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合國秘書長瓦爾德海姆曾說過：“中國作為文明古國，金銀財寶數不勝數，然而，她的總理周恩來卻沒有一分錢存款！中國擁有 10 億人口，占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而她的總理周恩來沒有一個孩子！”

周總理夫婦沒有孩子，但是，他們將革命烈士的孩子以及侄子侄女當作自己的孩子一樣看待。

1968 年 8 月，周秉建響應黨和政府的號召，毅然奔赴內蒙古大草原插隊。

出發前一天，周秉建前往西花廳向伯父、伯母告別。1968 年 8 月 6 日傍晚，得知她的這一決定后，周恩來滿心歡喜，同她說道：“你到內蒙古牧區安家落戶，一定要虛心向勞動人民學習，學習他們的優秀品質，務必與蒙古族人民搞好團結。”

初到之時，她既不會說蒙古語，也不懂牧業活兒，一切都得從頭學起。草原夏季風景雖美，但整日在烈日下辛苦放牧并非易事；冬季更是常常遭遇暴風雪。為了盡快適應牧區生活，周秉建和其他知青積極努力地向牧民學習，在牧民的熱心幫助下，她學會了騎馬、說蒙古語，逐漸掌握了牧業技能。7 年的草原生活，讓她學會了勞動技能。

1970 年 12 月，周秉建應征入伍，然而她的軍營夢最終未能成真。因為周總理和侄女說道：“你能不能脫下軍裝回到內蒙古去？”

鄧穎超也說：“你應該把參軍的機會讓給當地年輕人。” 隨后伯父為她講解國家征兵政策，她當即意識到伯父所言極是。3 個多月后，周秉建重返草原。

“1972 年春節探親時，伯父和藹地問我：‘你能不能在內蒙古找一個蒙古族青年？’周秉建說，伯父希望她成為基層的普通勞動者，生活平安幸福。

1977 年讀大學期間，周秉建偶然與拉蘇榮相識。當時拉蘇榮是草原上家喻戶曉的歌手，就職于內蒙古直屬烏蘭牧騎。1979 年國慶節，周秉建與拉蘇榮在北京舉行婚禮，遺憾的是周總理已去世，這給周秉建留下了極大的遺憾。

周日和是周秉建的獨子，剛過而立之年的他，與母親不同，更熱衷于闖蕩，將自己定位為創業服務者。

周日和稱周恩來為 “我家老爺子”。他尊重母親這一輩表達對周總理敬愛和懷念的方式，但與母親以做普通人踐行承諾不同，他更愿意傳承并弘揚周恩來精神。

周日和覺得：“周家后輩是普通人，但絕不做平庸之事。”

周日和說，在他看來，創業者是中國未來發展的重要群體，作為周恩來后代，理應為創業者服務。“我若不做，難免遭人質疑；若做不好，定會被批評；若做好了，也會有人認為是靠家里背景。” 周日和深知這是與生俱來的壓力，所以做事力求盡善盡美，在各方面都極為謹慎。

不僅是周總理的侄女，就連他的侄子以及后代，也謹記周總理的教誨，從來不會搞特殊。

1950 年，周恩來考慮到周爾輝的學業發展，將他接到北京讀書。初到北京，周爾輝既興奮又緊張。

進入北京的學校后，周爾輝努力適應新環境，憑借著自身的勤奮與刻苦，在學業上取得了優異成績。在學校里，他從不提及自己與總理的關系，衣著樸素，與同學們相處融洽，積極參與各項勞動和集體活動。

有一次，學校組織學生去人民大會堂觀看演出。周爾輝滿心期待，可當得知學校考慮到他的身份，打算為他安排一個特殊座位時，他立刻婉言謝絕。他誠懇地對老師說：“我和其他同學一樣，都是普通學生，不想因為伯父的緣故搞特殊。” 最終，他和同學們一起，坐在普通的觀眾席上，享受著這場文化盛宴。

回到家后，他將此事告知伯父，周恩來聽后，臉上露出欣慰的笑容，對他的做法表示高度認可，并再次強調：“我們周家的人，無論何時何地，都要牢記自己是普通勞動者，不能有特權思想。”

1958 年，周爾輝高中畢業后，面臨著人生的又一次重大抉擇 —— 就業。

周爾輝沒有絲毫猶豫，毅然報名前往內蒙古插隊。在離別之際，伯父特意叮囑他：“到了那里，要尊重當地的風俗習慣，虛心向牧民學習，和他們打成一片，用自己的知識和力量為當地發展貢獻一份力。”

初到內蒙古，周爾輝被分配到一個偏遠的牧區生產隊。那里的生活條件極為艱苦，氣候惡劣，交通不便，物資匱乏，周爾輝都沒有一聲怨言，用最快的速度適應。

最后，周爾輝在內蒙古扎下了根。他不僅如此，他還與當地的一位蒙古族姑娘相愛并結婚，組建了自己的家庭。婚后，他和妻子一起，幫助牧民們改善居住條件，發展畜牧業經濟

1975 年，周爾輝的父親病重，他接到消息后，心急如焚地趕回淮安老家。父親去世后，周爾輝處理完后事，面臨著一個艱難的抉擇：是留在淮安照顧年邁的母親，還是返回內蒙古繼續自己的事業。

經過深思熟慮，他想起伯父曾說過的話：“個人的事再大也是小事，國家的事再小也是大事。” 他深知內蒙古的牧民們還需要他，那里的發展正處于關鍵時期。于是，他決定將母親接到內蒙古，繼續投身于牧區建設。

1976 年和 1992 年，對周家來說是兩個悲傷的年份。

1976 年 1 月 8 日晚，他們正在吃晚飯，郵遞員突然送來一封電報，是大奶奶鄧穎超發來的。電報上說：“總理逝世，在京親屬參加葬禮。在外地的親屬留在各自工作崗位上，不要來北京。這是總理的安排。”

放下電報，晉菊清哭著就要去北京，周榮慶則堵著門，滿臉淚水，說既然七伯和七媽不讓去，咱就得聽他們的話。而就在總理逝世的 50 天前，1975 年農歷 11 月初七，周志勇的奶奶王蘭芳也走了，年僅 68 歲。

1988 年春，晉菊清從周恩壽家人那里得知鄧穎超病重。這一次，晉菊清執意一人去北京看望病中的鄧穎超。晉菊清至今記得，鄧穎超在昏迷中對她說的話：“這不是菊清嗎？好孩子，不許哭。今后無論怎樣，都要堅強些！”

晉菊清從北京回到焦作不久，丈夫周榮慶也病了，一病不起，直至 1992 年 1 月 15 日走完 63 歲的人生歷程。病中，周榮慶最后悔的是沒和妻子一起去北京看望七媽。不到半年，1992 年 7 月 11 日，鄧穎超也與世長辭。

總理和鄧穎超不僅不給親屬 “打招呼”，有時還專門 “拆臺”。曾有人問志勇：“你們一家在焦作，算來已有 50 多年，市里領導知道嗎？” 志勇說：“不知道他們知不知道。我們幾乎沒找過領導。”

在志勇印象里，唯一一次找地方領導，是很早以前。因為總理秘書的電話是打給焦作革委會的。原因是奶奶身體不好，每年都要去北京治病。那時焦作尚未通火車，前往北京需先乘坐汽車至新鄉，再轉乘火車。而那次奶奶病情嚴重，乘坐公共汽車身體難以承受。周志勇的父親周榮慶無奈之下向總理提及此事，總理秘書致電焦作革委會，請求安排一輛汽車將王蘭芳送至新鄉。

電話中，總理秘書并未透露親屬關系，只是說明：“你們那里有個老同志叫王蘭芳，在東北打游擊時負過傷，在戰爭年代為革命做出過貢獻。她要到北京治病，請把她送到新鄉坐上火車，其他不用管。”

總理即便身居高位，也不愿因私人關系給地方增添麻煩，始終堅守原則，這讓年幼的周志勇對伯父的敬意油然而生。

上世紀 80 年代，周志勇的小弟志軍沒有工作，家人希望通過鄧穎超幫忙找點活干。然而，鄧穎超嚴肅地回應：“我們共產黨人是為人民服務的，不是為周家服務的。” 這個答復讓周志勇一家更加深刻地認識到總理及其家人對原則的堅守。

后來，周志勇步入中年，他對總理的精神有了更深層次的理解。他開始積極參與社會公益活動，關心弱勢群體，為改善社會環境貢獻自己的一份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