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個時代都有屬于自己的地標，讀懂這個地標，也就讀懂了這個時代。

80年代的地標，是上海靜安寺路，人們在那里“打樁模子”（滬語：私下交易），一張張國庫券和股票認購券，激蕩成資本市場的風起云涌；

90年代的地標，是北京央視梅地亞中心，“標王”們在這里一戰成名，又身敗名裂，寫下那個時代的機遇與癲狂；

千禧年之后，上海浦東和虹橋新區的咖啡廳站上舞臺中央，無數金融和地產的造富神話在這里上演，又在喧囂過后重歸寂靜。

而當下的時代地標，則屬于杭州，更準確一點，是環繞西湖，遍布拱墅區和濱江區無數大大小小的創業園：

宇樹科技王興興的機器人在這里接受“地獄訓練”，DeepSeek締造者梁文鋒在這里用“足夠復雜”的量化金融給大模型“練手”，結果“一不小心”就做出了一個頭部量化私募基金。

強腦科技韓壁丞在這里盤算著腦機接口的計算架構；從武漢輾轉至深圳，又北上杭州的游戲科學馮驥，更是在這里走完了“取經之路”最精彩的一段。

再加上云深處科技的朱秋國和群核科技的黃曉煌，如今名震八方的杭州“科技六小龍”，就散落在這些星羅棋布的創業園中。最南端的馮驥開車找最北端的朱秋國吃飯，只要40分鐘。

人們驚訝于“六小龍”一夜之間同時涌現，但其實所有相遇都并非偶然，背后自有引力。它來自人與人之間的相互作用，來自時代風口，也來自城市本身。

“六小龍”里，馮驥應該是最特別的一位，他是跨界跨得最狠的——大學讀的生物醫學工程，轉頭就去做了游戲。

這不像是一個成功故事的開頭，反而很像一個年輕人荒廢的開始。2004年，沉迷魔獸世界的馮驥放棄考研，還給自己取了個“三和大王”的網名，借指與三和大神們同款的草莽和頹廢的精神氣質。

和一桌子學霸精英相比，馮驥是那個格格不入的異類。但不是一類人吃不到一桌去，馮驥身上，有屬于那個時代創業者們的典型特征。

那就是充滿反叛精神，敢于打破常規，挑戰權威。

2007年，在珠海留下一棟超大爛尾樓的史玉柱東山再起，帶著巨人網絡在紐交所上市。他收割的不止資本市場的驚訝目光，還有玩家們的錢包，因為在游戲《征途》中，他搞出了個新鮮玩意——道具收費。

由此，游戲制作逐漸變了味。“持續盈利”和想方設法“讓用戶在里面呆上成千上百個小時”取代趣味性，成了游戲設計核心。

這是一場災難。只是當大多數人還在憤怒和無奈中迷走之際，25歲的網癮青年馮驥難解胸中郁結，洋洋灑灑，寫就6000字雄文一篇，題為《誰謀殺了我們的游戲》。

這是一個年輕人對資本宣戰的檄文，它展現的是一種與眾不同的躁動。一年后，馮驥加入騰訊，擔任《斗戰神》的主策劃，這款游戲被認為是《黑神話·悟空》的雛形。

同樣不安分的還有梁文鋒和王興興，不過他們不打游戲，他們酷愛手工。

在DeepSeek杭州總部的展示廳里，一進門就能看到一個與周圍環境十分不協調的擺件。

那是一臺90年代的“飛躍牌”收音機，它被放在了這家以一己之力“干翻”美股，逼得ChatGPT主動開放注冊的企業的顯眼位置。

它是梁文鋒初中時期最重要的“玩具”，對一個普通家庭來說，收音機在20世紀末尚屬金貴物件，拆解它這件事本身，就需要十足的勇氣和“叛逆”。

而梁文鋒足足拆解了30多次，一番折騰后的收獲，是“所有偉大的創新，都始于對現狀的‘不合理’拆解”。

此后梁文鋒的所有動作，都以這一啟發為原點——用AI打破傳統股票交易的桎梏，拒絕接受“從天而降的摩爾定律”，直到“AI界拼多多”橫空出世。

梁文鋒偏愛跟收音機較勁，王興興卻是來者不拒。航模、電子產品、充電電池、電機拆了再裝上只是小場面，自制顯微鏡、木質飛機更是不在話下。

這種愛好讓他付出了不少代價，他的右手虎口上有幾道刀痕，大拇指有一層老繭，比這嚴重得多的是，他英語奇差，英語老師曾表示其“幾百次考試只有三次及格”，也因此與浙大失之交臂。

這甚至成了王興興此后為數不多的“槽點”之一，人們調侃宇樹科技之名源自王興興對英語的“復仇”，因為“語數不要英”。

除了上述三位，“六小龍”里另外幾位的“另類”表現，也不遑多讓：

韓壁丞在哈佛讀博士的時候，研究的腦機接口無人看好，他常做的事情是戴上機械手洗頭，以此測試手臂的靈活度，據說一天要洗四次；

群核科技黃曉煌從伊利諾伊大學碩士畢業后進了英偉達，幾年后辭職下海，因為“云端軟件”與國際主流基本同步，最有機會超英趕美；

云深處科技的朱秋國，在波士頓動力被當做行業標準的液壓驅動系統面前，毅然選擇截然不同的電機驅動路線，驚艷眾人。

在這些充滿戲劇性的經歷中，藏著某種共性。

他們或“不務正業”，或打破“成熟”工業制造和應試教育體系的權威，或孤身走窄門，人們將他們奉為“天才”，殊不知天才與“笨鳥”最大的差別并非智力，而是前者往往不愿意研究如何精準地揮動翅膀。

這是創業者的共性，這種共性是他們彼此吸引的基礎。

第二層引力，來自時代賦予。

作家馬爾科姆·格拉德威爾在《異類》中列舉了一系列頗為意外的巧合，頗讓人印象深刻的，是比爾·蓋茨和喬布斯都出生于1955年。

那是個巧妙的年份，它確保了兩人在大學畢業或輟學的時候，個人計算機行業剛剛起步，太早則無法擁有個人計算機，太晚則個人計算機革命的先機又將被他人搶占。

類似的巧合同樣存在于國內互聯網創業者中：丁磊、李彥宏、馬化騰、雷軍都是在20世紀60年代末70年代初出生的，而互聯網在國內興起之時，正是這群人畢業兩年左右。

說到底，成功者從來都是歷史與環境的產物，所謂“命運的安排”，也不過是機遇與積累的結晶。雷軍那句著名的“我現在最不相信的就是天道酬勤”并非否定勤奮，而是強調“時勢造英雄”。

20世紀80年代，時勢屬于算力，機器人和人工智能。

1980年，大疆創始人汪滔出生；1982年，馮驥和朱秋國出生；黃曉煌生于1984年；梁文鋒是1985年生人；韓壁丞生于1987年；王興興則是第一批90后。

“80后”常被認為是吃足時代紅利的一代人，對具備反叛和挑戰精神的“六小龍”來說，時代為他們提供了寬松的環境。

這一方面得益于經濟的高速發展，中國經濟最具生命力的十年為黃曉煌和韓壁丞留美提供了物質基礎。

另一方面則是思想的高度開放。那個時代的典型標簽，是作家韓寒、黑客滿舟和搖滾樂手李揚，在美國《時代》周刊筆下，他們是“另類的新激進分子”。人們不再保守，寬容反叛，鼓勵每一種可能性。這是創業者們賴以勃發的土壤。

但環境只是基礎，行業新風口的出現，才是時代和人的命運悄然交織的開始。80年代，機器學習進入人工智能舞臺中心，而進入新世紀后，深度學習和神經網絡的風口終于來臨。

也正是在2000年，浙江大學竺可楨學院正式成立。這個由浙大（工科）混合版演化而成，以老校長名字命名的浙大最強學院，奉行的是精英教育，為全球培養工科為主的行業領軍人才。

對彼時大多尚未參加高考的“六小龍”而言，這無疑具備十足的吸引力，從后續發展來看，浙大（尤其是竺院）成為他們大多數人的應許之地。

十年后，人工智能迎來發展的里程碑。2010年之前，在飛速發展的互聯網技術催化下，人工智能向實用化邁進。之后，深度神經網絡飛速跨越科學與應用之間的技術鴻溝，圖像分類、語音識別、知識問答、人機對弈、無人駕駛等技術迎來爆發式增長，無數理論創新、行業契機集中出現。

那年，“杭州六小龍”中最年長的不到30歲，最年輕的才剛滿20。他們像曾經的互聯網創業者那樣，面臨職業和學業的選擇，磨拳擦掌之際，與全球最熱門的行業風口撞了個滿懷。

一切偶然都是必然，時代強風鼓起個人才干的白帆，而城市洶涌的暖流，又為企業前進提供了新的動能。

對于城市本身的引力，最有話語權的大概是馮驥和王興興。

馮驥曾在深圳創業，隨后北上杭州，原因是他“喜歡杭州的氛圍，節奏沒有深圳那么快，房價也不太高，耐得住性子。”

他在說這句話的時候，思緒也許回到了7年前，第一次來西湖區藝創小鎮看場地的時候。他對一處辦公樓一見鐘情，樓前方有個小花園，再過去有條河，風景絕佳。

那時《黑神話·悟空》還只是研發階段的草圖，離第一個驚艷全球的13分鐘實機演示視頻誕生還要再等2年，馮驥只是一個衣著普通的程序員，他對同行的工作人員提了一個十分“過分”的請求：

“隔壁的兩棟樓能不能先別租出去，等我項目擴大了再來拿”。

對看重穩定現金流的產業園而言，這通常是不可接受的，更何況彼時的馮驥，還只是個nobody。

但藝創小鎮答應了，那兩棟辦公樓為游戲科學空置了整整三年。

非但如此，還提供了最高100%的房租補貼和減免，給這幫程序員提供了單身公寓、每日送餐服務、醫療服務等。

至于王興興，他并未透露從大疆離職后來杭州創業的原因，但宇樹科技2017年耗盡融資生死一線之際，策馬趕來相救的杭州國資，已經足以說明問題。

為創業者開綠燈只是一方面，更能說明問題的，是企業曾在網上給杭州起過一個“雅號”——拎得清的小透明。其“有事就服務，無事不打擾”，省去了冗雜的政務程序和磨人的審批關卡，也不需要天花亂墜的商業概念來作為“通關文牒”。

有位從北京遷居的AI創業者，在接受媒體采訪時感慨：“杭州沒有‘科氣’（指科技圈的裝腔作勢）”，這里的技術交流會直接展示代碼而非商業模式。“資本也更有耐心，我們的B輪融資協議里明確寫著允許3年不盈利”。

這對“六小龍”的創始人們來說尤其重要，他們無一不是醉心專業領域的“癡人”：

梁文鋒是極致的技術理想主義者，每天不是在跑代碼就是在寫代碼，同事評價“從未見過這樣的老板”；

馮驥是個游戲狂人，常在深夜與虛擬世界對話；

王興興更是癡迷機械和手工，最愛的事情是“徒手搓高達”。

這群打破常規的天才們，最不擅長的就是鉆營門路，而杭州真就免去了這一步，宛如“量身定制”一般。

這種“量身定制”也成了創業者們的助力，用羅振宇的話說，杭州的創業者們“特別會想辦法，永遠不會沮喪。”

事實上，杭州從來都是一個“不按套路出牌”者。制造業、重化工業從來不是它的重點，科技和金融是它起勢的關鍵，而當互聯網浪潮來臨之際，杭州以此崛起，完成了量級上的跨越。

站在這個角度，杭州算是一個異類。

而今歷史再度重演。論AI基礎設施，北京、上海遙遙領先；前段科研積累上，杭州不如北京資源集中；在智能硬件、電子信息行業上，深圳更是優勢明顯。

又一次“彎道超車”，算得上是“異類”之間相互吸引的結果。

前不久，DeepSeek橫空出世之際，馮驥盛贊：可能是個國運級別的科技成果。

一言掀起千尺浪。此后，一篇措辭華美動人的，疑似梁文鋒本人的回復在網上盛傳。盡管DeepSeek官網發布了辟謠聲明，但其中一段，卻“歪打正著”地勾勒出了當下中國創業者的時代群像：

最后想對所有人說:請把掌聲留給正在改寫規則的每個中國開發者。當你在公交車上調試模型，在早餐攤前畫架構圖，在產房里突發靈感——這些才是真正“國運級”的瞬間。

中國的幸運之處，在于大多數人忙于賺快錢之際，仍有不少人愿意挺身而出。他們既有帶領企業“捅破天”的技術實力，也有穿透時代的洞察力；既在時代前沿破浪，腳步和目光也從未脫離地面。

你能從“六小龍”中鮮明地感受到這一點，指引他們前行的，不止有跨越技術邊界，引領國運崛起的星河遠望，還有實現技術普惠、算力平權的人間理想——技術極客們天生的實用和浪漫主義，在時代的催化和城市的包容里完美結合。

這里還將誕生更多DeepSee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