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8月15日，尼克松宣布“新經濟政策”，包括暫停美元兌換黃金、對進口商品征收10%的附加稅、凍結工資和物價90天等措施。

這就是所謂的尼克松沖擊。

2025年4月2日，川普正式宣布了針對全球的對等關稅。我們謂之為川普沖擊。

川普宣布政策后，美國股市經歷了驚心動魄的大跌，標普500指數創下自2020年3月以來最大的兩日跌幅，短短兩天內超過5萬億美元的市值灰飛煙滅。科技股為主的納斯達克綜合指數跌入熊市區間，道指也進入回調區域。

4月7日，亞太市場接著跳水，日經期貨指數開盤10分鐘暴跌超過8%，大阪交易所觸發期貨熔斷機制。韓國綜合股價指數期貨下跌5%后，也觸發熔斷。滬指跌7.34%，深成指跌9.66%，創指跌12.50%，中央匯金再次進場增持維穩。

兩次沖擊的歷史性耦合

尼克松的單邊行動引發了國際社會的強烈反應。1971年12月，西方十國集團在史密森學會達成協議，同意美元貶值7.89%，其他國家貨幣相應升值，但這一協議未能有效緩解國際經濟的緊張局勢。

布雷頓森林體系的終結：1973年2月，美元再次貶值，西方十國集團決定允許歐洲貨幣與美元脫鉤，實行浮動匯率制，布雷頓森林體系最終崩潰。

布雷頓森林體系的根本性矛盾就是特里芬悖論。1960 年特里芬在《黃金與美元危機》中預言：“若美國繼續通過逆差輸出美元，黃金儲備將在 1970 年代耗盡，導致體系崩潰。”

1965 年法國總統戴高樂要求美國兌換黃金，引發 “黃金擠兌潮”。60年后的今天也出現類似一幕：2025年4月，德國議員呼吁：“1236噸黃金還在美國，點清楚，盡快往回搬”！

川普沖擊引起的全球經貿規則重塑將是一個長期的過程，意味著未來一段時間內全球經濟活動將更多構筑于“經濟安全”，而更少依賴于“比較優勢”，全球的經濟形態也將進一步從斯密式分工走向經濟結構的多樣性。全球貿易減少帶來總蛋糕萎縮，美國衰退風險也在上升。

從4月2日宣布“對等關稅”到中國發布反制措施，全球主要大類資產中從權益、外匯到商品，甚至黃金都出現不同程度的下行沖擊，顯示出流動性沖擊的特征。在短期流動性壓力之后，由于美國貿易平衡帶來的美元流動性收縮，或將形成真實需求的收縮帶來的二次沖擊。

尼克松沖擊的背景是美國經濟困境。越南戰爭導致美國財政赤字不斷攀升，1971年貿易逆差達22.6億美元，1972年進一步擴大到64.16億美元。另一方面，國內通貨膨脹壓力逐漸增大，1960年通脹率僅為1.4%，到1970年已升至5.9%。另外，二戰后的美國經濟實力相對下降，而日本和西歐經濟卻迅速崛起，競爭力不斷增強。日本和聯邦德國經常賬戶大量盈余，而美國卻面臨國際收支赤字，美元面臨貶值壓力。

尼克松沖擊以及后來的廣場協議，阻止了日本的上升。日元被迫大幅升值，從1971年的1美元兌310多日元升至1973年的1美元兌280日元左右，升值幅度約12%。為了應對日元升值帶來的通貨緊縮壓力，日本政府采取了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這在一定程度上加劇了日本國內的經濟泡沫問題。

尼克松沖擊后，1973 年石油危機疊加美元貶值，全球通脹率從 1970 年的 3.4% 飆升至 1975 年的 11.3%，美國 GDP 增速從 4.7% 降至 - 0.5%，陷入 “停滯性通脹”。OPEC 將石油定價與美元掛鉤，石油出口收入回流美國購買國債，強化美元霸權，但也埋下債務危機隱患。

現在，川普試圖復制尼克松沖擊。這是一個尼克松沖擊的反向沖擊，因為尼克松是要擴大貿易逆差，而且川普要扭轉的正是尼克松所留下的。

川普試圖復制尼克松沖擊

“總統先生，我的哲學便是：所有的外國人都想坑害我們，而我們的職責就是先坑了他們。”美國財政部長用這番話成功地說服了總統，對全球經濟發動一場大規模的沖擊。據一位總統幕僚透露，此舉旨在實現“世界經濟體系的可控解體”。

不，以上并非川普總統的團隊在4月2日發起“解放日”關稅沖擊之前的溝通。盡管“外國人都想坑害我們”顯然頗具川普式風格，這番話出自1971年夏天時任美國財政部長約翰·康納利）之口。正是他成功地說服了尼克松總統，在數天后發起了臭名昭著的“尼克松沖擊”。

評論界人士應該心知肚明，不宜將川普目前發起的關稅沖擊描述成“史無前例”，且像過去所有挑戰現行秩序的“魯莽”之舉那樣，注定會失敗。相比今天，當年的尼克松沖擊更具破壞力，尤其是對歐洲來說。而正是通過由此引發的經濟破壞，整個體系的設計師才實現了他們最主要的長期目標：確保美國霸權伴隨著美國的雙赤字（貿易逆差與財政赤字）同時擴張。

尼克松沖擊的成功經驗并不能保證川普的版本一定成功，但它揭示了一個真理：美國統治集團的利益與大多數美國人民乃至全世界的福祉往往背道而馳。曾說服康納利采取沖擊策略的尼克松智囊團的成員之一，對此有過精辟論述：

“將市場視為公正仲裁者的想法充滿了誘惑。但當穩定國際體系的需求與對國家政策自主權的追求發生沖突時，包括美國在內的諸多國家都選擇了后者。”

接下來，他用一句話瓦解了西歐與日本在二戰結束后實現經濟奇跡的根基：“確保世界經濟的可控解體是八十年代的合理目標。”

發表這番高論十個月后，保羅·沃爾克（Paul Volcker）出任美聯儲主席，并很快將利率先翻倍再提升至三倍。全球經濟的“可控解體”始于尼克松被康納利和沃爾克說服，決定摧毀當時依然穩定的匯率機制。但卻是日后美聯儲的大幅加息完成了最后一擊——其破壞力遠遠超過如今川普的關稅措施。

保羅·沃爾克曾擔任尼克松政府的財政部副部長，并于1979年至1987年擔任美聯儲主席。

因此，川普絕非第一位通過發起毀滅性沖擊讓全球經濟“可控解體”的美國總統；他也不是第一位刻意犧牲盟友以維系和換血美國霸權的總統；更不是第一位準備好讓華爾街在短期內受傷、強化美國長期資本積累的總統。半個世紀前，尼克松已將這套玩法運用得爐火純青。

頗具諷刺意味的是：今日西方自由派精英哀悼的那個“逝去的世界”，恰恰是尼克松沖擊帶來的產物。他們在譴責川普魯莽地沖擊全球經濟秩序的同時，卻在緬懷另一位美國總統制造的更大沖擊所締造的幻象——正是尼克松沖擊孕育了今天以新自由主義、金融化與全球化為代表的自由主義建制派。

尼克松團隊面臨的核心命題是：“當美國淪為一個赤字國，怎樣才能維系霸權？”除了采取緊縮政策（可能引發經濟衰退并削弱美國軍事實力）外是否還有其它辦法？

他們斷定，唯一的辦法就是與“勒緊褲腰帶”的做法完全相反：應該擴大貿易逆差，并讓外國資本家買單（也就是康納利說服尼克松采取的“先發制人”策略）。

這套讓外國人為美國的雙赤字買單的大膽策略，建立在重構資本流動的循環體系之上。這意味著打破自新政時期、戰時經濟以及布雷頓森林體系以來對華爾街的束縛。在壓制了銀行家四十年（以避免1929年的危機重演）后，尼克松的團隊選擇為他們松綁。但這種做法需要一套新的經濟理論與政治意識形態來包裝。

在新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與偽科學外衣下，銀行家們意識到，他們能夠在一個放松監管的環境中利用數以千億計的外國資本進行金融游戲，于是金融化的時代開啟了。這個以美國赤字支撐歐亞國家出口需求的新體系越是發展，維系這個刻意失衡的全球化系統所需要的貿易規模就越是龐大——于是全球化誕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