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核戰爭，作為一直以來第三次世界大戰主要形式，當然說的是對三戰的假設之一，并非篤定核戰是必然的局勢，現在盛傳的是，三戰的主要形式為代理人戰爭，但是核戰爭永遠是抹不開的形式。

核彈的數量，是世界核武國家的最高機密之一，其數量當量，都是非常緊要且影響戰局的數據，而我們熟悉的北約，稱給中國時間，中國有的核彈數量，將會超過......

一、核威懾

核武器，作為懸在人類頭上的利劍，從誕生至今，除開在日本的兩次針對城市投放外，再無有過投放歷史，這柄威力無窮的“劍”，便被人類“入鞘”封存。

美國長期以來，將威脅運用核武器作為重要的對外政策工具，冷戰時期，美國核戰略從“先發制人”核打擊轉變為核威懾。

冷戰結束后，在缺乏明確敵手的情況下，美國依舊將確保核優勢作為政策核心，核威懾在其國家安全戰略中的重要地位沒有改變。

進入 21 世紀第二個十年后，美國受到“霸權焦慮”的驅使，在大國競爭背景下大幅提升核武器的戰略地位，推出“一體化威懾”，尤其是“核-常一體”概念。

有意模糊核力量與常規力量之間的界限，進而降低核武器的運用門檻，試圖將此作為“嚇退”潛在或現實“挑戰者”、贏得所謂“大國競爭”的重要條件。

美國在未來一段時間內不會放棄核優勢，反而會將其轉化為實施國家戰略的基本路線，這已經并將繼續，對全球戰略穩定和地區安全構成嚴重沖擊。

在國際無政府狀態中，武力一向是國家解決爭端的最終手段，而以武力作為威脅或一種潛在可能，亦是構成一國政治權力的重要物質因素。

自20世紀40年代核武器問世以來，探尋一種既可服務于確定的政治目的又不至于觸發一場大毀滅的核戰略，便成為近一個世紀以來幾代戰略學家的努力方向。

即使在冷戰期間美國和蘇聯均具備第二次核打擊能力、實質已形成“恐怖平衡”態勢的情況下，核武器仍然被部分核大國，用于迫使對象國改變其對外政策或行為。

冷戰結束后，世界仍未進入“后核武器時代”，核武器的全球庫存量依然居高不下，圍繞核武器的大國博弈依舊是國際政治的核心議題之一。

核武之數，是部分民眾十分關心的數據，數量多寡，當量多少，能殺多少人，都是生在和平國家的民眾，非常好奇的東西。

能毀滅一座大型城市，能批量生產很多，能精準快速的打擊到敵對勢力，是不少人心里好奇，嘴上不停的話題。

常說的是中國有多少枚，美國有多少，毛子有多少，還有誰藏著有，以及公開的核武數量不可信，特別是數量的問題，一提起就沒有人相信，所謂的公開數據。

中國人民在核武數量這一塊，還是非常警覺理智的，知道核武數量不能簡單的看，公開的有多少。

事實上也確實如此，核武數還得具體的看生產線，以及國家的應急工業生產能力，對于這點北約組織，對中國的核武數有個預計，說是十年內中國的核武數將達到1500枚以上。

目前中國的核彈頭數量，多方數據顯示，至少是600枚以上，且2030年很可能將達到1000枚以上，結合世界局勢來看，這個增速是非常合理的。

特別是相較于美俄來說，兩者的核彈頭數量都是5000枚以上，中國與前兩者一對比，2030年才能達到1000枚，就顯得有些相形見絀了。

但也正是如此，西方國家對中國的各種鉗制是越來越嚴重了，雖說表面上還一團和氣，可歸根結底，中國始終是西方國家的眼中釘，唯有永遠臣服在他們的腳下，他們才安心。

二、亞洲戰略

冷戰結束以來，北約大致每十年制定一部戰略性文件，“每一次新戰略的提出，反映的都是北約職能的拓展和活動范圍的擴大”。

北約1991年和1999年的戰略概念，雖然沒有明確提出“亞洲戰略”,但由于美國把北約作為新干涉主義的工具。

因此，無論是1991年海灣戰爭、1998年未經聯合國授權對伊拉克的空襲和1999年對南聯盟的空襲，還是在聯合國授權下的2001年阿富汗戰爭、2011年的利比亞戰爭，其主戰場都在亞洲。

北約2020年啟動的“2030倡議”旨在適應新的外部安全環境，在競爭日益激烈的世界中，通過對俄羅斯和中國實施雙遇制來加強聯盟。

2021年6月14日，在北約布魯塞爾峰會上，盟國領導人同意了雄心勃勃的北約“2030倡議”，就制定聯盟未來十年及以后的戰略作出了重要決定。

2022年6月29日，北約馬德里峰會批準了北約新戰略概念，該戰略作為“2030倡議”的一部分，旨在使聯盟能夠應對當前的安全挑戰并指導其政治和軍事發展，以更好地面對未來的挑戰。

雖然北約早期的年度報告及戰略概念文件，未明確提出“亞洲戰略”或涉及中國議題，2010年里斯本峰會發布的《積極接觸，現代防務》新戰略概念構想文件卻提出了發展新伙伴關系以應對危機。

實際上，早在2006年，時任北約秘書長夏侯雅伯就在索非亞會議上明確表示，北約需要加強與澳大利亞、新西蘭等有重大利益和貢獻的國家的關系，以更好地應對挑戰。

自2016年以來，北約與印太地區的伙伴國——澳大利亞、日本、韓國和新西蘭—一的政治接觸日益增多。

這些國家不僅參與了北約的外長級會議、北大西洋理事會的定期會議和軍事會議，還簽署了《應對共同安全挑戰議程》等重要戰略文件,加深了在網絡防御、新技術和混合威脅等領域的合作。

北約認為聯盟最大的危機就是恢復美國的領導力，這本身就是一種失衡危機，表明北約是國家驅動型的，而不是由組織本身內在驅動發展的。北約表面強調“美國回來了”,實則內在分歧和發展方向無法協同。

北約在冷戰意識形態下持續擴大，使烏克蘭在地緣上成為歐美與俄羅斯對抗競爭的前沿陣地，而烏克蘭自身又采取了選邊站政策并導致俄烏沖突不斷升級，使歐美俄烏等眾多參與方陷人進退兩難的困境。

烏克蘭本應對內重建現代國家、對外獨立自主,其希望加人北約的行為遭到俄羅斯的反對，從而導致西方和俄羅斯的激烈對抗，致使烏克蘭無法主導自己的命運，更加依賴北約和美國，成為大國博奔的犧牲品。

而現實也證明，自俄烏沖突以來，北約就以最強烈的措辭遣責俄羅斯入侵烏克蘭。

俄烏沖突久拖不決，也使歐美、北約陷入巨大的信譽危機，即不斷突破地域和領域，四處挑動矛盾、制造緊張、煊染威脅、鼓勵對立。

由此可以看出，北約名義上是讓美國發揮領導作用，實則是尋找組織自身在歐洲和北美及其伙伴國之間的“平衡作用”，為北約的繼續存在做注腳。

無疑，在沒有充分考慮內部盟國及伙伴國的現實利益而一味強調外部威脅和競爭的前提下，無論是美國的領導作用還是北約的“平衡作用”都有可能在亞洲導致困境的出現，北約擬開設東京聯絡辦事處被推遲就是例證。

三、混合戰爭

隨著大國戰略競爭的不斷加劇與軍事科學技術的飛速提升,當前的戰爭形態逐漸跨越以往戰爭的概念范疇,“混合戰爭冶成為戰爭形態演化的最新形式,且在學界與政界的使用頻率逐漸增多。

“混合戰爭”，強調存在著常規和非常規軍事力量相結合的新戰爭形態,包括直接的軍事沖突與游擊戰、輿論宣傳、網絡攻擊、恐怖行動、制裁封鎖等非常規的沖突形式。

“混合戰爭”概念的出現具有西方戰略思維導向,本身表明西方學界對傳統軍事思想與軍事戰略的新思考,特別是關注到非西方國家及非國家行為體，借助非對稱手段對抗西方國家的傳統優勢地位。

霍夫曼指出,2006年黎巴嫩真主黨與以色列的軍事沖突是現代“混合戰爭”最顯著的案例。

在該概念的起始階段,“混合戰爭”的重點強調其處于戰爭與和平的臨界或者混合狀態,使得容易辨識的戰爭與和平光譜兩端變得模糊,戰與非戰狀態、敵對與非敵對關系呈現不確定性，“混合戰爭”不同于以往戰爭的突出之處，是其一定程度的模糊不清。

自 2014 年 9 月北約公開使用混合戰爭以來,該概念已經成為北約描述俄羅斯新戰爭的流行詞,混合戰爭的應用出現政治化趨勢。

北約接受混合戰爭的概念對其流行有著極大效應,因為作為國際安全核心行為體對西方國家的重要影響。

在克里米亞事件之后,北約對混合戰爭的威脅認知逐漸強化,認為混合戰爭對北約的安全及成員國的穩定構成嚴峻挑戰,破壞聯盟的凝聚力,并在北約沒有采取協調一致的反應情況下實現政治和軍事目標。

盡管北約堅持既有的集體防御職能,但是進一步推進其安全戰略轉型,“混合戰爭冶的興起促使北約在組織存續、防范范圍以及戰略思維等方面產生著深刻影響。

混合戰爭威脅要求北約平衡傳統軍事和非軍事手段,并制定適應性的安全政策，從 1949 年成立以來的較長歷史時期里,北約安全政策的核心是防御與威懾,強調危機管理、沖突預防、集體防御、合作安全與伙伴關系等廣泛的安全策略。

2014 年以后,北約逐漸將混合戰爭視為武裝進攻,其安全政策的調整著重從頂層設計、組織建設、外部合作、能力建設等方面進行。

一方面,北約不斷對中國進行污名化,指責中國在經濟、軍事、信息與外交領域的進攻性行為,通過所謂混合戰爭手段威脅北約及其合作伙伴的安全。

2019 年 11 月,北約倫敦峰會發表的《倫敦宣言》首次把中國視為安全挑戰，2021 年的《北約2030》改革報告把中國定義為“ 全方位的系統性對手。

《北約2022年戰略概念》 指出,“中國采用廣泛的政治、經濟和軍事工具增加其全球力量,惡意混合和網絡行動損害聯盟的安全。

另一方面,美國積極推動北約的亞太化,強化與澳大利亞、日本和韓國等亞太合作伙伴各方面的聯系,在貿易、技術、網絡、軍事等方面強化對中國的遏制與圍堵力度。

混合戰爭冶展現出戰爭與和平的邊界逐漸模糊,它是全譜系的戰爭形態,而非僅僅是軍事概念,涉及到政治、經濟、安全、信息、外交等維度,且這些領域是在同一個戰略背景下協同展開戰略行動,需要采取廣泛、全面且混合的戰略手段加以因應。

面對美國為首的北約不斷向亞太地區擴張勢力,且將混合戰爭作為有力的戰略工具,我國需要有力地分析混合戰爭運行的規律,深刻地認識到混合戰爭的危害及對我國的國家安全與周邊安全的消極影響。

為更好應對未來的混合戰爭威脅,我國需要積極貫徹總體國家安全觀思想,強化全民國家安全意識,搭建其政府不同部門共同應對安全問題的協同機制,形成政府、社會與人民共同應對混合戰爭的人民戰爭網絡。

參考文獻：

1.“混合戰爭”的興起與北約安全政策的調整

《情報雜志》2024年第11期33-41

2.北約“亞洲戰略”：變遷機理與三重困境

《世界經濟與政治論壇》2024年第3期1-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