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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7月，全面侵華戰爭的發動，必將使日本騎上虎背，直接決定日本的根本命運，因此，不能不在日軍統帥部內產生分歧，形成“七七”時期的擴大派與不擴大派。

1、石原莞爾何以不支持擴大戰爭？

所謂擴大派，代表人物有陸相杉山元、陸軍次官梅津美治郎、朝鮮軍司令官小磯國昭、參謀本部作戰部作戰課長武藤章等人。他們強調必須給中國一擊，以根本解決中國問題，只要予以一擊，中國就會被擊敗或屈服。擴大派在日軍統帥部內占據有主流地位。

不擴大派有參謀本部作戰部長石原莞爾，作戰指導課課長河邊虎四郎、參謀堀場一雄、參謀本部次長多田駿等人。他們主張控制事變，防止擴大為全面戰爭。在日軍統帥部內，不擴大派為少數派，同政黨中反軍勢力相呼應，并曾得到年邁的唯一在世的元老西園寺公望公爵的支持，對日本當時的政策和輿論有一定的作用和影響。

不擴大派的主要代表人物石原莞爾，是“九一八”事變的策劃者和主要執行者，被稱為“滿洲國之父”，炮制過大量對外擴張的計劃方案，寫過一些有影響的戰史及戰爭理論著作，在日本現代戰略理論、軍事思想史上具有一定地位，在日本發動侵華戰爭、實行對外擴張過程中更負有不可推卸的戰爭責任，故戰后曾被指控為甲級戰犯（未起訴）。

作為一個軍國主義者和“九一八”時期的強硬派，到“七七”時期轉化為不擴大派的代表人物，這種變化意義深遠，其過程則應追溯到華北事變時期。

1936年6月，石原調任參謀本部戰爭指導課課長，接觸到大量原所不知的絕密資料，尤對日蘇之間在遠東地區兵力對比懸殊感到震驚。據統計蘇聯遠東方面1936年有狙擊師16個，騎兵師3個，坦克1200輛，飛機1200架，還估計可增加到50個師150萬人；而日本當時在滿洲地區有師團5個，混成旅團2個，騎兵旅3個，飛機230架。

其后石原便強調應加強在東北的兵力，加強對蘇戰備，主持炮制了許多加強對蘇戰備的計劃案。同年底，石原到華北一帶視察，中國民眾的抗日熱情更使他深感憂慮。他在同北京大學教授鮑明鈐進行會談時，曾提出只要中國承認滿洲國，日本就可以交還租借地，不干涉中國內政，作出讓步。

據說鮑教授以電話向蔣介石作了報告，蔣表示贊許，日本史書稱此行為“北京會談”。

那么石原對華戰略的真實企圖是什么呢？

石原“七七”時期所說即已非常清楚：

“目前我國應專心完成滿洲國建設，完成對蘇軍備，以此而安定國防、不要把手伸向中國弄得支離破碎。”

其目的歸納有三：

第一，以建立由日本控制的“日滿華體制”，實現“國防合作、經濟一體”為最高政略；第二，避免在中國“抵抗意志高漲”的情況下陷入對華作戰的“持久戰爭”；第三，為準備對蘇、對美作戰的“決戰戰爭”而盡量避免擴大作戰面。所以同狂熱的擴大派相比，以石原為首的不擴大派實質是漸進派、策略派。

不擴大派在全面對華戰爭爆發前后主要的活動有：

6月當華北局勢驟然緊張，石原派軍事課高級課員岡本清福中佐去華北，傳達陸軍省及參謀本部協商確定的對駐屯軍指示：
“一、重新傳達已作指示的中央方針，同時嚴格指示不得采取謀略行為；二、對于經常性容易成為糾紛起因的步哨問題要謀求合理解決。…”

岡本之行同“九一八”時建川東北之行一樣，沒有絲毫作用，岡本返日向上司報告，華北局勢沒有異常情況，但很快就爆發了“七七”事變。

當時軍部人事狀況有利于擔任第一部（作戰）長的石原一派。參謀總長為皇族軍人載仁親王，無實權，次長今井清及第二部（情報）長渡久雄臥病。事變第二天下午石原以參謀總長名義指示駐屯軍司令官：“為防止事態擴大，應進一步避免使用兵力。”

2、石原莞爾的失勢

其后四相會議于9日聲明不擴大方針，11日內閣批準了陸軍省派兵、動員及軍費預算案，但由石原等人所控制的參謀本部主張暫緩對國內3個師團的動員。同一天參謀本部和海軍軍令部締結協定，限制軍事解決范圍為平津地區，另保護青島、上海附近日本僑民，強調防止第三國介入，等。

18日石原直接向擴大派代表人物陸相杉山進言，如果日本同中國全面開戰，“其結果將有如在西班牙戰爭中的拿破侖那樣，陷入無底的泥潭”。

同時提出建議：

“斷然將我華北全部駐軍一舉撤至山海關滿華國界，然后由近衛首相親自飛南京與蔣介石促膝交談，解決日華間根本問題。”梅津次長等人亦在座。

石原的建議被拒絕。

按石原的戰略，并不是不要進行戰爭，而是要選擇合適時機進行有利于日本的“決戰戰爭”。所以，石原自己的不擴大思路也時有飄移，行動上經常變化。7月27日石原為促成攻占平津作戰，打電話給陸軍省軍事課長田中新一：“除動員本土之外已經別無辦法。拖延就是損失一切，要緊急處理。”

為促成上海開戰，8月13日早晨，石原專程訪問海軍軍令部作戰部長近藤信竹，得其允諾：海軍將給予陸軍在上海作戰以各種合作，“決不要出現陸軍單獨地艱難登陸那樣的事態”，同一天，日軍在上海全面發動進攻，開辟了華東戰場。

所以，擴大派的武藤章說：“石原變化無常，完全不可捉摸。”

而同為不擴大派的堀場一雄等人批評道：“石原部長的立場陷入兩難，他一方面同意戰爭指導課的不擴大戰局為大政方針，另一方面追隨積極擴張的作戰課的用兵策略，腳踏兩只船。”

石原等不擴大派的有限活動，雖部分地影響了軍部的戰爭政策，卻沒能完全阻擋住戰爭的迅速升級。上海戰事發生后，日本于8月17日正式宣布放棄不擴大方針，實為宣布對華無限制地進行全面戰爭。石原等不擴大完全失敗。9月底，石原被調離作戰部長要職，轉任關東軍參謀副長，后再轉調國內任舞鶴要塞司令官等閑職，終因同東條英機的矛盾，退出現役，離開了軍界。

石原一派興衰，同日本的世界戰略有著直接的關系。對當時的日本統治集團來說，并不存在是否進行戰爭的問題，而是如何進行戰爭，怎樣選擇戰爭的時機和范圍的問題。而不擴大派的失敗，是日軍漸進派、策略派的失敗。

日本學者評論道：“石原莞爾一派的膨脹和衰落，是圍繞著從什么方向來選擇日本的世界政策這種新的主題而展開的。”

不擴大派雖然失勢，其戰略主題卻匯入強硬派的政策并加以實施。正如上法快男所說：后來的東條獨裁政權“所踏襲的正是石原所設定的對中國的進攻路線”。

石原等不擴大派同“九一八”時期的不擴大派相比較有著顯著的區別。“七七”時期的擴大派與不擴大派，均出自日軍最高統帥部，分歧點主要是如何選擇和進行戰爭。

而“九一八”時期的擴大派與不擴大派，分別來自軍部與內閣、政黨，雙方的分歧交織著諸多復雜因素，既有對外政策方面的戰爭手段與經濟、外交手段的分歧，又有國內政治方面的資產階級民主派反對軍國主義專制主義的斗爭，所以更為復雜。

但是，兩個時期的不擴大派都失敗了，說明了軍國主義強硬派勢力強大，同時也反映出軍國主義對外戰爭政策面臨危機。特別是石原等不擴大派在“七七”時期登場，標明了日軍對華戰略的僵局，必將隨戰爭的升級而惡化。這是好戰派（擴大派)不愿承認卻又是顯而易見的事實。

3、雙重戰略目標的提出

“七七”事變爆發，預示著華北將成為日本首要對華戰場，軍部及駐屯軍隨即提出了一系列的對華北及對華作戰構想。針對華北戰場中國軍隊的具體情況，日軍首先提出了分兩階段作戰的雙重目標戰略，即首先攻擊在華北的第二十九軍，其后同國民政府中央軍進行決戰，從而達到逐次消滅中國軍隊的目的。

該戰略正式于7月15日駐屯軍參謀會議決定的《中國駐屯軍作戰計劃》中提出：

“一、開始作戰行動之后，將以武力迅速膺懲所在地的中國第二十九軍，并首先將掃蕩永定河以西、北平郊外之敵，作為第一期作戰；…三、第二期作戰將依情況而定，預期以現有兵力進至保定、任丘一線，而以增援兵力進至石家莊、德縣一線同中央軍進行決戰。”

該戰略得到了日軍統帥部的批準，參謀本部7月16日《對華作戰要領》、7月17日《在華北使用兵力時對華戰爭指導綱要》，確認了上述兩階段戰略。

同時規定了具體的時間安排：

第一階段，以優勢兵力擊潰中國第二十九軍，根本解決華北問題，時間約兩個月，即從7月中、下旬開戰至同年9~10月之間完成；第二階段，以足夠兵力攻擊中央軍，打擊蔣政權，根本解決中國問題，時間約3~4個月，即到1938年初，迫使中國政府投降。

上述戰略受到了軍內不同意見，主要是海軍方面的批評與否定。海軍方面曾有和陸軍相同的戰略構想，7月12日軍令部曾訂立與駐屯軍7月15日計劃相近的作戰計劃，準備在對華作戰第一個時期配合陸軍進行華北方向作戰；第二時期擴大戰爭，進行包括上海在內的全面對華戰爭。

但是，7月16日駐上海艦隊司令官長谷川清中將提出《對華作戰用兵意見》，明確反對進行分兩階段作戰的構想：“關于作戰指導方針問題，應削除膺懲第二十九軍的第一目的，而以膺懲中國為第二目的之作戰為單一目的。”

其理由是：

“一、除以武力打開日華關系現狀之策，膺懲中國即迫使中國中央勢力屈服之外，別無他途；二、膺懲中國第二十九軍沒有前項所述膺懲中國的實質效果；三、局限于一定范圍作戰的方針隨時間推移將有助于敵集中兵力而有增加我作戰困難之慮。”

所以，強調必須擴大作戰范圍，“欲制中國之死命，而以制上海及南京為最要”。

海軍所提議的這種單一目標戰略，實源于1935年度作戰計劃擬定時之指導原則中提及：

“一舉投入十余個師團，兼施謀略，就能席卷四百余州，使中國完全屈服于日本。”其要旨在于，實施集中兵力的突襲，反對逐次增兵。

從當時日本對華態勢看，日本在華北和上海都有駐屯軍和守備隊、海軍陸戰隊等部隊，還擁有絕對制海權，隨時都可以通過海路將國內兵力投入南京、上海等華東方向作戰。但是，中國畢竟是幅員遼闊的大國，日本要一舉投入龐大兵力，完成戰略展開，無論如何也需要相當時日。

所以，日軍要實施帶有突襲色彩的集中兵力一次性作戰，即海軍所主張的單一目標作戰，并不是那么容易。駐屯軍方面所提議的雙重目標戰略，雖有逐次增兵之嫌，犯兵家所忌，而對當時的日軍態勢來說，卻是最為實際而穩妥的戰略。

日軍的雙重目標戰略與單一目標戰略之間的分歧，并沒有引起太多的爭論。由于中國軍隊疏于防守，第二十九軍敗退，日軍輕取平津，迅速達成第一階段作戰目的，其攻擊中國中央勢力的第二階段作戰便自然地提上日程。所以，日軍對華全面戰爭的發動，實際上是按陸軍的雙重目標戰略展開的。

4、華北方面軍的成立

日軍攻占平津之后，繼續向華北大量增兵，8月14日頒布第4號動員令，向華北增派第十六、第一○八、第一○九等3個師團。8月31日正式將投入華北的部隊編為華北方面軍，司令官寺內壽一大將、參謀長岡部直三郎中將。方面軍轄兩個軍，第一軍以第六、第十四、第二十師團為骨干編成，司令官由原駐屯軍司令官香月清司中將擔任；第二軍以第十、第十六、第一○八師團為骨干編成，司令官西尾壽造中將。

加上方面軍直轄的第五、第一○九師團，兵力共計8個師團，約37萬余人。

日軍在華北的作戰，按攻占平津后于8月5日制定的《形勢判斷》：

“迅速對中國軍隊特別是中央軍、尤其是空軍，進一步給予打擊，使南京政府在失敗感之下不得已而屈服，由此而造成結束戰局的機會。”

8月31日華北方面軍成立，日軍參謀本部規定其作戰任務是：

“一、華北司令官應負責占領平津地區及其附近主要地區，確保這些地區之安定；二、以挫敗敵之戰斗意志，獲取結束戰局的時機為目的，迅速擊滅河北中部之敵。”

9月4日方面軍司令官寺內壽一到達天津，確定方面軍在華北之作戰指導：

“在保定-滄州一線附近努力圍殲進入該線及其附近的中國軍隊，為此，以平漢線地區為主決戰方向…”

其兵力部署及作戰范圍：

以第一軍為主力沿平漢線南下，攻擊保定和石家莊等地；以第二軍沿津浦線南進，指向滄州；另以1個師團（第五師團）為基干兵力，配合關東軍一部沿平綏線推進，進攻察哈爾、綏遠及山西等北部地區。整個華北作戰范圍，按參謀本部依據不擴大方針確定的地域為“平地泉、保定、天津之線以北”。

由于不擴大派失勢，加上日軍固有的下克上傳統，這一預定范圍很快就被打破，第五師團長板垣征四郎主張“大致以綏遠、太原、石家莊、濟南、青島之線以北建成新的華北政權為好”，而方面軍寺內司令官強烈主張推進到黃河線。實戰結果在11月初日軍即已推進到漳河之南彰德一線。

日軍在攻占平津后所確定的作戰指導，其基本特征是以平津為中心，沿平漢、津浦、平綏等主要交通線多向出擊，作扇形展開，并力圖以平漢線為主決戰方向，殲滅中國軍隊主力，達成作戰目的。

經過兩個多月的戰爭，日軍占領了遠較其預定范圍更多的地盤，但其消滅中國軍隊主力的目的沒能達成、在平漢線方向也未形成決戰；相反，由于中國軍隊在山西方向的積極作戰，日軍主力逐漸被吸引到山西，山西戰場成了日軍在華北的主作戰方向。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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