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經濟復蘇的道路上，2025年展現出了一絲曙光。盡管增速仍低于疫情前的歷史平均水平，但溫和增長的態勢已逐漸顯現。然而，復蘇之路并非一帆風順，全球經濟仍面臨著諸多挑戰與不確定性。

本文系盤古智庫學術委員、工銀國際首席經濟學家、董事總經理、研究部主管程實接受《金融時報》記者專訪的內容整理，文章來源于《金融時報》。

本文大約5500字，讀完約13分鐘。

通過實施擴張性財政政策和結構性改革，中國不僅為自身經濟注入活力，還通過進口需求擴大、技術輸出以及對外投資，助力新興市場經濟體實現增長。此外，中國在化解地方債務風險、穩定房地產市場以及維護金融體系穩定方面的努力，為全球經濟在周期調整過程中提供了重要的韌性支撐。

在全球經濟復蘇的道路上，2025年展現出了一絲曙光。盡管增速仍低于疫情前的歷史平均水平，但溫和增長的態勢已逐漸顯現。然而，復蘇之路并非一帆風順，全球經濟仍面臨著諸多挑戰與不確定性。為此，《金融時報》專訪工銀國際首席經濟學家程實博士，深入剖析2025年全球經濟的走向，揭示復蘇背后的支撐與風險。

全球經濟復蘇的韌性與隱憂

《金融時報》記者：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在最新發布的報告中指出，2025年全球經濟增速預計達到3.3%，略高于2024年的3.2%。您認為這種溫和增長的態勢能否持續？全球經濟是否已經走出了低谷？

程實：IMF在2025年1月的更新中上調了2025年全球經濟增速0.1個百分點到3.3%，略高于2024年的3.2%，并預計2026年保持同樣的增速，顯示出全球經濟溫和的復蘇趨勢。然而，這種增長態勢能否持續，取決于多重因素的共同作用。

整體來看，當前全球經濟復蘇有三大支撐：一是通脹環境的改善帶來政策重心的轉向。2024年通脹經歷了短暫的反彈，最終趨勢性回落，已逐漸逼近長期政策目標。隨著通脹壓力緩解，各主要經濟體的貨幣政策逐漸轉向中性，更注重于長期經濟的穩定性與可持續增長。二是大選落幕后的政治局勢重塑。2024年全球大選之年，主要經濟體的政治格局產生了顯著變化。新的政治環境落地，外部不確定性轉為相對的確定性。這種確定性并非簡單的全球“風向”變化，而是國際政治氛圍從動蕩向平穩過渡，使各國能夠更從容調適，謀劃長遠，而非忙于應對外部環境潛在的風險與變局。三是科技賦能帶來的全要素生產力的提高和生產效率的提升。科技創新，尤其是人工智能的快速發展，正在成為提升全要素生產率的核心動力。人工智能的普及與應用深入各行各業，不僅提高了生產效率，也為經濟的轉型升級帶來了更多可能性。

2025年全球經濟的復蘇具備一定韌性，但仍需警惕潛在風險，尤其是地緣政治沖突、金融市場脆弱性以及氣候變化對經濟的長期影響。主權債務水平高企，人口老齡化等長期結構性問題仍是復蘇道路上的難題，特別是在一些發展中國家，貧富差距和融資困難問題依然突出。綜合來看，全球經濟雖已逐步走出低谷，但仍需加強政策協調，推動創新以及改善結構性問題，才能實現真正的可持續增長。

《金融時報》記者：IMF還指出全球經濟增速仍低于疫情前的歷史平均水平。您認為全球經濟復蘇的“短板”在哪里？如何才能彌補這些差距？

程實：短期來看，全球經濟面臨三大挑戰：一是地緣政治風險。地區沖突、貿易保護主義以及國際關系的緊張局勢仍對全球貿易、投資和經濟增長產生不利影響。在地緣政治局勢持續緊張的情況下，商品價格的新一輪飆升可能會進一步擾亂全球通脹水平，阻礙中央銀行放松貨幣政策，從而對財政政策和金融穩定構成重大挑戰。二是全球金融脆弱性。超過預期或不及預期的經濟政策均可能會引發金融市場的劇烈波動，進一步收緊全球金融條件，對投資和增長造成壓力。值得關注的是，當前金融市場波動率與地緣政治風險的分化正在加劇，資產價格可能并未合理反映戰爭和貿易爭端的潛在影響，這種脫節使得短期內的劇烈沖擊更有可能發生。三是主權債務壓力。隨著全球利率水平的上升和經濟增長的放緩，部分經濟體面臨較大主權債務壓力。如果這些經濟體的債務問題得不到妥善解決，可能反過來影響其債務償還能力，進一步導致全球金融市場動蕩。長期而言，全球經濟仍面臨結構性問題，包括人口老齡化帶來的勞動力短缺、氣候變化和環境問題帶來的極端天氣和災害事件，競爭措施導致全球經濟效率降低以及全球供應鏈的脆弱性等等。

要彌補這些差距，需要全球各國采取協同行動，通過加強國際合作、優化政策工具和推進結構性改革來應對短期挑戰和長期問題。在地緣政治風險方面，可以推動多邊對話機制，減少貿易保護主義，穩定全球供應鏈。政策制定者需要加強政策溝通，通過直觀的政策框架引導市場預期，以減少政策失誤或超調。同時，還需要加強金融市場監管與風險管理，強化宏觀審慎政策，增強金融體系韌性。債務國需要重塑財政結構，重建財政緩沖，以確保公共債務走上可持續的道路。長期來看，可以推動綠色轉型、技術創新，優化勞動力市場運行機制，以提升經濟韌性和可持續增長能力。

各國經濟表現將呈現出明顯的分化態勢

《金融時報》記者：美國經濟在2025年預計保持2.7%的增長，勞動力市場強勁且需求旺盛。您認為美國經濟的這種韌性是否可持續？特朗普上臺后可能引發的政策變化會對其經濟產生何種影響？

程實：從經濟基本面來看，2024年美國經濟整體超預期運行，通脹有序回落，這主要歸因于穩健的勞動力市場和持續旺盛的消費需求。然而，這種趨勢可能面臨多方面挑戰。高利率累積效應的持續顯現下，經濟增速預計將有所放緩。當前，美國經濟面臨的風險是雙向的。新供給沖擊后的中性利率已經走高，美聯儲放緩降息可以留有足夠的時間逐步評估中性利率是否確實上升，但行動過慢可能會危及勞動力市場。以更快的速度下調政策利率有助于緩解長期高利率政策受限的經濟環境，但如果中性利率實際上已升至疫情前的水平以上，則可能導致降息幅度過大，帶來金融系統不穩定性。

特朗普重新上臺后，可能會引入一系列具有爭議性的經濟政策，對美國經濟產生復雜而深遠的影響。一方面，他可能延續此前的減稅和去監管政策，這些措施有助于刺激企業投資并短期提振經濟增長。然而，大規模減稅也可能導致財政赤字擴大，進一步推高聯邦債務水平，削弱經濟的長期韌性。另一方面，特朗普正在強化其一貫主張的保護主義貿易政策，例如重新審視或增加對主要貿易伙伴的關稅。這將對全球供應鏈和貿易流動造成干擾，并可能引發報復性措施，加劇貿易緊張局勢。對美國而言，這種政策短期內可能對部分行業形成保護作用，但長期來看，貿易壁壘的增加可能抬高進口成本，推升通脹，同時削弱出口競爭力，對整體經濟造成負面影響。

綜合來看，美國經濟的韌性在2025年短期內有望延續，大選結果帶來的政策方向確定性增強，市場對經濟的預期或許更為樂觀。然而，財政政策的空間可能受到債務負擔的限制，經濟復蘇的韌性仍有賴于持續的科技投入和成果以及勞動力市場的韌性。長期來看，貿易保護主義政策對經濟的不利影響，勞動力市場潛在的疲軟、財政赤字和債務水平上升的風險以及高利率的累積效應仍可能拖累美國經濟增速。如何平衡短期經濟刺激與長期可持續發展，將成為特朗普政府面臨的主要挑戰之一。

《金融時報》記者：歐元區2025年的經濟增速預計僅為1.0%，明顯低于美國。您認為歐元區經濟停滯不前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德國經濟的放緩對整個歐元區有何影響？

程實：歐元區經濟在2024年不及預期以及2025年預計的低增速反映了歐洲經濟多重結構性問題與周期性因素的交織。短期來看，地緣政治的不確定性、能源供應鏈的不穩定以及高利率的累積效應仍然抑制短期經濟增長。長期來看，人口結構性問題、高債務問題以及內部一體化挑戰給經濟潛力帶來了多重壓力。整體而言，歐元區經濟結構性問題仍然突出，貨幣政策需要逐漸過渡到中性立場以支持經濟復蘇，同時財政結構仍需在不危及復蘇的情況下進行改善，以提升中長期增長潛力。

德國經濟放緩對歐元區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德國經濟占據了歐元區超過四分之一的生產總值，其經濟表現直接影響到其他成員國的經濟增長。尤其是德國的制造業是歐元區經濟的重要支柱，增長乏力可能帶動整個歐元區的出口和投資減少，進而影響到其他國家的經濟表現。

《金融時報》記者：2025年，亞洲新興經濟體仍將是全球經濟增長的重要引擎。您認為哪些因素推動了亞洲新興經濟體的強勁表現？

程實：IMF近期的研究表明，全球范圍內，新興市場的影響力正在擴大。2023年，二十國集團（G20）新興市場成員國貢獻了全球近三分之二的增長。新興市場的喜人表現主要受多種因素驅動：一是宏觀政策框架的改善。近年來，新興市場國家參考過去的經驗，加強了貨幣和財政政策管理，提高了應對外部沖擊（尤其是資本流出和匯率波動）的能力。許多新興市場增加了外匯儲備，減少了以美元計價的外債風險，為經濟穩定提供了緩沖。二是區域合作深化。以《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為代表的區域經濟一體化進程，進一步推動了成員國間的貿易和投資流動。貿易壁壘的降低和區域內供應鏈的優化，不僅提升了亞洲內部的經濟活力，也加強了該地區對全球投資和貿易的吸引力。三是良好的適應力與產業結構轉型。新興市場經濟體在面對全球經濟變化和不確定性時展現出強大的適應力，并通過產業結構轉型推動經濟可持續發展，正逐步從傳統的勞動密集型制造業向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產業轉型。隨著數字經濟快速發展，預計將進一步為經濟增長注入新動能。

當前來看，新興市場的經濟潛力依然巨大。一方面，許多新興市場擁有龐大的年輕人口結構，這為長期經濟增長提供了勞動力和消費市場雙重支持。其次，新興市場的服務業和金融業發展仍有巨大的增長空間。與發達經濟體相比，新興市場的服務業占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比重相對較低，但近年來已出現轉型趨勢，這可能為其經濟增長帶來更多機遇。2025年，隨著發達經濟體利率環境趨于中性，全球資本流動的方向可能發生調整，預計更多資金將流向具有高增長潛力的新興市場，推動新興市場經濟進一步發展。

通脹上行風險與政策平衡

《金融時報》記者：當前全球通脹水平持續下降，但IMF指出仍存在通脹上行風險。您認為這種風險主要來自哪些方面？如何平衡通脹與經濟增長的關系？

程實：從需求端來看，一是財政擴張政策的延續效應。過去幾年部分經濟體在經濟復蘇過程中采取的擴張性財政政策導致需求快速增長，超出供給恢復速度，加劇價格壓力的效應仍在持續。二是勞動力市場緊張與薪資增長壓力。許多發達經濟體勞動力市場的持續緊俏可能推動薪資快速上漲，從而導致服務業價格持續走高。“工資-價格”螺旋可能對通脹形成結構性壓力。三是資本市場財富效應。資產價格的高位運行通過財富效應刺激消費支出，尤其在房產與股票等資產較為集中的經濟體中，這種效應可能進一步增強需求端的價格壓力。從供給端來看，全球加速能源轉型過程中，傳統能源的投資下降，而可再生能源尚未完全接棒，這可能造成能源價格波動。尤其是在過渡階段，能源供需失衡可能再次引發價格上漲。地緣政治沖突可能導致能源和糧食供應中斷，推高全球商品價格。供應鏈的區域化趨勢雖然提升了韌性，但尚未完全解決貿易效率問題。特定區域性供應鏈中斷（如半導體、關鍵原材料等）仍可能推動生產成本和商品價格上升，尤其是在貿易政策不確定的帶動下。

綜上，盡管全球通脹趨于緩和，但多重因素仍可能推高中期通脹風險，且這一風險在不同經濟體和產業中的表現不盡相同。因此，政策制定者需結合宏觀經濟形勢，制定具有前瞻性與靈活性的政策組合，以實現物價穩定與經濟增長的雙重目標。一是良好的市場溝通與預期管理。政策的有效實施離不開清晰且一致的市場溝通，合理引導公眾和投資者的預期能夠有效減少不必要的市場波動，維持市場信心。二是廣泛的經濟數據驅動。政策制定者將依賴更加全面和精細的經濟數據來指導政策方向，確保決策的科學性和精準性。及時的數據監測將使政策反應更為迅速和有效，以應對各種可能出現的經濟變化。三是靈活的貨幣政策。雖然短期內通脹壓力有所緩解，但中期的供需再平衡仍可能引發價格波動。各國央行將保持對經濟環境的敏銳監控，通過靈活調整利率等貨幣政策工具，在控制通脹和支持經濟增長之間尋求最佳平衡，以應對不確定的經濟前景。四是精準的財政政策。財政政策將聚焦于解決經濟復蘇中的不均衡問題，尤其是在刺激內需和增強經濟韌性方面。政府支出將集中于關鍵領域，例如基礎設施、技術創新和社會福利，確保經濟增長的包容性和持續性。長期來看，面對全球經濟環境中的諸多不確定性，政策制定者仍需在風險管理方面保持高度警惕，重點關注金融穩定，防范潛在的系統性風險，以確保經濟運行的平穩與可持續性，同時布局長期結構性改革，以優化供需結構提升經濟的長期潛力，解決深層次的結構問題，為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奠定基礎。

中國政策的全球溢出效應

《金融時報》記者：中國提出了一系列財政支持措施。您認為這些政策將如何影響全球經濟？中國在穩定全球經濟增長中的角色是什么？

程實：一方面，更加積極的財政政策將直接刺激中國國內消費和投資需求，尤其是對制造業設備升級、新能源產業以及科技創新的支持。這不僅有望帶動國內經濟活力，還可能增加全球對大宗商品、高端設備和綠色技術產品的需求，從而為資源出口國和全球產業鏈合作伙伴創造增長機遇。另一方面，中國在穩定全球供應鏈中的關鍵作用愈發凸顯。通過深化多邊合作（如RCEP、“一帶一路”倡議）以及擴大市場準入（如延長免簽政策、對最不發達國家實施關稅減免），中國為分散地緣政治風險和維護多邊貿易體系穩定貢獻了重要力量。

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在全球經濟增長中的地位日益重要。2025年1月，IMF已將中國2025年的經濟增長預期上調0.1個百分點，并強調其是支撐全球3.3%增速的關鍵動力來源。通過實施擴張性財政政策和結構性改革，中國不僅為自身經濟注入活力，還通過進口需求擴大、技術輸出以及對外投資，助力新興市場經濟體實現增長。例如中國在人工智能等高科技領域的研發能力與應用場景開拓也在加速全球產業鏈的升級。此外，中國在化解地方債務風險、穩定房地產市場以及維護金融體系穩定方面的努力，為全球經濟在周期調整過程中提供了重要的韌性支撐。

文章來源于《金融時報》

圖文編輯：李卓然

責任編輯：劉菁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