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解放戰爭后期，包含劉伯承（中原軍區司令員）在內的六個大軍區司令員，前去看望毛主席。毛主席一見到他們，就開門見山地說道：“你們這些人要守規矩、聽指揮啊，不然我就拿你們幾個人開刀。”

這出乎眾人的預料，原以為毛主席在這段開天辟地的大好日子，會對他們這些有功之臣、封疆大吏說幾句鼓勵的喜慶話，沒想到毛主席開口就是警告。

劉伯承晚年跟老下級講起時，感慨道：“我聽了以后，心里直打顫，他是多么嚴格啊。”這應該就是毛主席要的效果。

毛主席治軍的歷史，最早可以追溯到秋收起義后的三灣改編。后世稱三灣改編是鑄軍魂，這話一點不差。當其他根據地和革命武裝，還沒有一個明確的軍隊規章制度時，井岡山根據地的紅軍已經有了。

而且改編的時機特別巧妙，不是安定下來后，而是在部隊失利、處境艱難、沒有根據地、人心浮動的時候。當時秋收起義余部僅剩千余人，而且人數還在不斷減少。

1927年9月29日，毛主席率領部隊到達江西永新三灣村。到達當晚，毛主席就主持召開擴大會議，討論部隊現存問題和解決措施，最后大家一致決定對現有部隊進行改編。

此次改編的主要內容，概括起來就是：壓縮部隊建制，讓每名指戰員自由選擇去留，走的不攔還給路費；建立黨代表制度和黨的各級組織，加強黨對軍隊的領導；在連以上成立士兵委員會，清除舊軍隊沿襲下來的腐敗制度和所有不良影響。

這是非常重要的，直接把這支人數不多的部隊，改頭換面、脫胎換骨成人民的軍隊、先進的軍隊。

毛主席在這個時間節點進行的一系列改編，成為后來中央蘇區和中央紅軍的定制，也成為中央蘇區和中央紅軍不斷壯大，實力冠絕其他蘇區和紅色方面軍的根本。

羅榮桓后來說，毛主席此舉為當時的紅軍、后來的解放軍，注入了靈魂，讓部隊有了明確的行動綱領。這看似不太復雜的改編，帶來的好處卻是體現在方方面面，影響深遠。

這與毛主席對劉伯承等六大軍區司令員的“提醒”時機，有著異曲同工之妙。

長征中后期，張國燾拒絕北上，率部南下一事，讓毛主席更加重視治軍了。西安事變后，全民族抗日統一戰線逐漸形成，中共顧全大局，選擇接受蔣介石的改編。

八路軍剛誕生的時候，被迫取消了政委制度，過去的政治部也被改名為政訓處。國民黨還表示將向八路軍派出輔佐人員和政訓人員（遭到我黨強烈反對，未能實行）。

此事對我軍造成的負面影響，毛主席一清二楚，但他沒有立即恢復。一是防止國民黨借題發揮，暫時讓步；二是我軍內部有少數人對政委制度沒有那么支持，取消了再恢復的話，必須師出有名，有足夠分量的恢復理由。

紅軍改編八路軍，開赴抗日前線的一個月后，黃克誠經過多日細致的實地調查，得出我軍應恢復政治委員制度的結論。任弼時聽后，讓他詳細表述調查情況和建議，起草報告，上報中央。

毛主席收到黃克誠的報告后，很快就代表中央復電，“完全同意恢復政治委員及政治機關原有制度，請即速令執行。”

抗戰時期，我黨領導的武裝力量共有兩支：北方的八路軍和南方的新四軍。八路軍和新四軍都在敵后發展壯大，因種種原因，自主性比較強，跟中央的關系有時不是很密切。

皖南事變前，警惕性極強的毛主席早有察覺，近一年時間對新四軍，發出5次預警電報。奈何執行不到位，導致轉移良機接連錯失，最終釀成慘案。

擁兵不聽中央命令，乃至達到自重地步的問題，毛主席是解放戰爭后期，天下基本大定時才開始著手解決的，畢竟之前的主要任務是抗日和解放，各大方面軍將領需要足夠的自主權，才能更好發展，才能提高打勝仗的概率。

因此，經過一番權衡利弊、分析取舍，毛主席暫時無視。解放后期，毛主席防患未然，選擇出手了，行動不溫不火，沒有急于求成。

1948年1月，毛主席別出心裁地設立請示報告制度，名曰“幫助各地不犯或少犯錯誤”。中央局、中央分局、野戰軍和大軍區等軍政干部，都必須嚴格執行。

對不同機構的不同軍政干部，毛主席定下嚴格的“報告”要求。這個事上，華野的軍事首長和東野的軍事首長，挨過毛主席的責問批評。

治軍不嚴的后果，從舊社會一路走來的毛主席心知肚明，由不得他不去想方設法地讓軍隊規矩起來。

毛主席治軍嚴格的態度，體現在方方面面。延安時期，因留守兵團一名戰士邊走邊踢石頭，不小心把一個石頭踢到一個正在洗衣服的女學員頭上，雙方爭執不下。

于是毛主席定下一條規矩：“以后軍隊和地方出了問題，軍隊首先做檢討。軍隊和地方鬧了矛盾，也是軍隊首先要做自我批評。”這為后來如何處理軍民關系確定了基本原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