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里只論臣子，不論君王。如果加上君王，大明第一人非朱元璋莫屬。

俗話說文無第一武無第二，要從張居正、于謙、王陽明三個文臣中挑選一個當大明第一人，恐怕要有數不清的意見和分歧，因為三人都有其特殊貢獻，也有其不可忽視的缺點。

簡言之，這三個人都非至善至美，但硬要挑一個，我還是選張居正。

先說說于謙為啥不是第一。

當也先在土木堡擊潰明軍主力，挾持明英宗朱祁鎮攻北京時，大明朝確實危在旦夕，此時朝堂上大部分官員都力主南遷，大明朝有步晉宋后塵的跡象。

時任兵部侍郎的于謙跳出來力主保衛北京，并且擁戴朱祁鈺登基，穩定軍心，在他的統籌調度下，大明朝守住了北京，讓也先知難而退。

于謙就是天生的力挽狂瀾式的人物，沒有他，大明朝前途未知。

但是，沒有于謙大明朝也未必就被瓦剌打的亡國，危難之際，沒有于謙也會有別人站出來力挽狂瀾。

北京城墻高河深，也先的騎兵善野戰不善攻城，短期內未必能攻破北京，在明朝援軍源源不斷北上的情況下，撤退是遲早的事。

于謙的可替代性比較高，當時吏部尚書王直、禮部尚書胡濙都能替代于謙。

所以，于謙雖有大功，且風骨無雙，但稱不上大明第一人。

再說說王陽明為啥不是第一。

如果從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這個角度論，王陽明無疑是大明第一人。不僅是大明第一人，還有可能是歷史第一人，因為能夠做到三不朽的人少之又少。

但王陽明的功并不是曠世奇功，寧王朱宸濠之亂本就是個草臺班子發起的，沒什么破壞力，比也先圍攻北京要差太多。王陽明去平定這種級別的叛亂，屬于殺雞用了宰牛刀，大材小用。

王陽明的立德立言可以說是貨真價實，可以比肩孔孟程朱先賢，更難為可貴的是王陽明是在他們的基礎上對儒學進行了一種思想革新。

但王陽明的心學對大明朝沒有產生多少收益，反倒是晚清和隔壁的日本受益良多。明末東林黨人大都是王學門徒，他們和閹黨的黨爭反而加速了大明朝的滅亡。

故而對于大明朝而言，王陽明不能稱為第一人。

最后說說張居正。

翻看史書，我們會發現一個問題，在我們國家，最危險的地方不在外而在內。

從秦至民國，亡于異族之手的只有宋朝和明朝，但說到底，宋明亡國本質上還是亡于內。

像秦漢時的匈奴，魏晉時的五胡，隋唐時的突厥，宋時的契丹女真蒙古，明時的女真，清時的八國聯軍，民國時的日本，都只是手足之疾，非腹心之患。

手足之疾雖然對肌體造成了斷臂斷足之痛，但沒有傷及根本，我們還是能夠堅強的活下來，繼續生根發芽開枝散葉。

我們的腹心之患永遠在內部。

那這腹心之患到底是什么？是資源分配不均的問題。

人性好利，在沒有有效的制度約束下，財富自然就趨于集中，年深日久，一個王朝將會被這種貧富懸殊的矛盾帶入滅亡的深淵。

所以“共同富裕”這個概念就是最好的以史為鑒。

每個王朝中期都有一些人看到了王朝滅亡的本質，他們就跳出來改革。比如漢代的王莽、宋代的王安石、明代的張居正。

但是歷史上最難的事情就是改革。

改革說白了就是資源的再分配，是要把有錢人的錢拿出來一部分分給別人，有錢人也就是所謂的既得利益者自然最抗拒改革。

斷人財路猶如殺人父母，這是深仇大恨。

張居正就是跳出來“殺人父母”的人。

張居正這個人政治手腕極高，他左右逢源，聯結內宮宦官，獲得太后信任，從而大權獨攬，能夠推行最難的改革。

他的改革并不徹底，在沒有制度配合的情況下僅靠人為，很難從上到下完成根本改革。但改革終究獲得了短期效果，為大明朝續了一口命。

在積弊已深的大明王朝，張居正能夠發起改革，且延續近十年，已經著實不易。如果張居正能夠再多活十年，大明朝的改革有可能更加深入，未必不能軟著陸。

只可惜他的改革隨著他的去世而人亡政息，他本人還遭到了清算，畢竟是“殺人父母”，既得利益者怎能不報仇。

于謙的北京保衛戰有迫不得已的意味，因為皮之不存毛將焉附，他保衛北京也是在保衛自己。王陽明的心學思想是一場個人式的思想覺醒，本質來講還是重個人。

而張居正的改革，是明知不可為而為之，是為公心不為私心。以他的權勢地位，他什么都不做也可以安享權力富貴，但他沒有這樣做，他把身家性命和家族榮辱押在了改革上。張居正熟讀史書，王莽和王安石的前車之鑒他不會不清楚，歷史上的改革者從來沒有好下場，但他還是以大無畏的精神去改革。

為了公心，張居正義無反顧，張居正的理想和胸懷遠非他人可比，這也是他的偉大之處。

于謙有風骨，王陽明有思想，張居正有改革，站在功利主義的角度看，我選張居正為大明第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