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10月，蔣介石對我們的中央革命根據地，策劃反革命“圍剿”。10月23日，蔣介石親至漢口，坐鎮湘鄂贛三省“剿匪”會議，指定“圍剿”方案。為了統一指揮，把力量擰在一塊，蔣介石任命時為江西省主席兼國民黨第9路軍總指揮魯滌平為“圍剿”軍總指揮，即南昌行營主任。

在兩個月前，蔣介石任命心腹大將何應欽為湘鄂贛三省“剿匪”總指揮，試圖將各省對紅軍的“會剿”改為，國民黨中央統籌領導下的“圍剿”。事實證明，用中央的何應欽進行“圍剿”，并不能達到蔣介石的目標。

所以，魯滌平登場了。話說魯滌平也是老軍閥了，長期活躍在湖南。他多次改旗易幟，得到過新桂系支持，出任湖南省主席，后因蔣介石不明不白的關系，被新桂系免職。魯滌平找到蔣介石哭訴，最后引發蔣桂戰爭。

戰爭結束后，魯滌平沒有官復原職，但轉任武漢衛戍總司令，后接任前文提到的江西省政府主席、國民革命軍第9路軍總指揮。

蔣介石這回是動真格了，調集大批軍隊，總計11個師又3個旅，10萬余兵力。

具體人馬分別是：朱紹良的第6路軍，轄毛炳文的第8師、許克祥的第24師、張貞的第45師、劉和鼎的第56師和周志群的獨立14旅；

魯滌平的第9路軍，轄張輝瓚的第18師、譚道源的第50師、羅霖的第77師、公秉藩的第28師、路孝忱的第13師；蔣光鼐的第19路軍，轄蔡廷鍇的第60師、戴戟的第61師、劉夷的獨立32旅、馬琨的第12師第34旅；再加上三個航空隊。

不說具體戰力如何，看這架勢還是相當唬人的。畢竟紅軍經過三年游擊，正規部隊和地方武裝才發展到近10萬人，還不到人均一把槍的地步。

蔣介石雖說不是總指揮，但還是給“圍剿”部隊定了個大框架：“分進合計，并進長追。”

敵軍正式襲來之前，紅軍就發現敵人有集結進攻的跡象。于是紅一方面軍總前委和江西省行動委員會，在新余縣羅坊陳家鬧連續召開多日聯席會議。會議由毛主席主持，參會人員不多，總共在20多個，如紅一方面軍總指揮朱德、紅三軍團總指揮彭德懷等。

會上大家各抒己見，有的同志說按中央原定部署行動，繼續攻打南昌和九江，攻敵所必救，解圍的同時壯大自身；還有的同志說在袁水流域消滅敵軍后，乘勝追擊，進取南昌和九江。

但毛主席認為，眼下軍閥混戰已基本結束，紅軍不能再“蒙著頭打”了；再加上前兩次攻打長沙和攻取吉安的經驗教訓，他認為“撒開兩手誘敵深入”更合適。經過多日的激烈爭論，最終統一意見，就“誘敵深入”：先示敵以弱，進行戰略性退卻，敵人被引進蘇區后，依靠群眾的幫助，集中優勢兵力，在運動中擊潰一股敵軍。

毛主席寫第一次反“圍剿”戰役勝利的詞中，有一句“霧滿龍岡千嶂暗，齊聲喚，前頭捉了張輝瓚”。張輝瓚是魯滌平麾下大將，也是此次“圍剿”行動的“前敵總指揮”。

大戰開始后的很長一段時間，敵人都十分洋洋得意，蔣介石笑得合不攏嘴，給前線部隊各種電報嘉獎和金錢獎勵。12月24日，敵人大部進至蘇區腹地，紅一方面軍總前委在黃陂召開會議，討論和部署接下來的反“圍剿”任務。

在反“圍剿”主攻方向上，毛主席選定了張輝瓚、譚道源兩部，他們是敵軍此次“圍剿”最賣力的主力，打掉他們就是把整支“圍剿”敵軍攔腰折斷，還能起到震懾敵軍的效果。

在接下來的殲敵誓師大會上，依舊是毛主席主持，他親筆書寫一副對聯，掛在主席臺兩邊臺柱上。一邊是“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游擊戰里操勝算”，另一邊是“大步進退，誘敵深入，集中兵力，各個擊破，運動戰中殲敵人”。

整個蘇區都沸騰了，掀起了一股反“圍剿”的浪潮。當時能動用的紅軍有4萬余，首戰即決戰，龍崗伏擊戰又是龍崗決戰，敵軍方寸大亂，后續我軍就是追擊，計劃將敵譚道源部殲滅于東韶。

戰后，魯滌平對蔣介石傷心欲絕地電報道：“龍岡一役，18師片甲未還。”這個“片甲不還”在這不是形容詞，而是實話實話。張輝瓚的第18師，全師近萬人被全殲，我軍繳獲近萬件各式各樣的武器，副旅長洪漢杰、團長朱志被當場擊斃；旅長王捷俊、代參謀長周緯黃、團長李月鋒被俘；師長張輝瓚在逃匿中被活捉。

除此之外，還有個意外驚喜，紅軍得到了“半部”電臺（發報部分損壞無法使用）和十余名無線電通信技術人員。這是紅軍的第一臺收報機，紅軍以此為基礎成立了首支無線電通信隊。

譚道源部在東韶也是損失慘重，還未遇到紅軍主力就人心惶惶，被殲滅6千余人，武器裝備、軍事物資等丟得到處都是，生怕被追上沒命。譚道源部的一個團長、多個營長被擊斃，其師成功逃出。

張輝瓚、譚道源兩部的下場，嚇得敵軍其余各部紛紛撤逃，根本不敢多做停留。

紅軍五天連打兩場大勝仗，殲敵一個半師——一個師部三個旅，擊斃和俘虜加起來超一萬六千。

部隊被這樣成建制地被消滅，是國民黨軍跟紅軍作戰所沒有的。蔣介石既震驚又惶恐，意識到紅軍已成氣候，不是一省之力能消滅的，遂在此后的四年時間，又組織了4次規模越來越大的“圍剿”戰爭。

若不是毛主席喪失軍事指揮權，紅軍會不會開展長征，蔣介石能不能拿下贛南、閩西等地還是個未知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