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孫玉良

我們注意到一個事實，俄烏沖突自2022年爆發以來，已演變為一場牽動全球地緣政治格局的持久戰；而在中東地區，以色列與巴勒斯坦哈馬斯的戰斗也無休無止，打成了無法調和的死結。盡管聯合國作為國際安全機制的核心平臺，本應承擔調解沖突、維護和平的責任，但其在俄烏問題和巴以沖突上的作用卻顯得力不從心。

聯合國在國際沖突中的角色缺失與結構性困境，主要原因在于大國博弈下的權力制衡出現問題。聯合國的成立是二戰的產物，那個時候美國、俄羅斯、中國、法國、英國都是同盟國，一個戰壕里出來的，團結起來維持國際秩序沒問題，但二戰結束后國際關系發生了巨大變化，美蘇冷戰分成了兩大陣營，北約與華約針鋒相對，而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一票否決權”制度，成為聯合國通過決議的最大“絆腳石”。拿俄烏沖突來說，俄羅斯作為沖突一方能夠輕易阻撓任何不利于己的決議。

例如，俄方已將烏東四州（盧甘斯克、頓涅茨克、扎波羅熱、赫爾松）通過修憲納入領土，并堅稱這是“不可逆轉的既定事實”。而烏克蘭則基于憲法第73條，要求收回2014年以來的所有失地。雙方立場的根本對立，導致聯合國難以通過實質性決議推動停火。此外，美國與歐洲國家在安理會中雖支持烏克蘭，但其提出的方案常因俄方否決而流產，進一步削弱了聯合國的行動力。

所以我們看，俄烏沖突中以美國為首的北約和歐盟更多通過雙邊或小多邊框架介入，而非依賴聯合國，而澤連斯基也不相信通過聯合國的作用能給烏克蘭帶來和平。在對俄烏的調停中，中國保持中立態度，美國推動歐洲主導的烏克蘭安全保障計劃，繞開聯合國框架直接與俄烏談判，而聯合國的另兩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法國和英國的態度是，站隊站到了烏克蘭一邊，為烏克蘭提供武器，并計劃在俄烏停火后向烏克蘭派遣維和人員，這一行動可能引發北約與俄羅斯的直接對抗，卻未經過聯合國授權。一人一把號，各吹各的調，致使聯合國在重大沖突中被邊緣化了。

另外，聯合國在沖突調解中缺乏強制執行力，致使其即便做出決議也難以奏效，只能起到在道義層面譴責某國的作用。但在西方奉行的叢林法則里，“道義”是最不值錢的東西，他們最相信的是實力。有實力就在餐桌上，沒實力就在菜單上。這樣的窘境，使聯合國秘書長這個角色成為實質上的“維持會長”，但這個“維持會長”也不好當，常常豬八戒照鏡子，弄得兩頭不待見。近年來，美國國內“退出聯合國”的呼聲日益高漲，這一動向與特朗普政府的“美國優先”政策一脈相承，自特朗普重返白宮以來，共和黨議員頻繁提出退出國際組織的法案。

2025年2月，猶他州參議員邁克·李提出“美國完全退出聯合國”法案，指責聯合國成為“攻擊美國及其盟友的場所”。此類主張得到特朗普及其盟友馬斯克的公開支持，他們認為美國承擔了過多國際義務，卻未獲得對等利益。這種單邊主義邏輯的背后，是對多邊合作機制的徹底否定，以及對霸權地位衰落的焦慮，對全球治理體系造成深遠沖擊。

如果美國真的退出聯合國，聯合國將面臨資金斷流、權威性下降的雙重危機。作為最大會費繳納國，美國的缺席可能導致維和行動、人道主義項目癱瘓。此外，這一行為可能引發“退群潮”，進一步瓦解戰后國際秩序。值得注意的是，部分國家已開始謀劃聯合國總部搬遷的可能性，俄羅斯支持將其遷往中立國，而中國則被視為潛在的新駐地候選。聯合國在俄烏沖突和中東沖突中的失效與美國退出威脅，共同折射出全球治理體系的深層危機。一方面，大國競爭加劇了國際組織的碎片化；另一方面，單邊主義抬頭正在侵蝕多邊主義的根基。對于中國而言，這一變局既是挑戰也是機遇。若聯合國功能弱化，中國或可通過“一帶一路”等機制填補權力真空，或在國際秩序重建倒逼聯合國改革這個問題上發揮重大影響作用。

未來國際秩序的重建，可能取決于兩大趨勢：一是聯合國改革能否突破“大國一致”原則的桎梏，二是新興國家能否在權力轉移中形成新的合作范式。無論結果如何，俄烏沖突、巴以沖突與美國的“退群”沖動已為21世紀的全球治理敲響警鐘，對于中國來說，這是機遇也是挑戰。當前國際局勢“東升西降”的態勢明顯，中國雖然行事低調沒有成為全球領袖之心，但會不會被“黃袍加身”成為眾望所歸的國際秩序重建的締造者，還須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