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綺蝶

特朗普再次執政不滿三個月已經給國際秩序帶來諸多沖擊，國際社會已經發生了劇烈的變化。為了強化美國在西半球的霸主地位，他的對等關稅繼續重塑全球經貿體系，處處體現“美國優先”理念；在加沙戰后重建、丹麥格陵蘭島和巴拿馬運河控制權議題上，他的言行又帶有大國沙文主義和帝國主義的色彩，與其強調的“孤立主義”路線形成對比。尤其是他不排除動用軍事力量控制格陵蘭島的言論，讓人不得不與俄羅斯在烏克蘭的“軍事行動”作對比。

4月1日，哈佛大學教授約瑟夫·奈在Project Syndicate網站上發表文章，分析了世界秩序變化的表現及其背后的動因。他認為，聯盟體系是維持美國獨特優勢的關鍵。如果2025年確實成為世界秩序的又一轉折點，那么只能歸咎于特朗普政府對美國傳統戰略的耗損。

自特朗普再次當選以來，約瑟夫·奈一直在觀察美國國內政治動態同世界秩序變化之間的關系。對于特朗普再次執政后的一系列言行，約瑟夫·奈認為，它們可能導致中俄在地區事務上占據更多話語權，促使歐洲國家更加戰略自主。但他認為，美國國內政治才是影響世界秩序的關鍵因素，具體要看特朗普這四年施政的結果。約瑟夫·奈在文章中指出，世界秩序并非固定不變，而是隨技術、政治、社會和意識形態因素的演變而波動，這些因素都會影響全球權力分配和規范的合法性。

▲1989 年11月9日，人們站在勃蘭登堡門附近的柏林墻上。

文章開頭提到，1989年柏林墻倒塌之際，距蘇聯1991年解體尚有近一年光景，美國總統老布什便宣告“世界新秩序”已經降臨。如今，特朗普再次執政不久，歐盟首席外交官卡拉斯便宣稱，國際秩序正在經歷自1945年以來前所未有的變化。

那么，究竟什么是世界秩序？它是如何維持或被打破的？約瑟夫·奈在文章開篇提出了這兩個問題。他指出，在日常語境中，秩序指的是事物、功能或關系的穩定安排。因此，國內政治中談論的秩序是指“有序的社會”及其政府。但在國際政治中，并沒有一個凌駕于所有國家之上的政府，由于國家間的關系始終處于動態調整中，世界在某種意義上是“無政府的”。

但“無政府狀態”并不等同于失序。約瑟夫·奈稱，秩序是一個程度的問題，它隨著時間的推移此消彼長。在國內政治中，盡管存在一定程度的無序暴力，一個穩定的政治體制仍然可以持續。畢竟，組織化和非組織化的暴力犯罪在大多數國家中仍然是一種常態。但當暴力突破臨界閾值，就會被視為“失敗國家”的標志。

他以索馬里為例，稱其雖然有共同的語言和民族，但長期充斥著部落沖突，該國的“中央政府”并不具備全國范圍內的權威。他還援引德國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對現代國家的定義表示，作為擁有“合法暴力壟斷權”的政治機構，國家有權合法使用暴力來維護秩序。然而，人們對“合法權威”的理解是建立在可變的觀念和規范之上的。因此，合法性不僅僅取決于對這些規范是否有效的判斷，還包括對國家內部暴力的規模和性質的實際觀察。

根據上述觀點，約瑟夫·奈提出了衡量世界秩序變化的幾個要素：一是國家間權力和資源的分配變化，二是各國是否遵守那些確立合法性秩序的國際規范，三是暴力沖突的頻率和強度。

約瑟夫·奈認為，國家間權力的穩定格局往往需要通過戰爭來明確各方所公認的勢力均衡。不過，隨著時間的推移，人們對戰爭合法性的看法也在不斷變化。例如，在十八世紀的歐洲，當普魯士國王腓特烈大帝想從鄰國奧地利手中奪取西里西亞時，他就直接采取了行動。但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各國創建了聯合國（UN），聯合國規定只有自衛戰爭才是合法的（除非安全理事會另行授權）。比如，對于俄烏沖突，聯合國大多數成員國投票譴責了俄羅斯。

約瑟夫·奈指出了這種國際秩序的局限性：國際社會雖可訴諸法庭解決爭端，但司法機構缺乏強制執行力；安理會雖有權批準集體安全行動，實際動用這一權力的案例卻屈指可數。五大常任理事國（英國、中國、法國、俄羅斯、美國）均握有否決權，而它們始終不愿冒險引發大國戰爭。否決權機制猶如電路系統中的保險裝置：寧可承受局部斷電的代價，也要避免系統過載釀成災難性后果。

同時，約瑟夫·奈指出世界秩序的強弱嬗變往往源于三重動因：技術革新可能改變軍事經濟實力分布；國內社會政治變革或將重塑大國外交政策走向；意識形態或革命運動等跨國力量一旦突破政府管控邊界，更會動搖公眾對現行秩序合法性的認知根基。

他舉例說道，以1648年終結歐洲宗教戰爭的《威斯特伐利亞和約》為標志，國家主權原則被確立為規范性國際秩序的基石。但除了合法性原則的變化外，實力資源的分配也發生了變化。到第一次世界大戰時，美國已成為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能夠通過軍事干預決定戰爭的結果。盡管威爾遜總統試圖通過國際聯盟重塑國際規范秩序，但美國國內政治推動該國走向孤立主義，這使得軸心國有機會在1930年代試圖向國際社會強加他們自己的秩序。

▲2014年，根據世界銀行的衡量標準，按年計算中國在全球經濟增長總額當中占三分之一，國內生產總值趕超美國。

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美國占全球經濟體量的一半，但其軍事霸權遭遇蘇聯制衡，聯合國的規范權威更顯式微。到1991年蘇聯解體，美國迎來短暫“單極時刻”，但由于在中東的過度擴張和縱容金融監管失序，最終導致了2008年金融危機的爆發。約瑟夫·奈認為，也正是從那個時候開始，俄羅斯發動格魯吉亞戰爭，中國則轉向了更積極有為的外交政策。與此同時，中國強勁的經濟增長使其縮小了與美國的實力差距。

約瑟夫·奈稱，就中美相對實力而言，美國確實在相對衰落，但其全球經濟占比仍穩定在25%的水平。只要維系與日本、歐洲的強固同盟體系，美方陣營的經濟體量仍超全球半數，相較之下中俄兩國總量僅占20%。

但他發出疑問：“特朗普政府能否維系這一美國持續優勢的獨特源泉？抑或如卡拉斯所言，‘我們正處在歷史的轉折節點’？”約瑟夫·奈表示，1945、1991、2008年都曾是轉折時刻。若未來史學家將2025年增列其中，那必是美國政策選擇所致，即其自我戰略的耗損，而非所謂的歷史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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