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5月6日，一位美國著名的女記者因病逝世。離世后，親朋好友從她生前的信件中發現，在生命的最后時刻，她始終惦記著中國人民和中國的革命事業。

她經常掛在嘴邊的一句話就是：

“我到過很多國家，但無論到哪兒，我總歸是一個外國人：只有當我在中國的時候，我就不感到自己是個外國人。在那兒，我總以為自己是中國人民中間的一個，我仿佛已經生根在那片土地上了……”

臨終前，她留下遺囑，對自己的巨額遺產作了最后的安排，明確表示：

“由我的著作而獲得的全部收入，不論來自何處，全歸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司令朱德將軍所有，由他按照他的愿望處理……”

一年后，她的骨灰被安葬在了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朱老總在墓碑上親自為她題字：

“中國人民之友，美國革命作家史沫特萊女士之墓”。

這位將遺產毫不保留全部留給朱德的美國著名女記者就是史沫特萊。

史沫特萊出生于美國密蘇里州一個貧窮的農村家庭，從小受盡生活苦楚和人間冷暖，這段苦難的生活培養了她堅韌不拔和樂觀的性格。

1916年起，史沫特萊投身于政治斗爭之中，積極參加女權運動。1925年至1927年，在柏林期間，她有了與中國知識分子交往的經歷，也開始對中國充滿好奇和向往。

1929年，史沫特萊作為《法蘭克福日報》駐遠東特派記者，經蘇聯來到了哈爾濱。不久后，史沫特萊來到了上海，并開始支持中國革命積極奔走呼號。這一時期，她結識了宋慶齡、魯迅、郭沫若等人。

上世紀三十年代，史沫特萊做起了宋慶齡的秘書，協助她處理一些文件，并利用自己特殊的身份，主動承擔起了更加危險的工作，甚至隨身攜帶手槍暗中保護宋慶齡的安全。在這段特殊而危險的日子里，她們建立了深厚的友誼。

1936年初，史沫特萊、茅盾、蕭紅等著名作家聚集在魯迅家中，認真傾聽著剛剛從陜北來到上海的青年作家馮雪峰的講述。馮雪峰是我黨領導文化工作的重要人物。魯迅等人迫切地希望能夠從他嘴里聽到紅軍的情況。

史沫特萊從馮雪峰的描述中對英勇的紅軍產生了向往，對紅軍在長征中經歷的一切，她都充滿了不可置信。

在這樣的驅使下，史沫特萊萌生了親自前往紅區的想法。

1936年秋，史沫特萊來到西安，西安事變后，周恩來率中共代表團來到西安。史沫特萊得以有機會與周恩來等中共領導人有了交流和采訪的機會。期間，史沫特萊每晚都進行40分鐘的英文播報，向外界介紹西安的情況。她也因此“一戰成名”，并被冠上了“中國共產黨辯護人”的標簽。史沫特萊對此毫不在意，甚至可以說是有點興奮的。

1937年初，應中國共產黨邀請，史沫特萊來到了延安。途中，她受到了中共將領的熱烈歡迎，左權、彭德懷、賀龍都曾接待了她。

來到延安后，毛主席、朱老總先后接見了她，并舉行歡迎大會，請她講話。史沫特萊來到延安后，仿佛回到了家里，言談舉止十分率直。

在當時的延安，放眼望去，滿是身穿“灰衣服”的同志，史沫特萊卻穿著鮮艷的衣服和裙子，四處走動，一度引起人們的關注。毛主席則表達了支持的態度，鼓勵她們“大膽展示自我”。

不僅在穿著方面“標新立異”，她還在延安傳遞了外國的生活方式，并教毛主席等中央領導人跳舞。

一次，史沫特萊播放了一首舞曲，邀請毛主席跳舞，并表示“這是最好的休息”。毛主席急忙擺擺手，笑著說道：“我不會跳舞，也不喜歡。”

史沫特萊聽后，拉起一旁的翻譯就示范了起來。結束后，她便來到毛主席面前，繼續邀請毛主席：“主席，我來教您跳舞”。

毛主席見狀，只好向她學了起來。之后，史沫特萊還教了朱德等中央領導人跳交誼舞。她自我調侃道：

“也許我會得一個‘敗壞軍風’的惡名。但如果交誼舞在延安流行起來的話，這就是我的又一個勝利。”

這一時期，史沫特萊在與朱老總的頻繁交流中，決定為朱老總寫一本傳記——《偉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時代》。這本書成為了后人了解朱德的一本最重要的著作和參考資料。1950年，她在病重的情況下，仍然在進行著這本著作的修訂工作。

1937年七七事變后，史沫特萊帶上打字機和照相機，離開延安，先后在八路軍總部、新四軍總部等地進行采訪。

除此之外，史沫特萊還前往漢口開展宣傳、募捐工作，將八路軍戰士英勇抗日的事跡和舍生忘死的革命精神告訴更多的人。

在新四軍總部，史沫特萊見到了根據地戰士們缺少藥物、醫療器材的窘境。于是，她寫下一封介紹信，并附有自己拍攝的根據地影像的膠卷一起交給了新四軍的一名軍醫，讓他去往香港，找宋慶齡尋求幫助。

第二年春天，新四軍戰地醫院收到了宋慶齡募集來的各類藥品、醫療器材，為醫生救治前線戰士的傷病提供了重要幫助。

史沫特萊作為一名戰地記者，向世界報道了中國人民抗擊日本法西斯的真實情況。她也因此受到了中國人民的愛戴和尊敬。

1941年，因長期艱苦的生活，史沫特萊的身體亮起了紅燈，被迫回到了美國接受治療。在此期間，她仍然沒有放棄宣傳，不僅多次進行了激動人心的演講，而且還為中國的抗戰爭取輿論和物資的支持援助。

1945年，隨著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及冷戰格局的發展，史沫特萊在美國的行動也受到了越來越嚴重的監視和阻礙。盡管如此，她始終關注著中國，也是中國人民忠實的朋友。她的光輝形象永遠留在了中國人民的心中。

參考資料：《國際友人在延安》、文史月刊2013年8期、僑園2019年10期、小康2016年20期、文萃報·周五版2020年2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