勝還是總參謀長，倘若信件沒有順利寄出并落到了他的手上的話，其后果不言而喻。

但幸運女神又一次眷顧了他，李必達的這封揭發信順利寄出，并且對方已經收到了。

在得知信已收到的消息后，李必達既高興又擔心，因為這就意味著那個小集團是不會放過他的，而就算這封信沒有讓他“暴露”，那么他之前交給溫玉成的那封信呢，又會不會讓他“暴露”呢？

果然，最擔心的事情還是發生了！

沒過多久，李必達交給溫玉成的那封信真就落到了林的手里，而毫無疑問，李必達隨后便遭到了逮捕，被關進了廣州軍區監獄。期間，黃永勝派專人來對他進行審訊，要求他“認罪”。

但李必達何罪之有？在審訊過程中，他始終堅持真理、實事求是，既沒有亂說一句話，也沒有亂指認一個人，反而還常常把負責審訊的工作人員懟的啞口無言。

李必達的不配合，讓黃永勝等人大為惱怒，于是便開始下令降低他的待遇，試圖以此來迫使他低頭認罪。在此期間，李必達的身心遭受了巨大地折磨，但即便如此，他始終不為所動、拒不配合。

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在周總理的親自過問下，李必達終于恢復了自由，后被安排在總參謀部軍訓部當參謀。

然而，對于李必達的考驗還沒有結束，1973年后，李必達又差點受到另一個小集團的迫害，最后還是在張才千將軍等人的保護下，他才得以幸免。

1979年，李必達參加完對越自衛反擊戰回京后，先后擔任過司法部辦公廳秘書、副主任、主任等職，此后又歷任律師司司長、商標局常務副局長、公平交易局局長等職。

盡管在此期間，他的仕途也曾因為所謂的“歷史問題”遇到過阻礙，但他總能一次次化險為夷，而究其原因，還是他自身本就是一個光明磊落的人。

總之，無論是順境還是逆境，李必達始終都能保持著積極樂觀的心態，始終堅守著初心和底線。

2001年，年過花甲的李必達正式退居二線。退休后，李必達終于可以把心思全部投入到他酷愛的書法上去了。就在退休當年年底，他就在中國美術館舉辦了個人書法藝術展。

在這之后，他又先后在武漢、成都、上海等地舉辦過書法藝術展，而隨著名氣地不斷升高，他的作品價值也在不斷升值，不僅是喜好書法者爭相競拍的對象，還經常作為禮品贈送給外國使節。

事實上，李必達自幼練習書法，從小就寫得一手好字，他后來被調到黃永勝身邊工作，跟他的這一特長也不無關系。所以，李必達的故事也告訴我們，人還是應該要有一技之長，說不定它會讓你的人生實現逆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