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偶然發現卻誰都不認識

1977 年那個熾熱的夏天，安徽阜陽的雙古堆迎來了命運的轉折。當地農民在平整土地時，意外挖出了兩個灰質陶馬頭，這一發現如同投入平靜湖面的石子，激起層層漣漪，很快，考古工作者聞風而至。

經過勘探，這里竟是兩座西漢古墓，隨即展開了搶救性發掘。在發掘過程中，考古人員發現這兩座墓雖曾遭盜墓賊光顧，但主墓保存相對完好。通過墓中出土的漆器、銅器上的 “女陰侯” 銘文和 “十一年” 紀年，對照《史記》《漢書》，確定了這是西漢第二代汝陰侯夏侯灶及其妻子的合葬墓 。

在眾多出土文物中，有一些看起來毫不起眼的漆器，當時并未引起太多關注。其中一個刻有二十八宿星名的圓盤，木胎髹漆，分上下兩盤，大小如同普通盛菜瓷盤；還有兩個方形漆盤，上下兩層，像方形帶蓋石硯，上面刻著星宿和圖象；更有一件木條形髹漆件，出土時位于陶編镈、編磬和陶編鐘附近，由于用途不明，被簡單命名為 “不知名漆器”。這些看似普通的文物，靜靜地躺在庫房里，無人知曉它們即將改寫天文歷史。

二、三十年后意外沉睡醒來

時光匆匆，30 多年過去了，這些文物依舊在庫房里默默沉睡。直到 2006 年，安徽博物院新館籌備布展，將阜陽汝陰侯墓出土文物調去，工作人員面對那件用途不明的 “不知名漆器”，心中充滿疑惑，于是向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科技史與科技考古系的石云里教授求助。

石云里教授對古代天文儀器研究頗深，當他第一次見到這件 “不知名漆器” 時，就被其獨特的構造吸引。它由完全對稱、以木鉸鏈連接、可折疊的兩個部分組成，每部分各有一個可折疊的立耳和一個溝槽，槽中填有一個龍頭狀和兩個刀狀木塊 。石云里教授憑借敏銳的直覺，意識到這件文物絕不簡單。

隨后，石云里教授帶領團隊開始了漫長而艱苦的研究工作。他們查閱大量古籍資料，從《周禮》《淮南子》等古代文獻中尋找線索，同時結合現代天文學知識和科技手段，對文物進行全方位分析。在研究過程中，他們發現漆器上的一些特殊圖案和符號，經過古文字學考證，這些圖案與 “圭” 字以及 “立表測影” 有著密切聯系。

與此同時，對于那對刻有二十八宿星名和周天刻度的圓盤，學界也一直爭論不休。國外一些學者認為它是星占工具，而國內有人猜想是赤道式天文觀測儀器，但都缺乏確鑿證據。石云里教授團隊沒有被這些觀點左右，他們從文物的出土環境、制作工藝以及與其他文物的關聯等方面入手，進行深入研究。經過兩年多的不懈努力，石云里教授團隊終于有了重大發現：這件 “不知名漆器” 實際上是一種特殊的圭表，是世界上現存年代最早且具有確定年代的圭表實物；而那對圓盤則是赤道式天文測量儀，也就是 “圓儀”，是渾儀的始祖 。這一研究成果如同一顆重磅炸彈，在學術界引起了軒然大波。

三、原來竟是罕見的天文儀器

在古代，人們對時間和節氣的把握至關重要，而圭表的出現，為他們提供了一種有效的測量工具。安徽博物院的這件汝陰侯圭表，雖歷經歲月滄桑，但依然能讓我們窺探到古人的智慧。

圭表由 “圭” 和 “表” 兩個部件組成。垂直于地面的直桿叫 “表”，水平放置于地面上刻有刻度以測量影長的標尺叫 “圭”。其工作原理基于太陽的投影和方位計時，在北回歸線以北到北極圈以南的地區，由于地球公轉時，太陽直射點的南北移動，同一地點正午的表影長度在一年之內做周期性的變化。冬至日太陽高度角最低，表影最長；夏至日太陽高度角最高，表影最短 。通過長期觀察記錄表在正午時影子的長短變化，古人就可以確定季節的變化。

汝陰侯圭表的獨特之處在于，它的結構設計巧妙，采用了折疊式的構造，便于攜帶和使用。在這只圭表上，冬至、夏至、春分、秋分的日影所在位置并不是用刻度表示的，而是暗含在特殊圖案和位置中。只有懂得其中的奧秘，才能正確使用這只特殊的圭表。這種獨特的設計，反映了當時天文學的高度發展以及古人對天文現象的深刻理解。

在古代，圭表的用途十分廣泛。它不僅可以用來測定時間，根據圭上的表影，測量、比較和標定日影的周日變化，就能大致知道一天中的時間。還能用來定方位，以表為圓心畫一個圓周，觀測同一天日出、日落時的表影與圓周的交點，連接兩個交點的直線，就代表正東、正西的方向，正午時的表影方向和夜間北極星的方向，可作為驗證依據 。圭表更是古人推算二十四節氣、測定一個地方的子午線和當地的地理經緯度以及編制歷法的重要工具。 它的出現，使得古人能夠更好地安排農事活動，順應自然規律，對古代社會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四、茫茫星空天體位置的丈量儀

如果說圭表是古人與時間和節氣對話的工具，那么圓儀則是他們探索浩瀚星空的利器。汝陰侯墓出土的圓儀，由兩個圓盤和一個獨特的支架組成 ，是中國現存最早的赤道式天體測量儀器。

兩個圓盤大小略有差異，上盤直徑 23.6 厘米、邊厚 0.4 厘米，下盤直徑 25.6 厘米、邊厚 0.5 厘米，兩盤中心有圓孔相通。上盤面刻六顆圓點，與盤心孔正好連成北斗七星的圖像，邊緣密排一周小圓孔，總數為三百六十五個，對應古代的周天度數。下盤刻有二十八星宿名及各宿的距度，度數大多接近唐代《開元占經》中所記錄的二十八宿距度的 “古度”，各宿分布并不均勻，是按照實際距度分布的 。

而其支架出土時位于二十八宿盤旁，因功能不明被命名為 “漆盒”，又因其打開后像個架子，被稱作 “栻盤架”。這個支架結構復雜，盒子的兩大部分之間有鉸鏈連接，折疊起來時長 27.5 厘米、寬 16.5 厘米、高 3.9 厘米。一部分像半只盒子，里面裝著一塊長方形板，即主支撐板；另一部分主框架上裝有一對方板和一對日字形架，二者都通過鉸鏈同主框架連接，可自由開合，打開后，兩塊方板正好可將兩個日字型架卡死在與主框架垂直的位置 。

圓儀的測量原理基于赤道坐標系統。使用時，將二十八宿圓盤的上下盤同心地疊在一起，在中心小洞中垂直插入一根指針作為定標，把圓盤安置到支架上面，盤面正好處于阜陽當地的赤道面內，定標指向北極 。測量時，先將定標對準某一已知赤道入宿度的恒星，在上盤處于該方向的小孔中插入一根小針作為游標；再用同樣的方法瞄準一個位置未知的天體，插入另一根游標；將支架放平，把第一個游標對準底盤上第一個天體所在的宿度，則第二個游標所對的宿度就是第二個天體的赤道宿度 。通過這種方式，古人可以測量天體的赤道經度，確定天體在星空中的位置。

在古代，圓儀的出現具有革命性的意義。它使得天文學家能夠更加精確地測量天體的位置，為天文學的發展提供了重要的數據支持。通過對天體位置的觀測和研究，古人對宇宙的認識不斷深化，推動了天文學理論的發展。它也為后世渾儀的發展奠定了基礎，后世的渾儀在圓儀的基礎上不斷改進和完善，成為中國古代天文觀測的重要工具 。

五、中國古天文觀測領先世界的實證

安徽博物院的圭表和圓儀的發現，如同一束強光，照亮了古代天文學研究的黑暗角落，對我們重新認識古代天文歷史產生了深遠影響。

在此之前，我們對古代天文儀器的認知主要基于文獻記載和少量的考古發現，而這兩件文物的出土，為我們提供了實物證據，填補了古代天文儀器發展史上的重要空白。它們的出現，讓我們能夠直觀地了解到西漢時期天文儀器的制作工藝和技術水平，為研究古代天文學的發展提供了珍貴的第一手資料 。

汝陰侯墓出土的圓儀是世界上目前所見最早、且具有確定年代的赤道式天文測量儀器，它的發現，將赤道式天文測量儀器的歷史向前推進了 1700 多年，領先西方同類儀器的出現。這一發現，讓世界看到了中國古代天文學的輝煌成就，也讓我們對中國古代在天文學領域的領先地位有了更深刻的認識 。它的結構和測量原理，為后世渾儀的發展奠定了基礎，后世的渾儀在其基礎上不斷改進和完善，成為中國古代天文觀測的重要工具 。

圭表作為最早的圭表實物，其獨特的設計和構造，反映了當時天文學的高度發展。它的發現，將中國古代天文研究實物器發現歷史提早 200 多年，由東漢提前到西漢 。通過對圭表的研究，我們可以了解到古人是如何利用天文儀器來測定時間、節氣和方位的，這對于研究古代歷法的制定、農業生產安排以及古人的宇宙觀都具有重要意義 。

這兩件文物的發現，也為古代天文學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它們的特殊構造和使用方法，讓我們對古代天文觀測的技術和原理有了更深入的理解。通過對它們的研究，我們可以更好地解讀古代文獻中關于天文觀測的記載，從而推動古代天文學研究的深入發展 。

在世界天文史上，安徽博物院的圭表和圓儀無疑占據著重要的地位。它們是中國古代天文學輝煌成就的見證，也是人類文明發展的重要遺產。它們的發現，讓我們更加珍視古代文明的智慧結晶，也激勵著我們在現代天文學研究中不斷探索前行 。

這些文物的背后，是無數考古工作者和研究人員的辛勤付出。他們用專業知識和敬業精神，讓這些沉睡千年的文物重見天日。

而走進博物館，去欣賞這些珍貴的文物，了解它們背后的故事，是傳承和弘揚中華文明，增強文化自信的身體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