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應生｜曾任最高法院法官

我從九十年代中期開始就當法官、辦案件，判過一些投機倒把、非法經營類案件。現在回頭一看，當年被判刑的企業家，如果根據現在的法律、政策，好多都不構成犯罪了。

可是，他們最寶貴的年華，是在監獄里度過的，或許有的人現在都還沒有出獄，真是造孽啊！

不僅我經辦的案件，看當年其他的經濟犯罪案件，多少企業家是無罪的，最后卻被判刑入獄了，真是悲劇啊！

這不僅是企業家的悲劇，也是全社會的悲劇。

我有時甚至想，其實不是企業家在犯罪，而是機械執法的辦案人員在“犯罪”，是他們無意中將最具開拓精神、最有創新能力的創業者、企業家送進了監獄！

假如馬斯克、喬布斯生在中國，他們還能有現在的成就嗎？是不是也將在監獄里了卻殘生？大家不妨捫心想想：世界上還有哪個國家，每年查辦、抓捕這么多企業家，以至于民間調侃“企業家不是在監獄里，就是走在監獄的路上”？！

說實話，當時年輕氣盛、一身正氣的我，不僅不知道自己是在“造孽”，還洋洋自得以為立了大功。現在下海創業，身份轉換了，真正實現了換位思考，才知道當年的自己是多么無知、膚淺！

當然，我也可以自我安慰，這是無心之過。因為當年的法律政策就是規定這些行為可以定罪的，雖然覺得有違人性、不近情理，但本著“惡法亦法”的原則，就隨大流判決有罪了。

幸好，當年能輕判的盡量都輕判了，且沒有判一個企業家死刑，這是我至今還可以原諒自己的原因。但無論如何，這也是一種平庸之惡。我永遠記住，自己是“作惡”過的人，余生要努力為法治進步、個案公正鼓與呼，為曾經的過錯“贖罪”。

當我到最高法院以后才發現，外地同期同類不少詐騙數額更大的案件，好多都沒有頂格判處無期徒刑。難怪個別當事人家屬聽到判決結果后，一出法庭就當面詛咒我。

分析原因，主要是自己少見多怪，沒有見過大世面，或許是自己窮怕了，沒有物質上富裕過，才會把錢看得太重，以為兩三百萬元就是天大的數字，所以才理直氣壯地對被告人下了狠手！

正所謂無知者無畏，有了偏見就更加心狠。痛定思痛，我逐漸跨越學科界限，更多地涉獵史學、經濟學、心理學甚至佛學方面的知識，以克服無知和偏見。

見多識廣后，確實比較中正平和了。比如，對詐騙犯罪就不再有偏見，而是相當客觀理性，會更加認真地傾聽詐騙犯罪被告人的辯解，也會更加審慎評估被害人所遭受的損失和痛苦，在全面把握社會危害性的基礎上，作出讓各方都基本滿意的判決。

橫向對比，成熟法治國家，一般要40歲，且有豐富的律師從業經驗后，才能當法官。這是有道理的，因為只有到了這個年齡，有了豐富的閱歷、富足的生活、淡定的心態、足夠的智慧之后，才能洞察人性、深諳法理、駕馭案件、平衡利益。

而一些法治欠發達國家，讓初出校門、尚無社會經驗、定力不足的窮書生承辦重大刑事案件，不僅承辦法官，而且司法體系，甚至整個社會都要為此承擔不可預知的風險。

現在的司法改革，正在著手解決這一問題，已經遴選出來的員額法官都是專業化、精英化，且比較資深的法官，他們的地位和待遇也有了一定提高，假以時日，比如十年二十年，當法官們真正備受尊榮、衣食無憂、充滿智慧、心平如水時，司法公正和權威就不再是一句口號了。

總結辦案的那些年，雖然自己年輕氣盛、無知偏見時辦的個別案件略有遺憾，比如量刑重了一些，判的非監禁刑少了一些，但始終懷著“懲惡揚善、伸張正義”之心，沒有辦冤假錯案，也沒有以案謀私，總體表現，差強人意，自評合格！同時，也對個別案件中可能偏重的判決，向有關被告人及其家屬致歉。

如今，下海創業多年，其中甘苦自知。再次呼吁全社會寬容創業者、善待企業家，真正按照市場經濟規律，修改完善我們的體制機制、法律政策，營造企業家干事創業的環境！如果沒人創業了，企業家都躺平甚至外逃了，請問每年一千多萬大學生到哪里就業？

希望法律人都具前瞻眼光、懷悲憫之心，拒絕平庸之惡，積極行動起來，改變現狀、創造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