耐心資本在全國各地迅速鋪開。

中國資本邏輯從“速度崇拜”向“長期主義”的戰略轉向。

上海發布總規模100億元、存續期15年的未來產業基金，專注“耐心資本”。

深圳首提“大膽資本”，明確“投早投小投硬科技”基金規模以年均15%增長，持續投入“20+8”產業集群，推動國有資本敢于試錯，支持前沿科技項目。

廣州提出“種子直投、天使直投單項目最高允許100%虧損”，通過容錯機制鼓勵國資基金大膽投資早期項目。

杭州專注耐心資本的兩大基金組建規模累計突破兩千億元。

成都《2025年政府工作報告》提出，將增強國資基金長期資本、耐心資本、戰略資本功能，投資招引優質項目50個以上。

一場以耐心資本為名的區域競速賽悄然打響。

耐心資本質上是一種專注于長期投資的資本形式，它不以追求短期收益為主要目標，而是更重視長期回報的投資活動。

各地加碼耐心資本并非心血來潮。

近年來，中美之間的科技競爭日益激烈，特別是在人工智能、5G通信、半導體、新能源、生物技術等高科技領域。

如，2022年《芯片與科學法案》，是美國以長期資金+技術封鎖為核心的戰略工具，試圖重構全球半導體產業鏈并鞏固技術霸權。

一方面，要求受助企業在10年內不得在中國大陸等“受關注國家”，擴大或建設先進制程的產能，否則需退還補貼并承擔法律責任。

美國不僅限制本國企業對華出口，還施壓臺積電、三星等第三方企業斷供先進制程芯片。

如臺積電自2024年11月起暫停向中國客戶供應7nm及以下工藝芯片4。這種“卡脖子”策略旨在延緩中國技術迭代速度。

另一方面，法案提供約527億美元直接補貼，重點支持半導體制造、研發及設施建設，額外撥款2000億美元用于人工智能、量子計算、機器人等前沿科技研發，維持美國技術代際優勢。

相比之下，中國風投更傾向短期回報（如互聯網模式），偏好商業模式創新而非技術突破，對半導體、人工智能、算法、生物技術、量子計算等長周期領域的投入不足。

與此同時 ， 以政府和國企為主導的產業投資基金，更傾向于投資低風險、短期見效的中后期項目，而非早期科技企業（高風險、長周期）。

中國研發投入總量全球第二，但純基礎研究占比僅6%，遠低于美國的12%-23%。大部分資金流向應用技術，原創性突破不足。若維持當前投入結構，未來10年中美技術差距還將擴大。

中國必須以“長期主義”對抗短期逐利沖動，方能扭轉這一局面，避免陷入“中等技術陷阱”。

去年4月，國家重要會議首次提出，“要積極發展風險投資，壯大耐心資本。”

這標志著中國在科技戰略和資本配置模式上的雙重轉折，反映出中美博弈加劇背景下中國對自主創新能力的迫切需求及戰略調整。

是的，中國持續加碼耐心資本，以長期穩定投資支持硬科技和關鍵領域創新，助力突破技術封鎖，并通過“一帶一路”輸出技術標準，爭取在新一輪全球競爭中占據有利位置。

歷史經驗表明，外部封鎖曾推動中國“兩彈一星”、北斗系統的突破，激發了自主創新能力。

如今，政府引導基金和社會資本聚焦半導體、人工智能、量子計算等“卡脖子”領域，延長科技投資周期，強化基礎研究。

這一模式既延續舉國體制下的創新精神，又通過市場化機制激發企業活力，提高效率，推動核心技術自主可控。

耐心資本正加速國產替代進程，提升中國在新能源、芯片、人工智能、機器人等領域的全球產業鏈話語權，將外部壓力轉化為創新動能。

例如，浙江通過“耐心資本”支持宇樹科技、深度求索（Deep Seek）等科技企業，提供長達十年的長期資金與產業鏈資源，復制舉國體制與市場結合的自主創新路徑。

上海依托千億級科創基金，聚焦AI芯片領域，助力寒武紀、地平線等企業實現技術突破與商業化落地。

除此之外，發展耐心資本也是地方政府推動經濟轉型，搶占區域競爭制高點的迫切需求。

過去地方政府依賴土地財政、資源消耗和低端制造業的路徑已觸及瓶頸。例如，2024年中國房地產投資增速降至歷史低位。依賴“招商引資”發展低端制造業，同質化競爭導致產能過剩、利潤率下降。

而新能源汽車、半導體、人工智能等新興產業對GDP的貢獻率持續攀升。地方政府亟需通過耐心資本支持科技創新和產業升級，擺脫對傳統產業的依賴，實現差異化突圍。

重慶和合肥有過成功的案例。

重慶新能源汽車產業逆勢崛起，成為網友津津樂道的話題。2024年重慶新能源汽車產量近百萬輛，排名全國第五。

在這一過程中，重慶“耐心資本”功不可沒。

重慶國有投資平臺—渝富控股集團先后通過項目直投、定向增發等不同方式，累計五次向賽力斯投資45.5億元，撬動社會資本投資140億元，推動賽力斯從低端向高端、從燃油車向新能源車轉型升級，并帶動了全市新能源汽車產業集群式的發展。

近年來，合肥通過政府投資基金主導投資京東方、蔚來、晶合集成等項目，累計帶動總投資約4700億元，形成新型顯示、集成電路千億產業集群，新能源汽車產量去年躋身全國第二，僅次于深圳。合肥也實現了從傳統工業城市到科創之城的跨越。

如今，合肥目光投向量子計算、空天科技、AI大模型等"未來賽道"，規劃中的"科大硅谷"要再造十個千億級產業集群。

各地在推動耐心資本發展的過程中，盡管目標明確且戰略意義重大，但仍需警惕潛在風險與誤區。

一是盲目跟風設立基金，內卷化嚴重

各地政府為吸引資本或項目，可能通過補貼、稅收優惠、土地支持等政策工具展開競爭，導致資金流向趨同，如新能源汽車、半導體等，而真正需要長期支持的冷門但關鍵領域（如基礎研究、量子計算等未來產業）反而被忽視，導致重復投資和資源浪費。

這既有地方政府考核機制有關，因為地方政府的考核仍以“短期財務指標”（如GDP增速、稅收貢獻、投資規模）為核心，而非長期技術突破或產業生態構建，同時也涉及政策導向、行政干預、市場環境等多方面因素。

二是警惕造成對社會資本的擠出效應

這幾年各地招商激烈，國資漸漸成為一級市場主力軍。2024年A輪及更早期的投資占比達64.4%，國資參與的早期項目占比提升。

“以前，融資的盡頭是BAT輪，現在大多則是國資輪”。

母基金與社會資本爭搶成熟項目是當前耐心資本發展中的普遍現象。其本質是政府“產業政策”與市場“資本邏輯”的碰撞。

國有資本通過政策傾斜（如稅收優惠、低息貸款）和資源壟斷（如土地、審批權）吸引項目，導致社會資本在競爭中處于劣勢。而且近年來國有資本通過政府引導基金和專項政策加大對早期高風險項目的支持，蠶食了傳統機構在早期項目的優勢。

這一現象雖短期內加速了區域產業聚集，但長期可能抑制創新生態、削弱市場活力。

如成都格芯項目中，當地為完成“半導體中心”目標，要求社會資本必須參與注資，但項目失敗后社會資本損失慘重，導致后續項目參與意愿下降，最終以失敗告終。

三是政策可能缺乏延續性。

耐心資本的核心在于長期投資 ，但地方政策若頻繁調整或缺乏頂層設計的連貫性，可能導致社會資本對長期回報失去信心，或迫使資本流向成熟項目而非早期創新領域，削弱耐心資本的功能性。

如武漢弘芯項目因社會資本未按約定注資、政府支持政策未能持續跟進，最終導致資金鏈斷裂和資產糾紛。

四是需要防范地方債務風險

多數三四線城市財政收入依賴土地出讓和轉移支付，經濟下行周期中，土地財政萎縮，疊加減稅降費政策，地方可支配資金銳減。

半導體、新能源、生物醫藥等熱門領域成為地方耐心資本布局焦點，但三四線城市往往缺乏技術、人才和市場基礎，不切實際“一窩蜂”上只會降低資金使用效率，加劇財政浪費。

雖然不少基金名義上采用“政府引導+社會資本”模式，但實際社會資本參與度低，政府出資占比常超過50%，甚至全額兜底。

例如，某中部地級市設立5只半導體基金，政府實繳資金占比達70%，社會資本僅以“明股實債”形式參與，變相成為地方隱性債務。

聯系電話：028-652581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