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理，溥儀家屬說不敢拿主意。”1967年10月20日深夜，值班秘書輕叩西花廳的門。周恩來放下鋼筆，揉著發(fā)澀的眼角：“告訴愛新覺羅家，照他們祖宗的規(guī)矩辦。”這句話傳到東城區(qū)東冠英胡同的小院時，溥儀遺孀李淑賢正對著丈夫的骨灰盒發(fā)怔——三天前還在菜場排隊買冬儲大白菜的人，轉眼就成了“封建余孽”的話柄。

要說這末代皇帝的身后事，倒真應了老北京那句“瘦死的駱駝比馬大”。溥儀咽氣當天，醫(yī)院太平間的管理員就犯了難：這位爺?shù)乃劳鲎C明怎么寫？填“皇帝”肯定不行，寫“普通公民”又怕家屬鬧意見。最后還是協(xié)和醫(yī)院的老院長拍板：“就寫'愛新覺羅·溥儀，退休職員'！”可誰也沒想到，這張薄紙片竟在國務院辦公廳轉了三圈。

爭議的焦點全在那口棺材上。愛新覺羅家族的老輩人堅持要用金絲楠木，說這是祖制。街道革委會的人叉著腰冷笑：“都新社會了，還想搞復辟？”兩邊在胡同里僵持不下，驚動了派出所。所長老張是打過遼沈戰(zhàn)役的老兵，叼著煙斗直嘬牙花子：“要不，咱請示請示上面？”

周恩來接到報告時，案頭正攤著溥儀的《我的前半生》手稿。這本由末代皇帝親筆寫就的懺悔錄，原本計劃作為國慶獻禮出版，現(xiàn)在倒成了總理案頭的參考資料。據(jù)說總理翻到“我這一生，當過三次皇帝，卻從未真正掌握過自己命運”那段時，紅藍鉛筆在頁邊畫了道重重的線。

要說這葬禮風波，還得從溥儀特殊的身份說起。老北京有句俏皮話：“皇上家的金鑾殿——看著威風，住著漏風。”溥儀這輩子，三歲登基，六歲退位，二十八歲當傀儡，五十三歲進戰(zhàn)犯管理所，活脫脫一部中國近代史的活標本。他咽氣那年，紅衛(wèi)兵正滿街破四舊，可偏偏這“封建余孽”的骨灰往哪擺，成了個燙手山芋。

知情人都記得，1959年溥儀特赦回京那天，周總理特意囑咐民政局：“給他安排個四合院，要朝陽的。”結果辦事員在房管所翻了半天檔案，最后給配了間前清太監(jiān)住過的倒座房。溥儀倒不嫌棄，樂呵呵地跟鄰居學點蜂窩煤，誰料想八年后這竟成了某些人攻擊他“生活腐化”的罪證。

葬禮爭議鬧得最兇時，故宮角樓下的筒子河邊，總有三五成群的遺老遺少蹲著抽煙。有個旗人后裔喝多了二鍋頭，扯著嗓子嚷：“當年皇上出殯，一百二十人抬棺！”這話傳到公安部，值班干事氣得摔了茶杯：“反了天了！”最后還是周總理的機要秘書帶話：“要尊重歷史，更要著眼團結。”

要說周總理的決斷，那真是四兩撥千斤。他讓國務院機關事務管理局的人帶上溥儀弟弟溥杰，親自去八寶山革命公墓選位置。看墓園的老頭聽說要給末代皇帝找地方，嚇得直擺手：“這兒埋的可都是老革命！”結果轉了三圈，在公墓東北角找了塊背陰地。溥杰盯著松樹下的空地看了半晌，突然蹲下抓了把土：“這土質，倒是合葬經(jīng)里的'青龍位'。”

下葬那天飄著細雨，二十來個親屬踩著泥濘送行。沒有哀樂，沒有花圈，只有民政局配發(fā)的黑紗在冷風里打轉。有意思的是，抬骨灰盒的倆小伙，一個是溥儀在植物園當園丁時的徒弟，另一個是戰(zhàn)犯管理所的管教干部。兩人走到墓穴前，不約而同地整了整衣領，動作整齊得像受過訓練。

這事過去小半年，文物局的人清理恭王府庫房，在樟木箱底翻出本前清《兇禮則例》。翻開泛黃的紙頁，宣統(tǒng)三年的喪儀規(guī)制寫得明明白白：皇帝大喪，京官素服二十七日，軍民摘冠纓七日。保管員老吳摸著后腦勺直樂：“得虧總理英明，要不按這規(guī)矩來，咱都得戴孝帽上班！”

溥儀的骨灰在八寶山一躺就是二十八年。1995年清明，他的遺孀李淑賢捧著骨灰盒坐上了去河北的汽車。車過西陵時，老太太突然拍著車窗喊停。司機以為她要吐，卻見她對著遠處的光緒崇陵喃喃道：“這兒才是他該呆的地兒。”當天下午，清西陵工作人員接過包著黃綢的骨灰盒，發(fā)現(xiàn)盒蓋上刻著兩行小字：公民愛新覺羅·溥儀，生于光緒三十二年正月十四。

前些年有位故宮老專家喝高了透露，周總理當年批溥儀葬禮時，在文件空白處寫了八個字：以史為鑒，不廢人情。這頁批示至今鎖在檔案館的保險柜里，據(jù)說某次內部展陳時，有個年輕研究員盯著那行瀟灑的行楷看了半晌，突然嘀咕：“這'人情'二字，筆鋒怎么像是描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