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 讀

以政治選舉與沖突和技術演進作為主線，本文嘗試呈現2024年全球網絡媒體的發展概況和前沿趨勢。

一、引言

當下的全球生態正從以易變、不確定、復雜和模糊為特征的“烏卡”（VUCA）時代向以脆弱性（Brittle）、焦慮性（Anxious）、非線性（Nonlinear）和不可知性（Incomprehensible）為特征的“巴尼（BANI）時代”遷移。“巴尼時代”的概念由美國學者賈邁斯·卡西歐提出，在強調全球“風險社會”加劇的同時增加了對大眾心理層面的“焦慮”情緒和時代變化不可控的非線性的關注。全球網絡媒體作為“巴尼時代”到來的助推力量的同時也并非獨善其身，在政治環境和底層技術變革背景下從外部環境到行業內部都經歷著轉型陣痛。

回顧過去的2024年，超過70個國家和地區以及國際組織開展了最高權力的政治選舉，在這一“超級大選年”中網絡媒體扮演了重要角色。與此同時，在“持久危機”的背景下，俄烏和中東等地的亂局又添諸多新變數，圍繞著沖突的“賽博戰爭”也未平息。從技術演進的視角來看，自年初文生視頻大模型Sora發布以來，幾乎每周都有關于人工智能技術更新的新聞，技術的飛速迭代作為“雙刃劍”給網絡媒體帶來了創新機遇的同時，也引發了治理隱憂。

以政治選舉與沖突和技術演進作為主線，本文嘗試呈現2024年全球網絡媒體的發展概況和前沿趨勢。首先以網絡媒體的“基礎設施化”為邏輯基點，本文概述了網絡媒體在全球的整體增長態勢和平臺格局的變化。隨后，本文選取了2024年網絡媒體討論的若干熱點議題，嘗試剖析網絡媒體在全球關鍵議題的報道和傳播中的全新動向。最后，本文分析了網絡媒體在全球不同地區發展的典型特征，不同地區的網絡媒體整體互鑒又獨具地域特色，并呈現出“南方轉向”的重要趨勢。

二、2024年網絡媒體的平臺格局

截至2024年10月，全球互聯網用戶以2.8%的增長率攀升至55.2億人，已經占世界總人口的67.5%，意味著全球超過三分之二的人可接入互聯網，用戶總量已達“絕對多數”，成為“網絡普及”進程的里程碑節點。數據顯示，互聯網用戶平均每日在線時長高達6小時36分，即意味著互聯網用戶每天有超過四分之一的時間都在互聯網上度過，[1]網絡媒體的使用已經深刻融入到人們日常工作和生活的方方面面。無論是從用戶規模還是使用時長來看，互聯網成為全球傳播中的重要基礎設施已經是不爭的事實。2024年，全球網絡媒體的平臺格局深度調整，整體呈現出平臺“TikTok化”、主體“KOL化”和人工智能“搜索引擎化”的趨勢特征。

（一）傳統巨頭平臺頹勢與“TikTok化”

以Facebook和X（前Twitter）為代表的初代互聯網巨頭難以扭轉近年來的頹勢，在謀求轉型升級的過程中日漸衰落。盡管保持著總用戶量龍頭的位置，但Facebook在2024年的用戶使用時長和應用程序打開率方面分別落后于TikTok和YouTube。在美國，仍有約70%的成年人使用Facebook，但青少年的參與度在過去十年從71%下降至33%，[2]以至于Facebook已經在部分年輕人眼中成為“中老年人的社交媒體”的代名詞。而X自馬斯克收購后面臨著內外部多重困境：眾多名人和知名品牌的紛紛退出、社交機器人發布的“僵尸內容”和仇恨煽動言論充斥、廣告商的出走、不合理的創作激勵機制和新付費方案的推出等，種種因素疊加，使得X平臺的發展舉步維艱。2024年底，在馬斯克支持的特朗普贏得大選后，更是出現了一批用戶轉向同類平臺Bluesky和Threads的潮流：Bluesky在大選后的一周有超過100萬用戶加入，在11月Threads的注冊量也超過了1500萬，[3]這一用戶流失使得X的前景愈加慘淡。

與此相對的是，短視頻平臺TikTok增長迅猛和全球網絡媒體的日漸“TikTok化”（TikTokfication）。2024年TikTok的平均用戶月使用時長約為34小時15分鐘，遠高于第二名的YouTube平臺，同時蟬聯全球移動應用程序下載冠軍。TikTok的飛速增長也引發了全球媒體的“TikTok化”風潮：一方面，越來越多網絡平臺將TikTok式的豎屏短視頻信息流嵌入其中，如照片墻（Instagram）推出的Reels和YouTube推出的“YouTube Shorts”等，此外，音視頻流媒體平臺也加入了“TikTok化”的行列，奈飛（Netflix）在應用中嵌入了“Fast Laughs”作為劇集的短視頻精華預告，聲田（Spotify）推出了“Clips”作為藝術家和樂迷交流的窗口，等等，不同類型的網絡媒體平臺都將短視頻與自身平臺特性相結合，從而吸引年輕群體并增強用戶黏性和互動性。另一方面，傳統主流媒體機構和從業者也紛紛轉向TikTok平臺，目前有超過半數西方主流媒體機構在TikTok上開設賬號并發布豎屏的短視頻新聞內容，而部分東南亞、中東和拉美的地方媒體也抓住契機，紛紛布局短視頻并建立自身新聞社區。這一轉型目前實現了較好效果，2024年6月的數據顯示，媒體和出版商發布的內容在TikTok上具有最高的用戶參與率，平均每個帖子的分享高達317次，互動率高達4.7%，遠高于其他類型的內容。[4]

盡管近年來TikTok在部分地區的運營受到政治環境的無端干擾和同類型平臺的用戶搶奪，但其以運營創新能力和領先算法技術保持著一定的生存韌性和競爭優勢，“TikTok化”仍將是接下來一段時期全球網絡媒體發展的重要趨勢。

（二）新聞機構信任低迷與主體“KOL化”

2024年，全球民眾對于新聞的興趣和信任進一步下降。調查數據顯示，2024年全球網民中對新聞非常感興趣的比例僅占46%，相較于2016年的63%大幅下降。同時，對于新聞感興趣的比例隨著年齡降低逐步下降，在18—24歲的年輕人群體中僅有34%的人表示對新聞感興趣。值得關注的是，約有39%的用戶甚至產生了新聞回避（news avoidance）行為，即主動地避開新聞內容，相較于2017年上升了10%。與此同時，2024年全球民眾對于新聞的信任度仍處于40%的低位，是除了疫情暴發的2020年以外最低的一年。[5]媒體機構對于信用的透支、網絡平臺虛假信息的泛濫和多元渠道的信息獲取等，都是當下傳統新聞的關注度和信任度低迷的重要因素。

與平臺的“TikTok化”相呼應，網絡媒體用戶的新聞獲取呈現出“KOL（關鍵意見領袖）化”的趨勢。根據牛津路透新聞研究院發布的數據，在YouTube、Instagram和TikTok等短視頻平臺，人們更加傾向于通過KOL而非記者或新聞機構來獲取新聞資訊，例如美國的塔克·卡爾森（Tucker Carlson）、英國的詹姆斯·奧布賴恩（James O'Brien）和法國的雨果·特拉弗斯（Hugo Travers）等頭部意見領袖往往都能在新興的視頻平臺收獲與傳統新聞機構比肩的影響力。[6]這些KOL無需背負傳統主流媒體機構的責任重擔，使用視頻的形式直接與年輕受眾對話，采用更加平易近人和有趣的風格，選取氣候、社會正義和心理健康等青年人關心的議程，從而開辟出收獲廣泛影響力的另類道路。

網絡媒體的“KOL化”不僅體現在超級頭部KOL的巨大影響力，還有大量的微型網紅（micro influencer）和納米網紅（nano influncer）在一些特定垂類領域的影響力和信任度不可小覷。微型網紅（粉絲在1000至100000之間）和納米網紅（粉絲小于1000）發布的內容關注度可能在數量上不占優勢，卻能夠讓每位粉絲真實可感地參與和互動，從而實現更深層次的互信。數據顯示，微型網紅在Instagram中的用戶參與率比大型網紅高7倍，同時納米網紅的網絡互動平均參與率達4.39%，遠高于超級網紅。[7]總的來說，頭部意見領袖日漸增強的影響力與微型和納米網紅的“長尾效應”將是接下來網絡媒體“KOL化”的大勢所趨。

（三）人工智能平臺涌現與“搜索引擎化”

人工智能技術的創新是當下網絡媒體發展的重要推動力。2024年ChatGPT、Gemini和Sora等多模態內容生成式應用不僅在“數據收集與預處理”和“模型選擇與訓練”層面實現了變革與創新，更在內容的動態與創造性生成維度上取得重大突破，加速了信息生產與消費行業的變革與“重塑”。這些不同類型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模型不僅在技術方面不斷升級，還在網頁端和移動端迅速落地和開放使用，并迅速躋身網絡媒體平臺的“第一梯隊”。數據顯示，2024年6月至8月，ChatGPT在移動應用程序中的月活量和下載量均排在前十位，其網頁端的訪問量也高達25億次，增長率高達8%，在發布兩年后仍然保持著高速增長。在ChatGPT保持著人工智能平臺領先地位的同時，谷歌的Gemini、微軟Copilot和Character.AI等平臺都實現了下載量和使用時長的顯著增長。

在ChatGPT持續提升內容生產能力的同時，“搜索引擎化”成為人工智能平臺發展的重要方向。2024年下半年，GPT-4o模型在對話頁面加入了“搜索”按鈕，即上線了“對話式搜索”功能，補足了曾經在實時獲取信息方面的短板。通過將自然語言處理能力與搜索引擎的功能相結合，ChatGPT不僅提升了信息檢索和響應精度，實現在理解復雜的用戶需求后查詢并生成流暢且相關的答案，消除了用戶需要點擊多個鏈接的步驟，還能夠匯總多個信息源、提供定制化的回應。除此之外，ChatGPT與新聞和數據供應商達成內部合作，在部分常見問題的回答上增添最新的信息和視覺設計。

盡管由于訓練數據的滯后性和引用信息缺乏精確性，GPT-4o模型的搜索功能目前存在一定短板，部分回答理解可能存在錯誤，甚至有時會出現無中生有、文不對題，但從長遠來看，生成式人工智能技術與搜索引擎結合的趨勢有望改變互聯網用戶的信息獲取習慣，進而革新網絡媒體內容的傳播方式。

三、2024年網絡媒體的熱點議題

（一）“超級大選年”中的渠道遷移

2024年，全球迎來“超級大選年”，包括美國、俄羅斯、印度、英國、墨西哥和歐盟在內的70多個國家、地區和國際組織均舉行了重要選舉，涉及全球超過一半的人口。2024年的選舉被稱為首次“AI選舉”，在年初許多媒體都表達了對AI技術干預選舉的擔憂，但從結果上來看，AI在選舉中發揮的作用十分有限。

一方面，人工智能被“工具化”地用于政治選舉的宣傳中，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選舉信息的及時、準確和全面傳播。以印度為例，2024年4月開始的議會下院選舉中，人工智能技術被用于制作候選人的“數字人”視頻，并通過網絡媒體平臺發布，起到了與選民對話和介紹政府福利等作用。通過人工智能技術賦能，制作20個此類視頻僅需約4分鐘，且能自動生成超過10種印度語言，以低成本且高效的方式覆蓋了多元選民的政治宣傳。

另一方面，深度偽造（deep fake）等技術的負面效應給選舉期間的政治傳播帶來了一定挑戰。在美國大選中也涌現了零星案例：美國新罕布什爾州共和黨初選前偽造拜登“不要給特朗普投票”的AI電話錄音，特朗普發布了泰勒·斯威夫特支持他的人工智能圖片，指責哈里斯卷入肇事逃逸事故的視頻，等等。

然而無論是積極利用還是惡意傳播誤訊，從整體上來看人工智能對于選舉的影響仍然局限于小范圍內，并未產生大規模的影響。一方面，候選人選舉團隊會面臨惡意使用人工智能的指控，從而為了規避風險不敢貿然大規模使用人工智能工具；另一方面，Meta AI和Open AI均表示他們的工具拒絕了大量可能用于生成政治誤訊的需求，同時在言論中增加水印、標簽和事實核查，從而從多個層面遏制人工智能工具的惡意使用。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在2024年的美國大選中，總統候選人的傳播渠道向以播客（Podcast）為代表的音頻平臺遷移。自提名為黨內候選人起，兩名候選人特朗普和哈里斯都減少了與傳統媒體的合作：特朗普甚至拒絕了幾乎已經成為總統候選人慣例的CBS電視臺《60分鐘》節目訪談，而轉向了十余家播客節目的錄制。哈里斯雖然還是接受了CNN和Fox等傳統電視臺的專訪，但也在很大程度上將媒體活動重心轉移至播客。在美國，播客自2014年大熱以來幾乎一直呈現增長態勢：調研數據顯示，美國約有1.92億播客用戶（占人口的67%），12歲以上的美國人中有47%的人在過去一個月聽過播客，超過1億的美國人會每周至少聽一次播客，平均每周收聽的播客集數為8集，這種增長態勢預計也將在未來幾年持續下去。

兩名候選人圍繞可能支持自己但仍“懸而未決”或“本不愿投票”的選民進行傳播，同時選取的均為最有影響力的播客。如特朗普參加了“聲田”平臺播客收聽量斷層第一名的“Joe Rogan Experience”（播放量超5000萬），其選舉團隊副手萬斯同樣登上了該節目（播放量1755萬）。喬·羅根（Joe Rogan）常年霸榜美國播客界，其主要受眾是美國的白人男性。喬·羅根的節目受眾則更廣泛：80%的聽眾為男性，35%的人自稱是獨立選民，32%的人自稱是共和黨人，27%的人自稱是民主黨人，具有極高的籠絡選民的價值，因而成為特朗普“壓軸登場”的播客節目。

播客的本質是一種聽覺媒介，盡管現在很多主播將播客完整片段放置到YouTube等視頻平臺，但許多人仍依靠耳機或智能音箱收聽音頻以達到一種“陪伴”的效果。尤其是近年來，播客向著“超長音頻”的趨勢發展。喬·羅根與特朗普和萬斯都聊了超過3小時，并將完整片段全部直接放出，這對于聽眾而言有一種坦誠交流和更深入了解候選人的“錯覺”，就如同聽老友“閑聊”和“嘮嗑”，能產生不可估量的心理力量。

對于總統候選人而言，播客提供了一個更加輕松和舒適表達自己的環境。傳統媒體的記者采訪往往會設置好議程，并通過引導性提問和打斷等讓候選者在采訪中容易緊張和出錯。而動輒數小時的播客訪談則可以讓候選人侃侃而談，放下戒備，隨心所欲地進行表達。如特朗普在喬·羅根的播客中談論了大到國家政策、小到耳朵疤痕、怪如外星人等十幾個議題，偶爾有時候被喬·羅根打斷也能迅速整理思路進行應對。特朗普親民的表達習慣和清晰的思路天然適合播客的媒介調性，頻繁參加播客的經驗也促成了他在這次播客中的絕佳表現。

美國大選中向音頻渠道的遷移與前文所述的“KOL化”不謀而合。不同播客主播都是特定領域中的KOL，在傳統媒體信任度下降的大背景下，與這些主播的交流甚至同頻共振往往能產生更明顯的傳播效果。在可預見的將來，播客將成為全球政治傳播的重要渠道。

（二）地緣沖突中的“網緣政治”

2024年，全球范圍內地區性沖突頻仍，巴以沖突一年有余，中東地區動蕩加劇，俄烏沖突延宕千日，局部小動亂層出不窮。據統計，2024年全球沖突數量比2023年增長了25%，導致超過22萬人死亡。在沖突頻發的危機時代，網絡媒體成為人們關注戰事的主要途徑，也成為“網絡認知戰”的主要戰場。網絡媒體的“政治化”和“武器化”已經成為沖突的新常態，“地緣政治”的沖突也在線化，表現為“網緣政治”的對立。

一方面，西方主流媒體機構在網絡媒體平臺上的政治偏向持續凸顯，其報道和發聲日趨遠離傳統的新聞專業主義的操作規范，從而透支了公信力和信任度。在巴以沖突一周年之際，半島電視臺（Al Jazeera）推出了名為《陷落的加沙：在西方媒體鏡頭背后》的紀錄片，通過CNN和BBC的10名參與報道巴以沖突記者的講述，揭露了西方媒體新聞編輯室的內部運作是如何忽略巴以沖突的關鍵歷史背景、對以色列與巴勒斯坦系統性的雙重標準和存在親以色列偏見等不公正報道行為。[8]此外，在中菲涉海爭議的國際報道上，以美國國際開發署（USAID）暗中資助的菲律賓新聞調查中心主任為代表，在互聯網上發布多篇不實報道與文章，將中國塑造成侵略者，持續誤導國際社會。事實上，西方主流媒體以西方中心主義和霸權主義為基礎的新聞觀念導致的偏頗網絡報道已多次引發爭議和不滿。

另一方面，半島電視臺和CGTN等全球南方媒體堅持對地緣矛盾與沖突進行準確、客觀呈現，繼而在國際輿論場上不斷贏得關注和好評，已成為全球相關報道的重要信源。在巴以沖突爆發的一年內，中國中央廣播電視總臺CGTN持續在巴以地區展開報道，并拍攝《炮火之下》、《浴血之城》、《生死之間》和《生死一年間》系列紀錄片，通過雙視角敘事，平衡客觀地展現沖突給巴以雙方帶來的真實苦難和舉步維艱的和平之路。系列紀錄片和短視頻在全球累計獲得觀看量超過9000萬，并被BBC和CNN等84個國家和地區的900余家電視臺和新媒體平臺采用。這顯示了全球南方媒體日益具備打破西方媒體霸權的話語能力，在不斷爆發的地緣沖突事件中持續發出公正聲音，真正推動建立更為公正合理的國際傳播新秩序。

以TikTok為代表的網絡視聽媒體平臺同樣在打破西方媒體話語霸權，提供地緣政治沖突的全面客觀資訊方面扮演著重要角色。以TikTok上的巴以沖突相關內容為例：一方面，TikTok以直觀化、感性化的視頻影像多視角、多維度地展現巴以沖突畫面，并輔以精準的算法推送，在為全球用戶提供更全面、平衡的巴以沖突信息的同時，喚起全球民眾“反對戰爭”等正向情感共鳴，能夠有效形成追求和平的團結聲音。如加沙地區的KOL薩利赫·阿勒賈夫羅（@saleh_aljafarawi）和半島電視臺記者瓦埃爾·達赫社（@wael_eldahdouh）均有百萬級別的粉絲，他們發布的大量手機記錄的戰火下的悲劇與傳統媒體報道互為補充，為擺脫媒體霸權更全面了解沖突情況提供另類視角。另一方面，TikTok也憑借內容生產低技術門檻形成強大的用戶參與勢能，成為“Z世代”青年群體聲援巴勒斯坦的主陣地。截至2024年6月2日，TikTok上帶有#palestine標簽的作品數量已近600萬，海量年輕用戶就巴以雙方傷亡對比、巴以歷史和巴勒斯坦現狀等話題進行事實陳述與觀點表達，很大程度上糾正了西方主流媒體的報道偏頗。此外，TikTok等社交媒體也積極打擊針對地緣沖突事件中的虛假賬號及各類謬誤資訊，以維護平臺信息生態與環境。

（三）巴黎奧運會中的“數智傳播”

第33屆夏季奧林匹克運動會于2024年7月26日至8月11日在法國巴黎成功舉辦。作為四年一次全球矚目的綜合性體育盛會，本次奧運會也成為重要的媒介事件。2024年巴黎奧運會被譽為“首屆AI奧運會”，全球網絡媒體也紛紛以此為契機，在內容生產與傳播層面不斷創新，將人工智能技術運用于賽事相關的方方面面，實現“數智傳播”。[9]

從傳播主體來看，奧林匹克轉播公司（OBS）、國際奧委會和各國媒體成為本次奧運會“數智傳播”鏈條上的重要主體。OBS負責奧運會的電視直播、廣播和數字轉播，通過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應用，在極短時間內通過分析比賽數據和視頻流，智能識別進球、破紀錄等高光時刻，從而制作生成高質量片段集錦。除此之外，在報道過程中通過人工智能的數據分析和可視化生成，能夠實時為觀眾提供最直觀和關鍵的信息。國際奧委會則在數智傳播中起到統籌作用，通過與不同公司提供的人工智能技術合作，發揮不同技術特征的優勢從而豐富賽事的呈現視角。最后，各大網絡媒體也在報道中通過AI呈現出各自的報道特色。CGTN利用人工智能增強網絡攝像和三維模型戰術分析系統等，在羽毛球和攀巖比賽中多角度捕捉精彩瞬間并全方位呈現，極大提升了觀眾體驗感。美國全國廣播公司NBC利用AI生成音頻技術模仿了傳奇解說員艾爾·邁克爾斯的聲音，從而形成賽事解說和概覽，收獲了體育迷的好評。

從傳播效果來看，人工智能等技術在體育賽事這類“輕政治”信息的傳播中能規避許多風險弊端，從而發揮出其在豐富內容、提升質量和個性傳播方面的優勢。首先，人工智能技術的采用使得許多基礎性的賽事實時報道實現自動化，推動了更多小眾項目的報道。與此同時，記者和媒體有更多時間精力去挖掘背后的人物故事和深度內容，提升了奧運賽事報道的豐富性。其次，人工智能在聲畫上的處理效率和創新空間使得體育賽事報道質量有質的飛躍，通過與增強現實（AR）和虛擬現實（VR）結合，讓觀眾更具有臨場感和沉浸感，從而最大程度享受競技體育帶來的快樂。最后，人工智能還能根據用戶的興趣和行為習慣，提供個性化的內容推薦。基于用戶觀看歷史和偏好，人工智能能準確推薦特定運動員、賽事或項目的相關視頻、數據分析和背景故事，增強觀眾的參與感和滿意度，同時通過社交媒體監測，分析觀眾的情感和趨勢，及時調整傳播策略和內容，以實現更好的受眾覆蓋和互動。

人工智能技術從北京冬奧會的試水應用到巴黎奧運會的全方位大放異彩，凸顯了“數智傳播”在大型活動中的應用前景。抓住機遇，防控風險，人工智能技術將在未來的媒介事件中發揮更多潛能。

四、2024年全球網絡媒體的

地域特征和“南方轉向”

面向不同國家和地區的具體文化語境，各大網絡媒體采用“球土化”（Glocalization）的策略，根據地區用戶媒介偏好與習慣進行內容生產與傳播，呈現出相互借鑒又獨具地域特色的不同特征，構成了全球網絡媒體發展地區分布的多元格局。而從整體視角看，網絡媒體的地域特征呈現靜態“數智鴻溝”和動態“南方轉向”并存的格局。

在亞洲，網絡媒體的發展趨于成熟。尤其在東亞和東南亞地區，互聯網接入率較高，用戶使用時長趨于飽和，不同形態的媒體應用十分活躍，充分競爭下的優質互聯網產品奠定了對外輸出模式的基礎。北美地區的互聯網則以技術引領為主要特征。優質的高等教育和人才優勢、龐大的市場和硅谷地區的創新環境使得北美成為引領人工智能技術發展的龍頭，同時各類垂類平臺也十分興盛，滿足不同群體之間的媒介需要。歐洲地區注重互聯網的監管。無論是之前實施的《通用數據保護條例》（GDPR）還是2024年新頒布的《人工智能法案》（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ct），都體現了立法者對于倫理問題和潛在風險的重視。《人工智能法案》對AI系統的透明度要求、風險評估、數據保護和監管合規等多方面進行了規定，其治理思路為全球所借鑒。拉丁美洲地區的互聯網發展速度較快，但創新性較弱導致本土平臺缺乏；美國硅谷巨頭在社交媒體平臺和流媒體等方面建立了顯著的競爭優勢，從而把持了拉美多國的互聯網生態。非洲地區不同國家之間的互聯網發展水平差異較大，部分國家仍有過半人口未能接入互聯網，但隨著“一帶一路”倡議帶來的基礎設施建設和經貿合作密切往來，未來發展具有較大潛力。

不難看出，網絡媒體在全球范圍內呈現鮮明地域特征的同時，不同地區之間的“數智鴻溝”也進一步凸顯。原本發展不平衡的互聯網所帶來的“數字鴻溝”隨著人工智能等技術的差距拉大，逐步演變為“數智鴻溝”。部分發展中國家的基礎設施和軟硬件鋪設尚未完成，互聯網的基本接入還存在困難的同時，部分先發展國家已經開始制定更高階的數智時代互聯網規則。在網絡媒體構成全球輿論生態重要組成部分的背景下，發展中國家的話語權被進一步壓縮，全球網絡傳播格局的不平等進一步加劇。

然而從動態的角度看，全球網絡媒體的“南方轉向”趨勢逐步顯現。[10]首先，全球政治文化呈現出“北退南進”的態勢，全球北方在選舉變局下諸多隱藏的社會矛盾在網絡平臺集中爆發，同時選舉結果也呈現出民粹主義抬頭和“小院高墻”的逆全球化態勢；而全球南方（Global South）則以合作共贏為主線：“金磚國家”的正式擴容，中非合作論壇北京峰會和在拉美國家舉行的G20、APEC等重要國際會議彰顯了“全球南方”作為代表和平發展的力量在國際舞臺上發揮著日益重要的作用。其次，全球消費文化呈現“北降南升”的態勢，好萊塢和迪士尼等傳統歐美文化產業表現低迷，全球影響力有所下降；而來自印度的“寶萊塢”和尼日利亞的“諾萊塢”等新興市場的電影票房表現亮眼，來自中國的“數智華流”又增添了Reelshort開發的微短劇和以Talkie為代表的AI語音聊天工具等新形態，成為全球網絡媒體平臺的創新引領者。最后，全球數智技術則呈現出“北領南追”的態勢，全球北方在人工智能和新一代互聯網技術的創新方面仍占據著主要優勢，全球南方仍然處于追趕狀態。然而這一“數智鴻溝”并非不可逾越，互聯網時代的技術進步以“開源”和“共享”為主要特征，積極參與國際合作，結合自身擅長的領域和具體需求，開辟具有自身特色的技術發展道路，便能在數智技術發展的過程中實現“彎道超車”。總的來說，全球南方作為全球網絡媒體發展的新興力量，通過開放合作和創新包容發展，有望推動構建更公正的全球傳播秩序。

五、結語與展望

2024年末，“Brain rot”（腦腐）和“Polarization”（極化）分別被牛津詞典（Oxford Dictionary）和韋氏詞典（Merriam-Webster）評為年度詞匯，都揭示了全球網絡媒體在當代社會中所帶來的負面影響。“腦腐”從個體層面凸顯了現代社會信息過載和認知疲勞的普遍現象。在網絡媒體帶來的內容爆炸和信息過載的背景下，人們接收到的內容往往是短小、片段化、情緒化的，這些內容不但缺乏深度，也容易激發感官上的即時反應，忽視了思考的深度和理性分析。年輕人逐漸沉浸在這種淺嘗輒止的信息接收模式中，陷入了一個思維的死循環，變得麻木和淺薄，從而逐漸進入“腦腐”狀態。

“極化”則從群體層面揭示了全球網絡媒體在信息傳播過程中愈發加劇的兩極化現象。隨著算法推薦技術的進步和普及，網絡媒體平臺傾向于根據用戶的興趣和偏好推送相似的信息，“回音室效應”讓不同觀點的群體變得愈加固守己見，形成了越來越明顯的社會分裂。“全球大選年”中不同政見候選人的針鋒相對在網絡平臺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放大，意見分歧在算法的助推下變得更加鮮明，對立和沖突的情緒充斥而缺乏理性對話的聲音，社會共識的形成變得更加困難。

展望2025年，“巴尼時代”仍是全球社會的主基調，“超級大選年”后的政策轉向、曠日持久的地區沖突、人工智能大模型的風險隱憂等一系列不確定性使得全球網絡媒體的發展面臨諸多未知挑戰。2024年11月19日召開的2024年世界互聯網大會·烏鎮峰會以“擁抱以人為本、智能向善的數字未來——攜手構建網絡空間命運共同體”為主題，體現了中國在世界網絡媒體發展中的責任擔當和合作愿景。全球網絡媒體各多元主體急需攜手合作，打造開放、包容、普惠、非歧視的網絡媒體環境，不斷彌合智能鴻溝和治理差距，從而真正實現網絡空間命運共同體的美好愿景。

【本文為清華大學高端智庫落實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精神智庫研究專項“構建更有效力的國際傳播體系的頂層設計和體制機制建設研究”（項目號：20248030003）成果】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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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Nic Newman. What do we know about the rise of alternative voices and news influencers in social and video networks? [EB/OL]. (2024-06-17). https://reutersinstitute.politics.ox.ac.uk/digital-news-report/2024/rise-alternative-voices-and-news-influencers-social-and-video-networks.

[7] Ines Bertani. Nano vs. Micro Influencers: Pros, Cons and Differences. [EB/OL]. (2024-09-10). https://www.influencer-hero.com/blogs/nano-vs-micro-influencers-pros-cons-and-differences#5.

[8] Al Jazeera. Failing Gaza: Pro-Israel bias uncovered behind the lens of Western media. [EB/OL]. (2024-10-05). https://www.aljazeera.com/news/2024/10/5/failing-gaza-pro-israel-bias-uncovered-behind-the-lens-of-western-media.

[9]史安斌，張碧思.巴黎奧運會的數智傳播：技術創新、傳播效果與發展趨勢[J].青年記者，2024(10):89-96.

[10]史安斌，戴潤韜.全球文化新格局與國際傳播新使命：“南方轉向”的視角[J].對外傳播，2024(04):4-8.

（史安斌：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清華大學伊斯雷爾·愛潑斯坦對外傳播研究中心主任，本刊學術顧問；楊晨晞：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博士研究生，清華大學伊斯雷爾·愛潑斯坦對外傳播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

【文章刊于《青年記者》2025年第2 期】

本文引用格式參考：

史安斌，楊晨晞.格局·議題·特征：全球網絡媒體發展前沿趨勢[J].青年記者，2025(02):71-77.

編輯： 小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