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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宋哲元等人維護民族主權，冀察政務委員會的成立，并沒有成為日本分割華北的階梯，日本的華北政策遭受挫敗，遂決定驅逐宋哲元，并準備以武力解決華北問題。

自1936年起一年多時間內，日本炮制的對華、對華北的方針計劃案之多是空前的。

1936年1月13日、8月11日、翌年2月20日前后3次炮制《處理華北綱要》，1937年4月16日的《指導華北的方針》，1936年8月11日和1937年4月16日的兩次《對華實施的策略》，還有1936年12月14日的《西安事變對策綱要》等等。這些文件的內容時有變化，宗旨則始終如一。

體現在1937年4月16日《指導華北的方針》所規定：

“指導華北的重點在于使該地區實質上成為鞏固的防共、親日滿地帶，并有助于獲取國防資源和擴充交通設備，由此防備赤化勢力的威脅，成為實現日滿華三國合作互助的基礎。”

1、全面侵華戰爭的必然性

日本分割吞并華北的執行與統案機構，也于1936年1月13日的（第一次）《處理華北綱要》決定：

“處理華北由中國駐屯軍司令官負責”，日軍駐華北各系統的特務機關、外交機構，都應“策應”或“接受中國駐屯軍司令官的指揮”。

該規定使日本的華北政策向著戰爭方向邁進，駐屯軍司令部成了侵略華北的最高指揮部。

同年9月15日參謀本部制定《對華時局對策》，授予駐屯軍動用武力的權限：

“假如發生有關帝國軍隊威信的事件時，中國駐屯軍應果斷立即給予懲罰?！哲姷倪M攻行動應神速機敏，在最短的時間內給中國軍隊以閃電般打擊，以力爭最低限度要求，就地解決問題”。

幾天之后，日軍便式侵占了北平西南要地豐臺。

在走向全面戰爭過程中，1936年是中日雙方關系極為重要的一年。日本確立了法西斯體制并強化了對外戰爭政策，中國則和平解決了西安事變而初步形成了全民族團結抗戰的局面，雙方對陣分明。日本軍部的戰爭叫囂頓時高漲起來。1937年1月參謀本部制定的《關于對華政策給陸軍省的建議》中提出對中國軍隊“準備給予致命的痛擊”，5月海軍方面提出“莫如以開戰來整頓一切戰備”。

6月關東軍在一份報告書中要求：

“如為我武力所許，首先對南京政權加以一擊，除去背后的威脅，此最為上策?！?br/>

同時強調：

“而南京政權，對于日本所希望的調整邦交一事，絲毫沒有作出反應的意思，如我方對它進而要求親善，從它的民族性來看，反而會增長其排日侮日的態度，造成所謂‘吹毛求疵'的結果。”

同期軍部的各種觀察報告或計劃案的基調相同，“日本軍部派出的人員對中國動向的觀察大體一致，…多數人認為，對抗日運動高漲的中國給予一擊，就能打開局面”。

根據這些戰爭要求，日本軍政當局決定發動對華全面戰爭。

“七七”事變的前一天，日本內閣會議上廣田外相發表贊同軍部的意見：“在現時抗日、排日的漩渦中，縱想實現日中親善，也難望取得成效。日本對此，實難能如愿，除毅然推行正確政策之外，別無他途”，對此“全體閣僚表示同意”。

正如日本戰史專家所指出的，軍部認為要解決如此之多的復雜關系，需要武力“一舉解決”，而且相信“行使某種程度的武力就能使事變得到迅速解決”。在日本軍政當局的戰爭原則指導下，日軍對華北及全面對華戰爭必然發生。

2、侵華的作戰計劃

對此當時任駐屯軍參謀長的橋本群少將在后來的回憶中也承認：

“縱使盧溝橋事變或許能得到避免，但第二、第三次同樣的事件，即作為解決根本問題的導火線的小事件仍將不可避免地會發生?！?br/>

日本對華北及對華全面戰爭的作戰計劃，早自20年代就開始制定，逐年加以修訂，到華北事變時期已經非常詳盡完整。

制定1935年度對華作戰計劃時，提出指導原則：

“第一，（中國）國民政府雖已成立，然尚未發揮出作為統一國家之功能。軍閥割據、地方自治色彩仍十分濃厚。因此和中國之間發生全面戰爭之顧慮似乎不會存在。
第二，對華用兵，可設想如出兵山東、濟南事變及上海事變那樣，以保護帝國權益和僑民為目的，然情況千差萬別，許多方面都必須針對形勢而采取適宜對策。
第八，由于雖在一個方面作戰，亦無充足兵力可用，故不能期待以武力消滅中國之武力。我之方針應為，占領其要地，并堅持下去，藉此予中國以痛苦，迫使其不得已而向我屈服。
第九，當時（指九一八時期）在不了解蘇美等國際形勢以及用兵作戰實情的部分人中，認為一舉投入十余個師團，兼施謀略，就能席卷四百余州，使中國完全屈服于日本。此事未必困難，然陸軍作戰當局卻未予采納。
第十，如此，對華作戰目的，可確定為占領華北、華中（東）要地，根據情況還可包括華南所需要地?！?br/>

據此原則所制定的1935、1936年度作戰計劃為：

第一，對華北方面作戰。由第七軍（以中國駐屯軍、關東軍的一個師團及由國內及朝鮮派來的三個師團為骨干)占領北平及天津附近要地。在山東地方作戰時，第八軍（以兩個師團為骨干）與海軍協同，在山東半島及海州附近登陸，占領青島、濟南、海州附近要地。根據情況，可合并第七、第八兩軍用于一個方面軍。
第二，對華中（東）方面作戰。以第九軍（以三個師團為骨干）與海軍協同在上海附近、長江下游地區登陸，占領上海附近地區。根據情況，可由華北方面沿京漢線南下，與此策應，沿長江向漢口作戰。（1936年計劃刪除了對漢口作戰一點)。
第三，對華南方向作戰?！匾獣r使用一個師團兵力，以主力占領福州，一部占領廈門，如需要亦可占領汕頭。

日軍作戰計劃中仍規定各方面作戰可以“視情況而定”，這是日軍戰略向來所重視的“相機處置”原則，富于“應變性”的特色。

1937年度作戰計劃制定于1936年夏秋，大體沿襲上年度計劃之規定，惟兵力和作戰范圍有所變動。華北方面原計劃5個師團，現擬增加3個師團，為8個師團。

華中（東）方面原擬3個師團在上海附近作戰，現“考慮到中國在該方向投入的兵力與作戰規模，如局限在這狹窄地域作戰，于我戰略態勢顯著不利，因此決定增派第十軍（兩個師團）登陸杭州灣，沿太湖南側前進，兩軍相互策應向南京攻擊前進，占領包括上海、杭州、南京的三角地域并加以確?！?。這一計劃得到了實際推行。

自“九一八”之后，日本對華始終處于戰爭狀態，滲透與擴張從未有所停止，但其在正面戰線上的軍事行動卻因1932年上海停戰協定和1933年塘沽停戰協定而暫時中止（在占領區的反游擊作戰仍持續進行)。日軍充分利用了停戰協定之掩護作用、更加充實其進行更大規模戰爭之多方面準備，而上述作戰計劃的制定使日軍完成了作戰指導，只待時機，再啟戰端。

3、華北駐屯軍的擴編

日軍完成廟算，急需在戰場預置兵力。為集結兵力完成臨戰準備，日本充分利用原有駐屯軍大做文章。日本在華北的中國駐屯軍，由1901年清政府與列強所簽《辛丑條約》而配置。其任務即條約所規定第7條“分保使館”，第9條“以保京師至海通道無斷絕之虞”。其數量在1911年辛亥革命之前為2000人左右。

駐屯軍一直是日本干涉和威懾中國的重要力量之一，每逢中國有事，日本便增加駐屯軍，壓迫中國。而駐屯軍最大的擴充和性質任務的飛躍變化，卻是在華北事變的高潮期間進行的。

1936年4月，經軍部批準從國內各師團抽調步、炮、工兵等各類部隊編入華北駐屯軍，到6月增員近兩倍為5774名，馬648匹，從絕對數看并不太引人注目，而從軍制上看，其變化則令人膛目。

據日本戰史記載，1935年5月駐屯軍在北平為兩個中隊，天津為8個中隊，另有山炮兵1個中隊、工兵1個小隊。而到1936年6月增編后，其編制有軍司令部1個，步兵旅團司令部1個，步兵聯隊兩個，另有駐屯軍戰車隊、騎兵隊、炮兵聯隊、工兵隊等部隊，受駐屯軍節制的還有駐華北的航空大隊、各地守備隊以及近20個特務機關。

需要指出，日軍記載的駐屯軍人數顯然過小，而據上海申報館1936年9月的調查，其人數已達1.4萬人，還有人統計自1937年春輪換之后，其實際人數已超過2萬人。駐屯軍司令官原為少將級（特殊時期可高配中將級），現正式改為中將級，由天皇親授。首任司令官田代皖一郎中將，參謀長橋本群少將（師團參謀長通常為大佐），旅團長河邊正三少將，共有3名將官。

1936年4月28日軍部頒《中國駐屯軍勤務令》，規定：

“中國駐屯軍司令官隸屬于天皇，統率中國駐屯軍，中國駐屯軍司令官就有關軍之作戰、配置和行動方面接受參謀總長指揮調遣，在有關軍政、人事方面接受陸軍大臣的統轄。”

正式納入師團級以上的戰略單位編制序列。

關于駐屯軍自身的權力和任務，規定“凡有關軍之配置和行動以及對于臨時發生之事件的應急處理，可以自行決斷”，“在不得已的情況下為達成軍之任務，在有關必要事項方面可以指揮陸軍運輸部及其塘沽派出所所長”，“還可以進行所需要的情報搜集及資源調查”，等等。

經過如上調整，華北駐屯軍已不再是原定為守護使館及交通線的守備部隊，而是諸兵種合成具有攻戰能力的野戰重兵集團。其戰斗力僅以改編初的力量而論，日方史書認為，“可以壓制中國軍隊6個師”。

而當時駐華北的中國第二十九軍只有4個師。更重要的是，經過調整升編后的駐屯軍司令部，成為一個以華北為作戰范圍的戰區統帥機關，分擔了關東軍原來擔負的在華北作戰指揮的職能，為在華北地區大規模作戰作好了組織準備。

升編后的駐屯軍司令部，擔負了全面戰爭的準備與發動事項，“七七”事變后直到同年8月31日華北方面軍編成之前，為華北戰場最高指揮機關，所轄兵力計有駐屯步兵旅團、獨立混成第十一旅團、獨立混成第一旅團和第二十師團等部，共計約2.5個師團兵力，華北方面軍成立后，以駐屯軍司令部為基礎改編為華北方面軍第一軍司令部，所轄部隊計有第六、第十四、第二十師團等部，派遣軍司令軍官香月清司中將任第一軍司令官，駐屯軍步兵旅團在“七七”事變后，于1938年6月21日正式擴編為第二十七師團，長期駐守北平及冀東一帶。

華北駐屯軍的增兵和升編是日軍發動全面侵華戰爭中的一個十分重要的決策和行動。

4、為何要奪取盧溝橋？

與增兵相配合，日軍還制造挑釁事件，借武力搶占新的屯兵要點，這是其發動全面戰爭的新的一步。如何占據新的屯駐點，日軍曾作過反復研究，初考慮以北平、通州和天津為重點，后將通州改為豐臺。一地之改，戰略意義大不一樣。通州在北平東面20余公里處，豐臺在北平西南4公里處。日軍如駐通縣，大體保持著原控冀東一線，而改占豐臺，其控制的停戰線必然向西推進，華北心臟北平被兜入網中。豐臺連結平漢、平津鐵路交叉點，“是戰略上的交通要地”，日軍覬覦已久。、

豐臺如果被占，北平對外交通只剩西南方向盧溝橋一個孔道，其余三面都有日軍圍堵，形勢岌岌可危。對于如此重要的地點，中國理應確保，但是，日軍連續挑釁，在挑起1936年6月26日、9月18日兩次沖突后，中國當局妥協讓步，將原駐豐臺的中國駐軍撤守。日軍一個大隊進據豐臺中國兵營。

日軍又欲控制北平同中國南方聯系的唯一通道盧溝橋，提出在豐臺與盧溝橋之間擇地修建營房，被中國拒絕。日軍便在長時間內不斷進行非法演習，故意制造事端。當時任參謀本部作戰部長的石原莞爾承認：日軍占豐臺“是盧溝橋事變的直接動因”。

日軍行動早已撕破了1933年簽訂的《塘沽停戰協定》。該協定本是日軍以武力迫中國訂立的城下之盟，但日軍為新的戰略企圖，唯啟戰端而后快，不會滿足于舊約。1936年大規模軍事演習5次，1937年1~5月大演習3次。

自6月起，豐臺等地日軍更以奪取宛平縣城和控制盧溝橋為目標，晝夜不斷連續演習。按清政府同列強的協定，允各國“駐軍有操練打靶及野外大操之權”，地域應在天津附近，課目也應以常規軍事業務訓練為中心。像日軍這樣隨心所欲，到處大演習，且以攻城掠地為課目，不僅是違背國際法則和雙邊條約，其實質是進行戰爭挑釁。

1937年7月7日晚，日軍照舊在宛平附近演習，借口一名士兵暫時迷路失蹤和所謂“不法槍聲”，當即調兵遣將，進逼宛平和盧溝橋，并提出搜索縣城和中國守軍撤守等無理要求。經過幾個小時的糾纏，日軍于7月8日晨5時30分正式下令進攻宛平縣城東門、鐵路橋和回龍廟等要地，并一度攻占回龍廟和鐵路橋頭陣地。

守軍第二十九軍第三十七師第二一九團吉星文部堅決抗戰，在一整天的戰斗中，三次擊退日軍的進攻并收復回龍廟及鐵路橋頭。

日軍因攻擊受挫，兵力集結尚未完成，遂同中方談判，于9日凌晨達成協議：

(一)雙方停止射擊；（二）日軍撤至豐臺，中國軍隊撤至永定河西岸；（三）宛平城由中國保安隊接防。中國再度作出讓步，撤守宛平縣城。

日軍趁中國軍隊撤守之際，于10日突然發起進攻，守軍損失慘重，其后進入一個短暫的和談時期。

盧溝橋事變已經揭開了戰幕，“最后關頭”已經到來，但中國政府和華北當局卻仍然努力于和談。日軍則以和談為掩護，迅速完成了動員與集結，轉入臨戰態勢。

7月11日內閣會議通過陸軍省增兵華北案，準備動員國內3個師團、駐朝鮮1個師團、駐滿洲兩個旅團到華北，后按不擴大派主張，國內3個師團暫緩動員，朝鮮軍第二十師團和滿洲兩旅團向華北進發。7月17日獨立混成第一旅團（機械化）酒井鎬次少將率部到北平東北30公里的順義。

獨立混成第十一旅團由鈴木重康中將率領，從古北口達高麗營（北平東北25公里)。第二十師團亦陸續到達天津。第一飛行師團一部亦于7月12日達天津。

日軍在兵力集結之同時，訂出了周密的作戰計劃。7月12日，駐屯軍新任司令官香月清司在天津說：“作為軍隊，即使進行交涉，也必須考慮作戰，作戰制勝是第一位的。”

7月15日駐屯軍制定了對華北第二十九軍及對南京中央軍的兩期作戰計劃。7月16日陸軍統帥部發令駐屯軍，限期中國答復日方要求，否則應“膺懲”第二十九軍。7月17日五相會議召開，并于19日通過原定國內3個師團正式動員，決定進攻中國華北、山東及上海各地。

華北進攻戰線暫時劃定為攻占平津，南向至保定、獨流鎮一線。而同期，中國國民政府及華北當局并無實際戰備措施，唯恐激怒日軍，宋哲元本人于7月11日至7月19日這關鍵的時期內在天津對日賠禮談判，白白地消磨掉寶貴的臨戰準備時光。

7月25日，日軍攻擊廊坊。27日，以“臨參命第64號”下達對華作戰命令，動員兵力以3個師團為骨千約20.9萬人，馬5.4萬頭，陸續開赴華北，配合在華北的駐屯軍、第二十師團、獨立混成第一、第十一旅團作戰。

中國第二十九軍在日軍發起進攻后，曾反擊廊坊、豐臺等地，因準備不足，兵力過少，未果。7月28日日軍攻占第二十九軍軍部駐地南苑，29日進占北平；30日占領天津，將守軍曾一度堅守的南開大學、河北第一女子師范大學、工學院等學校焚為廢墟。8月8日，日軍在北平舉行入城式。中國守軍第二十九軍主力尚未投入作戰，即損兵喪地。日軍贏得了華北初戰勝利。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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