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4月，正處于抗戰的艱難階段，國家面臨生死存亡考驗，延安方面感到了巨大的壓力。

然而就在此時發生了一件事，讓毛主席和周恩來等共產黨領導人始料未及——黨內的老同志，原紅四方面軍的總指揮張國燾突然叛逃了。他借祭拜黃帝陵為由乘坐蔣鼎文的汽車叛逃，并幾經輾轉到達了武漢。

而張國燾的選擇以及其此后的遭遇，無疑體現了政治的波譎云詭以及歷史人物在面對抉擇時選擇的重要性。

1897年，張國燾生于江西萍鄉。雖生逢亂世，但自幼聰明好學。1916年，張更是考入了北京大學理工預科。

而在二十世紀一零年代的那場滌蕩中國的大思潮之中，北大無疑是主戰場。身為北大學子的張國燾自然也深受影響，更遑論他還是學聯主席。如是之下，本科肄業的他便投身于革命之中。

之后的他跟隨李大釗參與創建共產黨，當選中共中央三人團成員，擔任勞動組合書記部總主任，領導二七大罷工……可謂是砥礪前行。而幾經拔擢，他的身份也是水漲船高。

1930年回國后，他到達鄂豫皖根據地，進而成為了紅四方面軍主要領導人。

坦白講，雖然山頭要不得，可人這種生物卻又終歸是難以免俗的。而長征路上的爭執，也不僅僅是路線之爭，又何嘗沒有這方面的因素呢。

總之經此一事的失敗，張國燾的地位權力威望無疑是極大削弱的。而政治地位的被邊緣化，無疑也讓張如芒在背，如鯁在喉。

1937年3月，張國燾被批后出任了邊區的副主席。4月，借祭拜黃帝之名張叛逃。他逃離的消息傳出后，周公等人邀請他回來，但他選擇了拒絕，并給毛主席發了電報，電報只寫6個字“不告而去，歉甚”。

蔣介石自然知道張的“價值”，很快便加官進爵——授張中將軍銜，軍委會委員之職務，并囑咐戴笠好生保護。武漢警察局局長蔡孟堅給他安排了秘密住所，并安排了保鏢。

得知他已經頭也不回的離開后，周公和李克農果斷行動，囿于其掌握大量消息的情況下，安排各地地下黨組織轉移活動地點。

當然公允的講，從后來的公開資料看，張的叛變并沒有造成地下黨組織遭到逮捕和破壞。

而待其利用價值損失殆盡，蔣介石也不在上心與他。期間張的職務是幾經變更，擔任過主任秘書、參政員、江西救濟署署長等職務。

1948年，他在上海創辦《創進》周刊，但當時蔣軍已經連續戰敗，人心不穩，他辦的報紙只能說些假大空的話，也沒多少人看。

隨著三大戰役和渡江戰役結束，他意識到蔣介石必敗無疑，于是找人說好話，得到了幾張去臺灣的船票。但到了臺灣后，他遇到了新問題。

在大陸，他還能在不同的衙門混口飯吃，臺灣面積很小，陳濟棠和閻錫山這樣的大人物都沒法安排職務，更何況是他了。1949年冬天，他只好帶著妻子和3個兒子遷到了港島。

由于他年事已高，很難找工作，所以在港島依然沒有生活來源。

1951年，張發奎拉著他創辦了刊物《中國之聲》，讓他當社長。但沒過多久，雜志社內部出了問題，他被張發奎擠兌走。眼看在香港生活不下去，他在1953年春給北京寫了一封信，提出想回北京。

北京方面經過討論，給他寫了回信，表示他必須深刻檢討歷史錯誤以及背叛錯誤，保證改過自新。”他看了信，總覺得自己回去可能會遭遇大麻煩，最終決定放棄。

1961年，海外學者來找他，希望他寫回憶錄，講述曾經的那段歷史。于是他和他妻子開始寫作，4年里寫了兩部書，換來了一筆豐厚的稿費，維持了他們家十多年的生活開支。1968年，特殊時期的風波也影響了港島，他擔心自己被抓到挨批斗，到時候肯定是生死未卜。

當時他的大兒子和三兒子已經在加拿大定居，于是就移居到了加拿大。

但大兒子的收入有限，二老也不方便一直住在兒子家，擔心影響兒子和兒媳的關系，只好移居到免費的養老院里。

1976年，他患了中風，半身癱瘓，他妻子也患了腿疾，無法照料丈夫。

1979年冬天12月2日夜，他在翻身的時候，被子掉到了地上，半夜又沒有護士，結果他被凍了一夜，身體狀況急轉直下，第二天因病逝世，結束了坎坷一生。

他的兒子為了避免有人找麻煩，把他安葬在多倫多松山公墓一個偏僻角落，墓碑上則無一漢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