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8000奈拉/升的天價汽油讓首都尼亞美陷入癱瘓,當400家邊境加油站集體關門,這個西非國家用魔幻現實演繹了"搬起石頭砸自己腳"的現代寓言。就在油荒爆發前72小時,尼日爾軍政府剛剛驅逐了3名中國石油高管,并以"歧視性經營"為由查封中資酒店。這場荒誕劇的背后,是4億美元債務違約引發的國際博弈,更折射出中國企業在非投資面臨的深層困局。
作為全球最貧困國家之一,尼日爾在撒哈拉沙漠中苦熬半個世紀后,2003年終于迎來轉機——中石油斥資50億美元打造阿加德姆油田。這個被西方公司集體放棄的"死亡項目",中國工程師在50℃高溫下硬是建成了年產百萬噸的能源基地。但軍政府上臺后,合作突然變味:要求中方將當地員工工資從1200美元/月直翻7倍,指責管理層崗位"分配不公",甚至單方面凍結企業資產。這種違背市場規律的粗暴操作,連尼日爾本國的經濟學家都坦言:"這就像要求幼兒園孩子和大學教授拿同等工資"。
軍政府發言人聲稱要"推動資源公平分配",但數據揭開另一面真相:自2023年7月政變以來,尼日爾軍費開支暴漲300%,公務人員薪資卻拖欠半年。更蹊蹺的是,在中石油4億美元貸款到賬后,政府立即采購了12架武裝直升機。這種"借民生之名行割韭菜之實"的操作,與委內瑞拉、津巴布韋等國的資源國有化套路如出一轍。
筆者深入調查發現,尼日爾現政權正陷入三重困境:首先是財政黑洞,4億美元債務相當于其全年財政收入的1/5;其次是權力合法性危機,政變政權至今未獲國際承認;最后是地緣博弈困局,法國撤軍后留下的真空,正被美俄勢力虎視眈眈。在這種背景下,中企成了各方勢力博弈的"替罪羊"。
當中石油車隊穿越沙漠遭遇武裝襲擊,當陽光國際酒店突然被查封,這些場景何其熟悉?2011年利比亞撤僑、2015年也門戰亂,中國企業在高風險地區的投資始終游走在刀尖上。但尼日爾事件的特殊性在于,這不是傳統戰亂,而是政商關系突變引發的系統性風險。
"我們在尼日爾培養的技術骨干,現在都被強制替換成軍屬。"這種"技術換血"背后,是典型的資源民族主義抬頭。更值得警惕的是,尼日爾政府近期突然修訂《礦業法》,要求外資企業必須將51%股份轉讓給本地企業。這種政策突變,讓中企22年累計投入的80億美元面臨巨大不確定性。
面對愈演愈烈的海外投資風險,我們不必因噎廢食,但必須升級打法。埃塞俄比亞的東方工業園提供了成功樣本:通過建立全產業鏈生態,帶動當地20萬就業,將園區GDP占比提升至15%。這種深度融入當地經濟的模式,遠比單純資源開采更具抗風險能力。
筆者建議中企采取三大策略:第一,建立動態風險評估系統,將政治風險溢價計入成本;第二,推動屬地化2.0,從雇傭本地員工升級到培育本土企業家;第三,構建多邊合作框架,引入世界銀行擔保等金融工具。就像在安哥拉采用的"資源換基建"模式,用石油收益擔保鐵路建設,形成利益共同體。
尼日爾危機給所有出海企業上了沉重一課:當我們帶著資金技術走進非洲,不僅要算經濟賬,更要算政治賬、文化賬、安全賬。那些人均GDP不足1000美元的國家,政府更迭可能就在一夜之間,政策連續性往往敵不過街頭政治。
但危中有機也是鐵律。坦桑尼亞的巴加莫約港項目,中方通過引入阿曼主權基金聯合投資,成功化解了政治風險;肯尼亞蒙內鐵路采用"建設-運營-移交"模式,既保證回報又避免主權爭議。這些案例證明,只要創新合作模式,非洲依然是充滿機遇的熱土。
當撒哈拉的烈日炙烤著中石油的紅色工裝,當尼日爾民眾在加油站前焦灼等待,這場危機終將找到出路。但它的真正價值,在于警醒后來者:國際投資從來不是簡單的買賣,而是文明碰撞、制度磨合、利益博弈的復合體。中國企業要做的,不是當救世主,而是做價值創造者;不是搞"金元外交",而是建命運共同體。
畢竟,真正的合作,從不是施舍與索取,而是共同成長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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