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在起義之前，他已是國民黨軍隊中的少將副師長。然而，人生的軌跡在他毅然起義后發生了重大轉變。起義之后，他被安排到四川的一家食品公司工作，主要負責生豬運輸。這段看似平凡的工作經歷中，卻發生了諸多令人意想不到的奇妙故事。

時間來到 1975 年，他做出了退休的決定，從此告別了職場生涯。回首他的一生，用 “跌宕起伏” 來形容再貼切不過了。他就是馬士弘。

馬士弘的早期經歷

馬士弘于 1911 年出生在重慶市忠縣。1934 年，他從北平中國大學畢業，毅然投筆從戎，報考了國民黨中央陸軍軍官學校，成為該校第十一期學員。

七七事變爆發，山河破碎，滿目瘡痍，熱血青年馬士弘目睹此景，心中燃起熊熊怒火，下定決心要將侵略者趕出中國。在漫長的抗戰歲月里，馬士弘始終堅守在國民黨正面戰場的第一線，與日寇展開殊死搏斗。他參與了上海 “八一三” 淞滬會戰、保衛武漢大會戰、宜昌戰役、石牌要塞會戰、常德戰役等五大會戰，還經歷了無數次防守戰斗，每一次戰斗都是對他信念與勇氣的考驗。

在戰火紛飛中，馬士弘多次死里逃生，歷經險情。他先后擔任參謀、連長、營長、團長等職務，因其卓越的表現，獲得了二級卿云勛章。1946 年后，他出任國民黨國防部上校科長和副處長，負責主管全國陸軍編制。1949 年，他被任命為國民黨第十五兵團一〇八軍二四一師少將副師長，同時兼任兵團警衛團長。同年 12 月，他順應歷史潮流，選擇起義，隨后被任命為解放軍第十八兵團聯絡處長。

成都解放后，馬士弘擔任成都市商會軍事管制代表室代表助理。從那以后，他的生活與生豬運輸緊密相連，開啟了人生的新篇章。

馬士弘生豬運輸的那些事

1956 年下半年，四川的生豬資源較為豐富，省食品公司安排馬士弘所在的公司每月向北京調運四千頭生豬。這可不是一項輕松的任務，簡直就是一個大工程。馬士弘為此日夜忙碌，常常連吃飯的時間都不得安寧，剛端起飯碗，電話就響了。公司離他家不過一百多米的距離，可他卻常常一個星期都難得回去一趟，全身心都撲在了工作上。

馬士弘的領導嚴肅地對他說：“向北京調運生豬，這是一項重要的政治任務，必須高質量地完成?！?接到任務后，馬士弘立刻前往成都鐵路局貨運處商討研究。對方對這件事也十分重視，隨后按照特種物資運輸的標準，發給了紅色貨物運輸單，這意味著到站后能優先接續發運。正常情況下，貨物運到北京需要七天，而特種物資運輸估計五天就能抵達。

解決了運輸的關鍵問題后，馬士弘向領導提出了三點實用的建議：第一，把車廂底層用木架隔成三格，上層隔成二格，每格裝二十頭豬，這樣能有效減少豬群之間的擠壓；第二，因為行車時間長達五天，所以必須配備好飼料、水桶和豬槽，以便在途中進行飼喂；第三，火車經過秦嶺時，隧洞眾多，為了減輕煤灰對豬的影響，除了在車廂上層拉好繩綱外，還要另外加蓋布篷。

為了獲取最真實的一手資料，確保運輸工作萬無一失，馬士弘決定親自試押一次，帶領團隊進行運行交接。領導對他提出的這些意見都表示贊同。7 月中旬，馬士弘帶隊出發。到達目的地時，一千頭豬僅僅死亡了兩頭，運輸成果顯著。

不過，在運輸過程中還是暴露出了一些問題。由于運輸路途長達五天，豬在途中掉膘嚴重，損失不小。而且活豬的運費高昂，綜合成本計算下來，竟然超出了 1956 年當時北京豬肉市價一點一元。于是，馬士弘提出了一個大膽的想法，把豬宰殺后，以白條肉的形式運往北京。這個辦法不僅避免了生豬在運輸過程中的死亡和掉膘問題，還大大節省了運輸費用。

馬士弘的晚年

1954 年，馬士弘所在的食品公司肩負起了為全市一百八十萬人定量供應肉食禽蛋的重任。當時規定，每人每月可購買半斤豬肉，而牛羊肉則為一市斤，但僅限回民購買。這些肉類的價格由省物價局制定，三年保持不變。按照成本核算，每賣出一市斤肉，國家就要虧損七分錢。

為了探討如何減少虧損，食品公司召開會議，討論制定年度賠錢計劃，并就此展開了一場熱烈的大討論。在會議中，馬士弘提出了一個建議：除了保證市民每月半斤肉的定量供應外，增設 “特價肉”，將價格定在成本之上，略有盈余，且任何人都可以購買，不限制購買量。

然而，這個建議剛一提出，就遭到了猛烈的抨擊。有人指責他想要走資本主義道路，違背了政治原則，甚至將其與國民黨復辟相提并論。在巨大的壓力下，馬士弘不得不被迫寫下檢討。在那個動蕩不安的年代，馬士弘的日子過得十分艱難，但他始終頑強地挺了過來。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馬士弘所面臨的問題終于得到了澄清。此時的他，歷經風雨，感到心力交瘁，于是選擇了退休。一次偶然的機會，市委書記與馬士弘相遇，兩人一同回憶了往昔的歲月。之后，馬士弘被邀請到市政協。不久，市政協六屆委員會換屆，馬士弘被特邀為委員，參與對臺工作委員會，后來該委員會更名為祖國統一委員會。

回首過往，馬士弘后來坦言，他的晚年生活十分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