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化的大潮中，中國企業出海已成為時代發展的必然選擇。面對復雜多變的國際形勢與日益激烈的市場競爭，出海之路機遇與挑戰并存。如何在海外市場立足并實現可持續發展，是眾多企業亟待解決的問題。在中信出版社出版的《出海》一書中，收錄了知名媒體人、人文財經觀察家秦朔與中歐國際工商學院會計學教授許定波的一次深度對話，他們從全球化視角出發，深入探討中國企業出海的背景、面臨的困境以及應對策略，旨在為出海企業提供有益的借鑒與啟示。

Q

秦朔

知名媒體人、人文財經觀察家

中國企業出海是這兩年特別熱門的話題。“不出海，就出局”，可能說得有點絕對，但也反映了改革開放40多年后，基于我們在方方面面積累的產業能力，中國企業的全球化進入了一個新階段。但今天全球地緣政治的變化也給企業出海帶來了新挑戰。對聯想集團這20年的發展，許教授從商學院角度，我從財經媒體角度，都有長期觀察。我也有很多問題想向許教授請教和探討。對出海，很多人的理解其實是不同的。許教授如何從全球化角度來定義企業的發展？

A

許定波

中歐國際工商學院會計學教授

中國企業的全球化大致可以從四個維度來看。一是商品和服務的出口；二是對外投資，如聯想集團收購IBM PC業務，三一重工2012年收購德國的普茨邁斯特；三是技術出海，如中國的“新三樣”（電動載人汽車、鋰電池、太陽能電池），又如三峽集團在歐洲和南美的拓展；四是品牌和管理模式的輸出，如海爾集團對外輸出了“人單合一”模式。2024年1月，中國總會計師協會派團隊參加了美國會計學會管理會計分會年會，我在會上介紹了“人單合一”，會后美國管理會計分會會長專門給我寫了封信，說“It’s eye-opening”（它讓人大開眼界），可見中國企業的管理模式創新已經引起了世界的關注。

談到中國企業的全球化，我覺得一個轉折點是2001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融入世界經濟體系。2000年中國進出口總額只有4743億美元，2022年就達到了62509億美元，增長的幅度非常大。

Q

中國在2020年提出，要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政府也希望中國出現一批“世界一流企業”。我們的企業為什么一定要出海？

A

從比較傳統的角度看，首先是為了獲取資源，包括自然資源如礦產，以及人力資源。現在東南亞、南美、非洲的勞動力成本比我們東南沿海低，“走出去”就能更好地利用這些資源。

其次是拓展市場的需要。中國市場的競爭大概是全世界最卷的。最近見到中歐的一位校友，他們公司的產品要出口，談判時報了一個價，對方就接受了。他們報的是人民幣的價，對方認為報的是美元價，差了七倍。當然這是一個比較極端的例子，但是中國市場的價格競爭真的非常殘酷也是現實，而海外市場的空間相對要大一些。一些企業管理者跟我講，即使把美國要加的稅算上，他們的產品仍然有競爭優勢。

最后是技術發展的需要，既包括中國企業的技術“走出去”，也包括到國外吸收有價值的技術。當然，從短期、中期來看，貿易糾紛、貿易戰會持續升級。我認為我們應該頭腦冷靜，要做好打持久戰的準備。如果美國和歐洲一些國家對中國的出口產品增加很多限制，那么中國企業的生產基地有必要轉移到其他國家，再從那里出口到歐美。只有“走出去”，變成像平臺一樣的具有輻射性的企業，企業才能擴大影響，賦能周邊。如果你不“走出去”，最多也就只會賦能中國周邊幾個國家。如果你能走到歐洲，走到美國，把平臺做起來，那么你就能向全球輻射，企業的價值就完全不一樣了。從這個意義上講，“走出去”應該越來越多，而不是越來越少。

Q

全球市場不是中國市場的“拷貝”，它對出海的中國企業和企業家提出了新的要求。習近平總書記在2020年指出：“企業家要立足中國，放眼世界，提高把握國際市場動向和需求特點的能力，提高把握國際規則能力，提高國際市場開拓能力，提高防范國際市場風險能力。”2022年習近平總書記又指出，“加快建設一批產品卓越、品牌卓著、創新領先、治理現代的世界一流企業”。從商學院教授的角度，您如何理解出海對企業以及企業家，有什么和過去不一樣的新要求？

A

首先，出海對企業和企業家的理念、格局有新的要求。你要關注的是全球市場，而不只是守著眼前看得見的市場。這就需要全球視野，需要掌握各個市場的知識。比如我們一直待在國內的人很難想象，在西方很多國家，宗教對經濟的影響有多大。你要在一個國家真正把業務做成功，就要關心它的文化、宗教信仰、政治體系，以及歷史，更重要的是對其法律法規有了解。

又如從國別風險識別的角度，發達國家的金融市場開放，貨幣兌換自由，法治比較健全，人均收入水平高，但對中國企業來說，要經受“走出去”的投資審查。新興市場的問題則往往是，貨幣不能自由兌換，匯率波動嚴重，法律和市場監管規則不健全，合規風險比較大。

2023年我和時任國資委中央企業專職外部董事楊亞先生進行對話，他曾任中國長江三峽集團CFO，國家電投集團副總經理、CFO，他指出到歐洲投資和到巴西投資是完全不一樣的。在歐洲投資，中國企業靠自己，有可能做得很好；但到巴西投資，如果不找一個當地合作伙伴，或者不是跟世界銀行等國際組織合作，別國企業很難做好，因為巴西的法律法規很復雜，也不太透明，還經常變。

除了要了解外部的情況，還要了解國內和國外市場的差異。當你走進海外市場時，要意識到按國內的方式管理國外的企業，很可能是行不通的。你發現與工會打交道變得很重要，對國外的員工不能像中國一些企業里的員工那樣搞“996”，這在美國或歐洲很多國家完全不可能。你的公司治理、管理都要隨之調整。

Q

您曾經提出，出海后，企業只有把資產、業務、人員管理的整合，文化的融合做好，才能成為有生命力、有擴張能力的公司，企業的市場價值才能提高。在今天的出海浪潮中，企業如何才能行穩致遠？您能不能給中國企業提供一個基本框架？

A

這個問題國內外已經有大量研究，我想從平臺企業的角度去談。因為最近這七八年，大家都意識到，鏈主企業、平臺企業的重要性非常顯著。像蘋果公司，就是典型的鏈主企業、平臺企業。有研究表明，平臺的設計提供方大概可以拿到整個價值創造中50%的份額。未來的企業，到底是做平臺的設計提供方，還是做平臺的參與方，抑或所有平臺都參與不了，這將決定企業的命運。中國企業出海一定要理清楚，你是作為平臺設計方走向國際，還是為資源方參與國際交流，還是作為用戶加入別的平臺。

要成為平臺設計方，首先要有一定規模，聯想這點做得非常好，聯想一直堅持，哪怕影響短期利潤，也要把自己變成這個行業的領軍企業，用規模贏得上游供應商（如英特爾、微軟）更有力度的支持。熊彼特在提出企業家精神的《經濟發展理論》這本書里，也談到過另一個重要理念，就是說，如果企業只是在一個完全競爭的市場里生存，那么它是沒有經濟地位的。

真正重要的企業，推動社會進步的企業，要打破這種完全競爭的市場格局，造就一種非完全競爭的市場地位，要有一定的“壟斷性”，也就是要在一定時間、一定范圍內，有一定的市場影響力。只有到了此時，企業才真正可以做一個平臺設計方，再吸引其他資源方進來。所以，堅持不斷的創新，在技術和效率上保持走在你的競爭對手前頭，這是一個關鍵。聯想作為世界銷量第一的PC企業，具備了平臺屬性，而且是全球性的，這對中國非常重要，因為聯想在全球產業領域有很大影響力。

根據我的觀察，聯想平臺對于外部最重要的賦能，供應鏈肯定是其中之一，此外是通過平臺，將全球各地差異很大的業務整合起來，逐漸降低交易成本。我們要尊重本地差異化，但地區之間的巨大差異也會增加管理的復雜性，降低企業的整體利潤。因此，既要尊重地區的差異性，發揮當地的積極性，又要將戰略互補性、戰略協同性結合發揮；既要尊重差異化，又能通過整合供應鏈和管理體系降低交易成本，這才是真正的本事。

信息不對稱是企業管理機制設計的一個關鍵問題。在交易中，具有信息優勢的一方可以利用私有信息獲取信息租金，而信息租金會導致社會資源配置整體效率的下降。一個平臺最重要的賦能功能是其通過獲取信息、分享信息，降低生態體系整體信息租金的能力。大型企業具有天然的信息優勢，在平臺設計和提供方面也應有更大的作為。

從一定意義上講，理念與格局是企業能否行穩致遠的第一要素。一家平臺企業可以利用其比其他參與方更優的信息，最大限度地獲取信息租金，也可以主動限制自己獲得的信息租金，追求整個平臺生態體系的最大效率提升和長期價值創造的能力。我覺得一家真正行穩致遠的企業不應該走第一條路。

Q

在企業出海中有一個問題，就是現在的地緣政治環境越來越復雜，很多國家的民族主義乃至于民粹主義都在上升。出海企業如何建立身份認同，變成一件需要思量的事情。您在過去的一些研究中提到過，企業在出海過程中要做一個優秀的世界公民，只有做了優秀的世界公民，才能夠真正創造價值，對母國也產生更大的價值。在這方面您的看法是怎樣的？

A

這其實是我最近幾年越來越擔憂的一個問題。我認為，我們要盡量減少各種狹隘的民族主義情緒對于經濟開放、全球化、企業“走出去”的干擾。最重要的是真正把企業做成功，為利益相關方創造價值，為社會創造價值。聯想作為一家全球領先的中國企業，在IT、高性能計算、算力基礎設施等領域，能夠在影響力層面兼顧主動性。

但我們的出海企業，需要充分了解當地文化，并落到實處。中國企業和中國文化的優越性，是需要靠實踐做出來的。同時一定要讓對方感覺到，你是一個愿意耕耘當地、融入當地，而且為當地做出貢獻的好的企業公民。這是一個理念問題，也是一個界面問題。需要摒棄一些輿論噪聲困擾，在與其他國家的發展進程中共創價值。

Q

最后一個問題可能跟您的經濟學背景有關。國際貿易里有大衛·李嘉圖提出的比較優勢理論，薩繆爾森也有很多研究。從國際貿易理論的角度，您對企業全球化有哪些觀察？

A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現在，在世界很多地方，全球化成了一個糟糕的事情，我們要為全球化辯護，從理論上正本清源。1986年我到美國匹茲堡大學讀經濟學博士，同時也在大學做兼職。第一年是做助教，從第二年開始我就給本科生上課。我教的第一門課就是“國際貿易”。那時在主要商學院和經濟系的課堂里，如果有誰挑戰全球化或者質疑自由貿易的合理性，他會被認為腦子有毛病，不像現在，挑戰全球化好像變成了主流觀點。

大衛·李嘉圖說，只要我們兩個之間有相對的競爭優勢差異，就可以相互貿易。哪怕是你在生產所有的產品時都很強大，而我在各個方面都更弱，但只要我們的比較優勢不一樣，就應該交易。先進國家一般在高端產品生產方面有比較優勢，落后國家在低端產品生產方面有比較優勢。根據當時的理論，哪怕是我生產低端產品的絕對優勢不如你，但我有相對優勢，所以我就生產襯衣這類低端產品，你去生產飛機、芯片等高端產品，然后通過交易，你們發達國家受益，我們發展中國家也受益。

但是后面發生了什么變化？2001年中國加入WTO之后出口快速增長，給西方企業和經濟帶來了很大壓力，也使得西方的一些學者開始反思大衛·李嘉圖的理論，其中最有影響的就是德高望重的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薩繆爾森。2004年，薩繆爾森89歲時寫了一篇非常有影響力的文章，挑戰傳統的自由貿易理論。他指出，傳統的貿易理論認為發達國家生產飛機，發展中國家生產衣服，自由貿易對交易的雙方都有好處，但關鍵問題是，發展中國家的企業不會永遠生產襯衣，它以后也要去生產飛機。

當這些企業進入發達國家企業擅長的領域時，從理論上可以證明，在一定的假設下，發達國家的企業會變得不是相對更糟糕，而是絕對更糟糕。剛好在這一時期美國出現了所謂“銹帶”現象，即老工業區的衰退，這就印證了薩繆爾森的理論。2004年，我看到薩繆爾森這篇文章時，覺得這個老先生是老糊涂了。沒想到后面20年中美關系的發展，世界貿易體系的改變，竟跟薩繆爾森的預測完全一致。

那么西方是不是一定要把自己封閉、保護起來？也不見得。假設我是發達國家的一家企業，我面臨著來自中國的競爭，我可以要求本國建一個圍墻把自己保護起來，但其他國家的企業還是會發展，這樣我只會變得越來越弱。

真正偉大的企業應該怎么做？應該勇敢地迎接、應對來自全球的競爭，然后自己調整，加快研發創新，讓自己變得更強大。中國進入飛機、芯片領域了，你就要不斷地升級，找到更高的新比較優勢。所以，哪怕薩繆爾森的理論是正確的，我覺得美國人也不應該把自己封閉起來，而是要跟中國企業競爭。這樣中國企業會進步，美國企業也會進步。在一個競爭的環境里，大家都能發展，這比分裂成幾個各自保護的市場，對人類而言有更好的前景。

《出海》

作者：秦朔 / 劉利平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團
出版年：2024年10月

經中信出版社授權，本文節選自《出海》一書附錄“邁向全球化：理論、實踐與出路——許定波、秦朔對談錄”，內容有刪減編輯。

編輯| 田佳瑋

責編| 岳頂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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