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路軍中第一個隨軍外國記者是誰？一名德國人為什么要幫助中國抗戰？除了猶太難民，上海還為哪些難民提供過蔭蔽？

今年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在中國進行抗日戰爭的艱苦歲月里，許多國際友人千里迢迢來到中國，同中國人民并肩戰斗，以輿論聲援、醫療救助、物資援助、難民收容等各種方式支援中國抗戰。

在“6·9”國際檔案日到來之際，上海市檔案館深入挖掘館藏檔案資源，以“得道多助——國際友人與中國抗戰”為主題，精心挑選4組26件珍貴檔案向社會公布。

埃德加·斯諾：“我愛中國，我愿死后把我的一部分留在那里，就像我活著時那樣。”

市檔案館工作人員介紹，抗日戰爭期間，來華外國新聞記者有50余人。在輿論的前沿陣地，國際友人用筆和鏡頭，用客觀報道、真實影像戳穿侵略者的謊言，傳遞中國人民的苦難和抗爭，讓世界看到中國人民為生存、為尊嚴而戰的勇氣，為中國抗戰贏得了世界主流輿論的支持，使國際輿論的天平傾向正義的一方。

埃德加·斯諾1928年來到中國。他曾作為《密勒氏評論報》記者，在中國鐵路沿線遍訪南北重鎮。1936年，斯諾在宋慶齡的引薦安排下，突破國民黨對延安的軍事圍困和新聞封鎖，成為第一個訪問中國共產黨革命根據地的外國記者。1936年11月，《密勒氏評論報》連載斯諾對毛澤東的采訪，表達了共產黨的決心并呼吁國民黨共同抗日。

艾格尼絲·史沫特萊：“我總認為自己是中國人民中間的一員，我仿佛已經生根在那塊土地上了。”

1928年，艾格尼絲·史沫特萊以美國記者身份來到中國。全面抗戰爆發后，她成為八路軍中第一個隨軍外國記者，采訪報道中國軍民英勇頑強抗擊日本侵略者的事跡，并團結國際友人，積極組織醫療救助活動，呼吁世界人民援助中國抗戰。1943年，她的作品《中國的戰歌》出版，其中詳細描寫了包括1932年第一次淞滬會戰在內的真實戰斗場景。

本次還展出了1937年3月1日，毛澤東與史沫特萊關于中日問題與西安事變的談話記錄。談話中，毛澤東圍繞著中日戰爭與西安事變，闡述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性質、民族戰爭與階級戰爭的關系、中國人民抗戰與國際援助等內容。

伊斯雷爾·愛潑斯坦：“在歷史為我設定的時空里，我覺得沒有任何事情比我親歷并躋身于中國人民的革命事業更好和更有意義。”

1915年，伊斯雷爾·愛潑斯坦出生在波蘭華沙的一個猶太家庭，年幼時隨父母來到中國。1937年，他開始為國際進步友人在上海創辦的英文雜志《中國呼聲》撰稿，向世界揭露日本法西斯在中國的暴行，謳歌中國軍民浴血奮戰、救亡圖存的壯舉。1938年，時任美國合眾社通訊記者的愛潑斯坦成為宋慶齡領導下的保衛中國同盟的一員，之后負責編輯《保衛中國同盟新聞通訊》，向世界介紹中國人民抗戰的真實情況。

《保衛中國同盟通訊》第18期所載愛潑斯坦戰地報告《突破封鎖進入中國》

諾爾曼·白求恩：“我將愿意到中國去，同你們一起戰斗。”

抗戰時期在華開展醫療活動的國際友人，有姓名和事跡可考者近40人，他們遠渡重洋來到中國抗日戰場，籌設醫療機構、培訓醫療人員、大力救死扶傷，為中國抗戰勝利做出了重要貢獻。

白求恩，加拿大共產黨員，國際共產主義戰士。1938年1月，白求恩帶領一支由加拿大和美國醫護人員組成的醫療隊來到中國，在周恩來、宋慶齡等人的幫助、安排下，白求恩一行趕赴敵后抗日戰場參與醫療工作。他滿腔熱忱、坦白正直，深入火線、救死扶傷，1939年因在搶救傷員手術中感染細菌不幸逝世。

本次展覽公布了一張白求恩的珍貴照片。圖中，白求恩正在一艘民船上吃飯。據介紹，這張照片此前從未在網上流傳。

抗戰中的白求恩

馬海德：“我能夠以主人翁的身份，而不是作為一個客人置身于這場偉大的解放事業中，我感到極大的愉快。”

馬海德，美籍黎巴嫩人。1934年結識宋慶齡，在宋慶齡的影響下投身革命活動，在進步刊物上發表文章，介紹中國工農紅軍，并提供其診所給中共地下黨聯絡、開會。1936年經宋慶齡介紹前往陜北，成為紅軍的衛生部顧問。1937年2月，馬海德加入中國共產黨，成為第一位加入中國共產黨的外國人。1938年，保衛中國同盟成立后，馬海德通過向該同盟報告陜甘寧邊區情況，向海外呼吁、爭取急需的醫療器材和藥品，大大緩解了邊區軍民缺醫少藥的困難。

馬海德關于延安國際和平醫院急需藥品和醫療設備致保衛中國同盟的信

路易·艾黎：“中國給了我生活的目的，給了我一項愿意為之奮斗的事業。”

抗戰爆發后，許多工廠被毀，工人失業，中國經濟處于崩潰邊緣。國際友人駕駛戰機、開辟航線、輸送物資、沖破封鎖，無數“希望的包裹”運往中國戰區和敵后根據地，為抗戰注入源源不斷的動力，成為世界人民對中國抗戰最堅實的物質支撐。

1927年4月，新西蘭友人路易·艾黎來到上海。抗戰爆發后，中國工業遭到嚴重破壞，大批難民流離失所，為了組織經濟力量抗戰，1938年艾黎與斯諾夫婦等中外友人發起“工合”運動，制定了在非敵占區建立工業合作社的計劃，建立起3000多個工業合作社，吸納30多萬社員開展軍需民用生產，為抗戰前線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抗日根據地提供物資，筑起一道堅固的“經濟抗戰防線”，成為失業工人和難民生產自救、支援抗戰的一支獨特的經濟力量。

路易·艾黎關于工合經驗等致孫邦藻的函

王安娜：“我不是置身事外的旁觀者，是他們事業的參與者。”

王安娜，1935年同留德中共地下黨員王炳南結婚并改名王安娜，次年隨夫來華。全面抗戰爆發后，她和王炳南一同從事統戰和情報工作，深入戰地開展對傷員和難民的救援活動，并成為“保盟”重要成員。抗戰時期，她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積極開辟中越物資交通線，完成了將募集的大量醫藥、醫療器械和資金及時送到前線的緊急任務。

公誼救護隊關于運輸國際和平醫院所需物資情況與王安娜的往來信件

饒家駒：“安全區之所以存在，唯一出于人道主義的原因。”

1937年“八一三”淞滬會戰爆發，成千上萬人流離失所，淪為難民。在日本侵略者大肆踐踏中國國土、瘋狂屠殺中國人民時，許多國際友人奔走斡旋、竭盡全力開展人道主義救助，用愛與包容創造了戰時平民保護的“上海模式”。

1913年，饒家駒來華傳教。淞滬會戰爆發后，饒家駒提議在南市劃出一塊區域建立難民安全區，日軍不得對難民區進行攻擊。此舉開創了戰時平民保護的“上海模式”，并為推動《日內瓦第四公約》的訂立提供了成功范例。1937年11月至1940年6月，上海南市難民區先后設置過130多個收容所，庇護了30余萬難民。在成功創辦了上海南市難民區后，饒家駒又將目光投向更廣闊的中國內陸地區，積極參與中國其他地區的難民救助。

南市難民安全區位置示意圖

回首這段波瀾壯闊的歷史，中國抗戰的勝利絕非偶然。國際友人在輿論、醫療、后勤等戰線的付出，凝聚起中國人民“得道多助”的磅礴偉力，沖破黑暗、走向光明，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構建提供了鮮活的歷史樣本與實踐經驗。

原標題：《“我愿意到中國去，同你們一起戰斗！”回望中國抗戰，不能忘了這些外國人》

欄目主編：張駿

來源：作者：解放日報 周程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