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醫生多次撰文支持中國重啟死刑犯器官的征用，遇到最大的反對聲，就是所謂：可能出現為了器官而故意冤死人，這絕對不可容忍。

猛一看，似乎也不能說絕無這種可能性。畢竟中國曾經出現過一些著名的死刑反轉事件，比如1996年的呼格案，1994年的聶樹斌案，1989年的滕興善案……

呼格案概要如下：

1996年4月，呼和浩特市毛紡廠女廁發生一起強奸殺人案，18歲的呼格（呼格吉勒圖）被認定為兇手，61天后被判死刑，5天后執行。

2005年，真兇趙志紅落網。2014年12月，內蒙古高院對原案再審判決，宣告原審被告人呼格無罪。

還有其他一些死刑冤枉案件，全部發生在2000年之前。究其原因，都不是因為有某種勢力出于私利而要冤死這些無辜者，而是當年辦案人員的素質低下，司法體制不完善等原因導致的。

2000年之后，就檢索不到冤死的案例了。特別是2007年很關鍵，那年起我國全面實施死刑復核制度，即每一起死刑必須最高人民法院復核。目前還沒有經最高人民法院核準后仍被證實為誤判的死刑案例。

所以，反對征用死刑犯器官的理由，根本就不成立。

有人還要抬杠，萬一有人串通了最高人民法院呢？

我覺得，能抬這種杠的人，智商和情商多多少少有問題。他也不想想：為了一個器官，要搞定從各地法院到最高人民法院，這需要多大的能耐，要承擔多大的風險啊。有這樣能耐的黑惡勢力，還不如直接制造一次意外事故，不是容易得多么？

基于以上證據和邏輯，我更加堅定了中國應該征用死刑犯器官的主張。

我國每年執行死刑的人數沒有例行公示，AI秘塔搜索估計大致可能每年千人的規模。

北青網2024年的一篇報導中提到，2023年我國完成遺體器官捐獻6454例。

從上述兩個數據對比來看，每年千人的死刑犯規模，可以對每年6000人規模的遺體器官捐獻形成有力的補充。

而且，死刑犯多為青壯年，死刑也是受控的過程，因此死刑犯提供的器官數量和質量，很可能遠遠優于遺體捐獻的器官，我個人估計至少可以增加30%的器官供應量。

有些網友有潔癖，反感死刑犯的器官。我能理解他們，不過，他們不能代表奄奄一息的患者們的心聲。

我認為，這個問題技術上很容易解決——在器官分配系統里多一個選項【是否接受死刑犯的器官】。不接受的就要多等一段時間，實際上現在排隊等器官的隊伍很長了。如果有死刑犯的器官接入，愿意者可以馬上接受移植。

AI秘塔搜索給出的其他國家/地區進行肝移植、腎移植和角膜移植的時間。以腎移植為例：

美國患者需透析中位時間4年，平均等待3-5年；

中國香港地區平均需5年4個月，極端案例等待達24年。

新加坡腎源平均等待時間長達97.4個月（約8年）。

可以毫不夸張地說，在這種朝不保夕的等待面前，死刑犯的器官被拒絕的可能性非常低。要潔癖還是要命，這道選擇題不難做。

兩年前我針對重慶姐弟墜亡案兩被告判死刑的事件，寫的 說服了不少人，有747名網友參與了問卷調查，78%支持征用死刑犯器官。

我相信，大多數中國人都持惡有惡報、以善贖罪的實用主義態度。

所以，我今天再次呼吁：中國應該恢復死刑犯器官征用。

節約糧食是中華傳統美德，節約器官也應該是。

下面，我把兩年前的理由再陳述一遍，你能接受么？

陶醫生作為一名無償獻血107次，登記造血干細胞捐獻和器官捐獻的醫學工作者、強無神論者、中共黨員，對于這對死刑犯的器官無法用于挽救生命，表示非常遺憾。

陶醫生的器官捐獻登記卡，掃碼即可登記

陶醫生為嬰兒手術捐獻了兩份血小板

2022年5月，瑞士通過一項投票，強制默認捐獻遺體和器官，除非公開聲明拒絕。

陶醫生完全同意瑞士的做法，認為中國也應該這樣做，而且拒絕捐獻者不得使用他人捐獻的器官。

https://t.cn/A6NrxTqR

陶醫生非常認可強制默認捐獻器官，這在中國文化中應該不是難事。中國的殯葬文化正在越來越文明，從土葬改為火葬，火葬之后還可以繼續樹葬、海葬等。

既然可以接受親人的火葬，那么為何不能接受親人捐獻器官、救人性命后再火葬呢？中華文明里一直高度贊揚【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的美德，生前沒法實現，身后能實現也很好啊。

要知道，我國用于移植的器官極度緊缺。

中國器官移植發展基金會理事長黃潔夫表示，每年因終末期器官衰竭而苦苦等待器官移植的患者約有30萬人，每年器官移植數量僅約2萬例，移植的缺口很大。不過，眼角膜移植情況略樂觀。

然而，眼角膜移植情況樂觀的原因，不是中國人愿意捐獻，而是相信佛教的斯里蘭卡人民愿意每年給全球捐一批角膜，中國當然也可以分到一些。斯里蘭卡人口只有2100多萬，卻是全世界最大的眼角膜捐贈國，從上世紀60年代起，斯里蘭卡已累計向他國捐出超過7萬枚眼角膜。

https://t.cn/EKZ83P8

中國作為無神論者占絕大多數的世俗國家，竟然自己無力解決器官移植的來源，還要靠有神論國家幫忙，真是一臉尷尬。

以上討論是針對普通人去世后的器官捐獻，如果大家對這件事無法達成一致，那么對于罪大惡極的死刑犯呢？

很多網友一談這個問題，就來一句“死刑犯也有人權”。

沒錯，死刑犯也有人權，但死刑犯是對人民、對社會、對國家犯下不可饒恕之罪者，他們不是人民，而是敵人。

對于敵人，要實行專政，敵人的人權標準就該低于人民的人權標準。可以剝奪死刑犯的政治權利、財產權、生命權，為何不能對其死刑后的器官也予以征用呢？

最大的生命權都被剝奪了，其器官征用權還要扭扭捏捏，在陶醫生看來就是一種矯情。

死刑犯罪大惡極，往往很難在生前贖罪，那么通過立法獲得身后的器官，讓他們身后有重大貢獻——幫助人民獲得更大的健康權，這才是社會主義的普惠人權。

陶醫生認為，只要不對死刑犯進行人格侮辱，能夠像對待其他器官或遺體捐獻者一樣，就足夠人權了。

關于獲取死刑犯器官用于治病救人的倫理問題，就上面這些，還有不少網友提出異議，實際上屬于技術問題范疇，以下逐個討論。

1 敵對勢力炒作中國使用死刑犯器官，這不是給它們機會么？

答：確實有這種情況，但那是因為之前沒有立法。如果我們立法，用死刑犯器官挽救人民群眾的生命，就變得一件光明正大、完全合法、體現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好事。

有一種觀點認為，國外腐敗少，實際上只是因為國外把腐敗行為合法化了。對于資本主義國家，他們的價值觀和社會主義中國不同，所以也不能說他們把我們認為的腐敗行為合法化就是錯的。但中國應該明白，既然價值觀有巨大差異，我們堅持自己人民民主專政的價值觀完全沒問題。

2 可能導致司法不公正，錯判死刑，導致不該死的人死了。

答：正常人都會擔心這個問題。但是，技術上可以堵住這個漏洞。

首先，要做好器官移植的匹配管理。死者可供移植的器官登記到移植數據庫里，按先來后到、輕重緩急、就近等預設的原則自動進行匹配，這個過程人工不能干預，只有在出現問題時才干預。

其次，器官移植匹配是個技術活。像陶醫生登記的那個器官捐獻網站，實際上只登記一個捐獻意愿，以及確定愿意捐獻哪些器官，還有血型。

實際的器官捐獻，需要供體與受體進行生物學匹配（眼角膜除外），血型只是基礎，最重要的是人類白細胞抗原（HLA）系統匹配，這是避免移植排異的關鍵，這是供體去世前完全不知道的。

目前，中國規定只能在逝世之后才能進行器官捐獻，需經過死亡判定專家按照嚴格的死亡判定標準和程序做出死亡判定，還需要經過醫學評估后才能進行器官移植。

中國的器官捐獻已建立一套規范的流程，只針對死者開展。不可能在死前就對供體進行生物學匹配，以讓特定供體專供某個特定受體。

也就是說，故意判某人死刑后再與特定受體做生物學匹配，大概率匹配不上。捐獻的器官只有進入數據庫后，才能在30多萬名受體中匹配到最合適者，實現最佳移植效果。

這樣一來，特定受體無法從沒有做過生物學匹配的死刑判罰中獲益，這就避免了為這種特定需要而故意判死刑的情況。

我國司法對死刑也是非常謹慎，每一例死刑都必須要最高人民法院復核。陶醫生相信每一例死刑都是罪有應得，即便有誤，也不可能是因為器官移植引起的，而是具體案例在辦案過程中出現了瑕疵。

3 死刑犯器官的質量如何控制？不愿意接受死刑犯器官咋辦？

答：死刑犯器官的質量，由器官捐獻流程控制，可以根據其判死刑的原因進行評估，評估可用者與普通供體的器官一視同仁。

有人可能厭惡死刑犯或某些類型的死刑犯，不愿意使用其器官，這個也可以理解。那么在簽訂器官接受協議時，可以明示排除這些來源的器官，數據庫后臺可以自動篩選避免。

以上就是陶醫生在微博上建議獲取死刑犯器官后，一些持反對或質疑態度網友最集中關心的問題。

中國每年的死刑犯數量并不公開，外界估計大約數千例。如果每一例死刑犯都可以提供5種器官/組織，那么一年能提供的器官/組織量也能有1萬件。

有人說死刑犯太少，提供不了多少器官。然而之前提到，我國有30萬患者等待器官移植，每年的移植量只有2萬人，如果可以從死刑犯這里獲取1萬件器官，一下子就增加了50%的供應量，這不是一件大好事么？

另外，對于人販子和重大貪腐者，我建議多一點死刑，大家不反對吧。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