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第三天，為歡迎受難同志出獄恢復自由，上海各界人士歡聚在道路兩旁，受難者同志的親屬們則眼含熱淚，等待著他們的出現。然而，從第一個等到最后一個，裘慧英也沒有等來自己的愛人。

與此同時，剛剛出任上海市長的陳毅收到了時任中共中央情報部部長李克農發來的電報，他在電報中寫道：“希望陳毅查找一位名叫李靜安（又名李白）的同志的下落。”這位李白同志就是裘慧英的愛人。

看過電報內容后，陳毅當即向上海市軍事管制委員會下達指示，要求立即查尋李靜安同志的下落。

就在陳毅下達指示的第二天，上海各大媒體便刊登了這樣一則報道，在虹橋公墓等地發現了數百具遭到國民黨反動派秘密殺害的革命烈士遺體。

收到消息后的第一時間，裘慧英立即趕往現場辨認，但仍然沒有發現李白的身影，這讓她感覺既慶幸又害怕。

此后多天，還是沒有找到李白的身影。

6月17日，上海軍管會給上海市公安局發去了一封電文：

“上海市公安局：茲為1938年冬，由延安黨中央派往上海地下黨工作之李靜安（即李白）同志，現去向不明，特勞查。有關線索材料即派專人送達。上海市軍事管制委員會。1949年6月17日。”

后來，經過調查后才得知，李白已經被敵人秘密殺害。

抗日戰爭勝利后，李白攜一家人回到上海秘密開展情報工作。此后，他通過一臺小小發報機，向延安和各解放區傳送了大量重要情報。

1948年12月30日深夜，李白好不容易獲得了國民黨關于在長江布防的情報，便立即向西柏坡發送電報。然而，敵人卻在這時包圍了住處。

李白見狀，當機立斷讓妻子帶著孩子出去躲起來，而他則繼續將情報發完，同時還不忘銷毀密碼。

李白被捕當晚，敵人連夜對他進行了長達三十多個小時的審訊，先后用了36種酷刑，一度被折磨得昏死過去，但每次又被敵人用冷水潑醒。面對敵人的威逼利誘，李白始終閉口不提，不曾吐露任何關于我黨的秘密。

蔣介石得知李白的情況后，惱羞成怒，命令特務頭子毛森殺掉他。1949年5月7日，李白預感自己可能沒法活著到解放后，請出獄的同志幫忙給妻子帶個消息，讓她去監獄對面百姓家的陽臺上，對著監獄的窗子見一面。

在組織的努力下，裘慧英帶著兒子見到了獄中受盡折磨的丈夫。李白的兩條腿已經被打斷，渾身上下都是血跡，幾乎沒有一處是完好的。

裘慧英見狀，心痛不已，哭紅了雙眼。李白則一臉平靜，叮囑妻子說：

“天快亮了，上海快解放了，全國也快要解放了，革命即將成功，我無論生或死，總覺得非常愉快和欣慰……如果我能回來，自然最好。但萬一回不來的話，你們也能和全國人民一樣，過上自由幸福的生活了。”

因為擔心給這戶老百姓帶來麻煩，裘慧英沒有多待，便與丈夫告別離開了。她沒有想到，這次竟然是與丈夫的最后一次見面。

當天晚上，國民黨特務秘密殺害了李白同志，年僅39歲。

其實，這并不是李白第一次被捕。

抗日戰爭爆發后，李克農命令李白隱蔽在上海，用秘密電臺與中央保持聯系。李白就這樣在布滿了日軍、特務的上海，架設起了溝通上海和延安的橋梁，向延安發送了大量有價值的情報。

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后，日軍占領了上海的租界區，并加緊監測、搜捕秘密電臺。

1942年9月，李白正在發報時，日軍突然向他的住處趕來。裘慧英首先發現了日軍的蹤跡，她急忙上樓，通知丈夫。

李白堅持發完電報后，又接著向延安的電臺連續發去了多遍“再見”，尤其最后一聲拖得特別長。

日軍沖上來后，搜查出了發報機，夫妻倆當即被捕入獄。面對敵人的審訊，李白堅稱電臺是用來幫朋友了解商業行情的。由于敵人沒有證據，一個月后，放了裘慧英。而李白則被繼續關押。

后來在黨組織的營救下，才得以出獄。但他的身體剛一好轉，便又立即投入到了情報工作之中。

根據軍管會送來的線索，市公安局發現李白被移送上海警察局蓬萊分局后，從5月7日起就沒了蹤跡。

很快，偵察人員便來到蓬萊分局，并找到了留用下來的舊警察打聽情況。其中，有一位警察提供的線索引起了偵察人員的重視。他說：那天傍晚，確實有個囚犯被帶走了，幾天后聽說他已經被槍決了。偵察人員立即追問地點，他努力回憶了片刻，說到：“好像是浦東楊思地區。”

偵察人員得知消息后的第一時間，立即前往楊思地區開展調查，通過與當地政府共同協查，向人民群眾走訪詢問后。6月20日，偵察人員在楊思地區的戚家廟后面挖出了12具烈士遺體，其中便有李白的遺體。

陳毅收到相關報告后，向李克農發去了電報說明情況，并在最后懷著悲憤的心情寫下了這樣一句話：

“血債要用血來還！殘害李白烈士的反革命分子，我們定要向他們討還這筆血債！”

上海市公安局立即抽調人員組成專案小組，查找殺害李白的兇手。通過對相關檔案的認真分析，最終將兇手鎖定在了兩名留用人員史致禮和強元貴。

結合從他們口中得到的線索，偵察員再次對案件材料重新進行分析和研究后，始終沒有找到兇手。案件調查一度陷入停滯。

直到1950年3月30日，上海虹口公安分局扣押了一個攜帶軍用通訊器材來納稅的李樹林，他神色異樣，狀態十分可疑，引起了工作人員的重視。

經過審訊后，李樹林交代說：“我曾聽上海電監科的主任偵測員唐跨鳳和林杰說起過破壞李白電臺一事。”

偵察員聽后，內心狂喜，時隔數月，終于又一次獲得了有用的線索。但唐跨鳳和林杰卻雙雙否認他們偵測到了李白的電臺。但因為已經有李樹林招供，他們也不敢有所隱瞞，便說出了一個自己知道的情報：

“上海電監科主任偵察員徐鳴秋，隱瞞罪惡歷史，已混進了中國人民解放軍，他曾參與整理審訊李白烈士的‘口供材料’……”

原來，上海解放后，徐鳴秋靠著在解放軍中擔任團職干部的親戚的關系，混入了解放軍中，擔任南京華東航空處干訓大隊的教官。

盡管徐鳴秋此時已經改頭換面，有了新的身份，但上海公安局并沒有因此有所顧忌，在南京有關方面的協助下，成功逮捕了徐鳴秋。

經過審訊后，偵察員終于從徐鳴秋的口中知道了兇手的名字——葉丹秋。破壞李白電臺就是由他一手策劃和直接指揮的。

1950年9月18日，葉丹秋被抓捕歸案。在大量人證、物證面前，葉丹秋已經無可辯駁，只能低頭認罪。

1951年1月，葉丹秋被判處死刑，立即執行。其他有關人員也受到了應有的懲罰。

參考資料：僑園2018年7期、中外書摘2009年12期、共產黨員·上2021年6期、黨建2021年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