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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9月30日武藤章就任陸軍省軍務局局長后，對于在歐洲爆發的大戰采取了不介入的態度。

早在開戰后的同年9月4日，阿部信行內閣就發表了不介入歐洲大戰的聲明。當時的陸軍中央也是以局部解決（中日兩國之間)中日戰爭為基本目標，而對歐洲大戰采取保持“中立態度”的方針。

在武藤章就任軍務局局長后，軍務局的核心成員是：

軍事課課長巖畔豪雄、軍事課高級課員西浦進、軍務課課長有末精三、軍務課高級課員永井八津次等人。包括擔任參謀本部作戰部部長的富永恭次在內，統制派掌控了陸軍中央的實權（永井與西浦一樣，是永田嫡系的統制派)。此外，有末精三不久后調任，由與武藤章關系密切的統制派的河村參郎就任軍務課課長。

武藤章認為，在堅持不介入歐洲戰爭的基礎上，建設國內體制即建立“國防國家體制”和盡早解決日中戰爭是當前的主要任務。

1、南進的真實意圖

武藤章所說的“國防國家”，指的是從“平時”開始建設面向“國家總體戰”的體制，在物質和精神上都處于舉國一致態勢的國家。換言之，就是按照戰爭目的，組織和控制政治、經濟、文化等國家的全部力量，能夠在“有事”時立即發揮“綜合國力”的國家。

所謂建立國防國家體制，具體內容就是建設一個這樣的國家體系。它可以說繼承了永田鐵山等人編制的陸軍手冊《國防本義及其強化之提倡》中的思想，主張平時建立起國家總動員的體制。

按照武藤的觀點，隨著歐洲大戰的爆發，當今世界已經進入“戰國時代”，變成了“弱肉強食的戰場”。

列強都在競相建立國防國家體制。在這樣的“世界趨勢”下，日本不可能置身局外，袖手旁觀，因此必須盡快向建設國防國家體制“邁進”。也就是說，為了應對歐洲大戰爆發后世界形勢的發展，需要盡早建立國防國家體制。

這里值得注意的是，武藤并不把中日戰爭時期視為戰時，而是視為平時。對于當時的武藤來說，建立國防國家體制而防備的“戰時”(“有事”)，指的是進入與歐洲列強正式戰爭的事態。

雖然武藤對于歐洲大戰采取當前不介入的態度，但并不是石原莞爾那樣的絕對不介入。他認為，現在戰爭只停留在歐洲附近，但遲早會變成一場世界大戰，日本也必須決定何去何從。針對事態的這種發展趨勢，日本為了確保行動的自由，不僅要建立國防國家體制，而且必須盡快解決日中戰爭。

這是因為，他考慮，當時日本在中國大陸投入了大約85萬兵力進行中日戰爭，如果這樣下去，日本將難以進行與歐美列強的正式戰爭。因此，需要縮減在華兵力，恢復作戰能力的伸縮性和靈活性，確保國防的后備力量。為此，盡快解決中日戰爭，并在某種程度上能夠確保軍需資源的開發和駐軍，是一個緊迫的問題。

因此，武藤等人采取了兩項舉措。第一，他試圖與重慶國民政府直接談判，尋求中日和平。武藤在中日戰爭開始時曾經認為，可以通過武力迫使國民政府屈服。

但是，在他擔任華北方面軍副參謀長轉戰華北、華中時，目睹中國方面強烈的民族意識和抗日態度，由此對軍事解決的可能性感到了懷疑。后來，隨著歐洲大戰的爆發，他開始希望盡早和平解決中日戰爭。但是，前面圍繞汪精衛的活動(“梅工作”)讓汪精衛逃出了重慶，但事與愿違，支持者寥寥無幾，事實上以失敗告終。因此，他認為，以汪精衛為首的新中央政府基礎脆弱，有必要與蔣介石為首的重慶政府直接談判。這就是所謂的“桐工作”。

第二，武藤等人主張，不論與蔣介石的談判成功與否，都要實施撤軍，以削減駐華日軍。他們試圖由此確保兵力部署的靈活性，使之能夠應對世界大戰，同時籌措軍隊裝備機械化等需要的擴軍經費。特別是在諾門罕戰役中，暴露了日軍的裝備問題，讓陸軍中央產生了深刻的危機感。

一些面向大眾的歷史書的觀點是，日本陸軍南進，最終發展到對美開戰，是由于難以解決中日戰爭，日本為了打破僵局而做出的決策。但是，武藤等人根本的問題意識，本來即在于如何應對下一次世界大戰，而盡快解決中日戰爭也是為了這個目的。對于他們來說，中日戰爭本身并不是目的，它主要是企圖確保中國的軍需資源，以防備下一次世界大戰。

確實，作為當前的問題，解決中日戰爭受到了重視，而且，南進的一個目的也是切斷援蔣通道（法屬印支通道、緬甸通道)。但是，南進并不只是這個目的，它是一個“幌子”。日本是為了建立準備下一次世界大戰的國防國家體制，而試圖形成一個包括整個東南亞在內的自給自足的經濟圈。

此外，武藤就任軍務局局長后不久，受畑俊六陸相的委托，邀請民政黨總裁町田忠治直接入閣，但被斷然拒絕，讓他丟了面子。但是，不久之后，阿部內閣宣布總辭職，海軍出身的米內光政組成了新的內閣。

2、成立新黨的嘗試

關于建設國防國家的問題，武藤首先著手制定作為基本計劃的綜合國策案。1940年初，他作為軍務局局長責令軍事課課長巖畔豪雄、軍務課課長河村參郎負責起草。巖畔等人與企劃院的秋永月三（陸軍大佐）、國策研究會常任理事矢次一夫（陸軍省顧問）等人合作，擬定了草案。當時，還秘密動員了各省主張革新的官僚。

當時，武藤認為，盡管陸軍在政治上有很大的發言權，但是缺少領導國策的“確實的政策”。武藤的心腹、軍務課內政班班長石井秋穗也認為：“日本政治的中心…已經在陸軍。但是，陸軍沒有具體的政策”。武藤企圖以這個綜合國策案作為陸軍的基本政策。

1940年6月中旬，武藤等人按照這份草案，編寫了《綜合國策十年計劃》作為軍務局的參考方案。它的內容涉及多個方面，要點如下。

(1)作為最高國策，在日本、“偽滿洲”、中國結合下，建設“包容大東亞的合作經濟圈”，以期充實和發展國力。其基調置于“東亞新秩序”，謀求強化“日滿華”結合。尤其是，把“日、滿、華北、蒙疆”建設成為“自衛生活圈”；
(2)為了執行這個國策，擴充必要的陸海軍軍備；
(3)對歐洲戰爭，維持不介入方針；
(4)對于中國，謀求扶植和發展親日政權，通過日中經濟合作，按照“日滿中”經濟綜合計劃，開發重要產業；
(5)在內政方面，確立適應新事態的“強大的政治領導力”，建立“全國性的國民總動員組織”。與此同時，為了發展而解散現有政黨。另外，為了擴充生產力，讓現有的經濟機構適應計劃經濟，強化國家統制。

值得注意的是，第一，日本、“偽滿洲”、華北、內蒙古被作為“大和民族”的“自衛生活圈”。以之為軸，設想形成基于“日滿華”構成的“東亞新秩序”和“包容大東亞的合作經濟圈”的三重結構的地域圈。華北、內蒙古被定位為日本的自衛生活圈。

它繼承了“東亞新秩序”聲明后的近衛談話中要求在華北和內蒙古駐軍以及確保資源的內容。這一點為后來日本堅持在華北和內蒙古駐軍，埋下了伏筆。

另外，從資源的自給自足等觀點出發，不僅東亞，而且包括東南亞等在內的地區都被作為“合作經濟圈”，表明了獲得南方資源的企圖。日本要從東南亞獲得的必要資源主要有石油、生橡膠、錫、鎳、磷、鋁土礦（鋁的原料）等。

日本建設“合作經濟圈”是為了擺脫依賴美英的經濟現狀，因為當時美英集團占據了日本進出口之大部分。而對南洋的政策，則是永田鐵山等人的《國防本義及其強化之提倡》中沒有表明的論點，反而是石原莞爾的《國防國策大綱》包含的內容。這種“合作經濟圈”的主張，隨著歐洲戰況的進一步發展，最終導致日本劃定“大東亞生存圈”和以武力侵占南洋。

不過，早在廣田弘毅內閣和阿部信行內閣時期，日本已經把目光投向南洋的資源。但是，像這樣把包括整個東南亞的地區全部劃為日本的自給自足經濟圈，而且把它的建設確定為日本的最高國策，尚屬首次。

第二，它明確提出，為了執行國策，要確立“強大的政治領導力”，創立“全國性的國民總動員組織”。

這與原首相近衛文麿的親信成立新黨的運動相結合，通過積極推動所謂的近衛新體制運動，得到了具體的體現。它的企圖是由親軍的政黨確立一黨獨裁，后來演變成通過近衛新黨的政治領導力實現“一國一黨”下新體制的行動。

這種觀點也是在永田鐵山處沒有明確看到過的。據推測，它是受到了納粹的影響。因此，在某種意義上，也是繼承了石原“一黨獨裁”的主張。雖然武藤是公認的永田鐵山的繼承人，但是，也許可以說，他也受到了石原不容忽視的影響。盡管他與石原有很大的意見分歧，例如，對東南亞的視角、一黨獨裁論等。

此外，納粹的一黨獨裁是眾所周知的，而關于蘇聯共產黨，武藤通過莊司健吉（陸軍主計軍官）等渠道也得到了情報。永田鐵山擔任軍務局局長時，曾經命令莊司健吉駐蘇兩年。回國后，莊司歷任企畫院調查官、軍務局辦事員，還曾經為與武藤章關系密切的矢次一夫等人的“國策研究會”提供合作。

關于蘇聯的國家體制和共產黨，莊司曾經這樣指出：蘇聯的國家體制是能夠按照“國家意志”推動全部經濟機構的機制，雖然它也有經濟上效率低的缺點，但是它能夠按照“國家的政策目的”，最有效地發揮“國力”。在這里，共產黨作為“國家統治者”統治全國，而且掌握一切“物質方面的權力”。武藤章與莊司一直保持聯系，所以二人應該具有相同的認識。

1940年3月左右，近衛的親信開始了建立“近衛新黨”的活動。5月下旬，近衛文詹、木戶幸一、有馬賴寧三人聚會，會上通過了《關于成立新黨的備忘錄》。備忘錄中約定，以近衛首相的設想為基礎，以解散現有政黨為前提，組建新黨，閣僚由新黨任命。此外，5月10日，德國開始向西進攻荷蘭、比利時，還有法國。

6月上旬，武藤軍務局局長稱，全軍贊成近衛出馬和組建新黨，并將暗中支持。這意味著，他設想把近衛新黨當作《綜合國策十年計劃》中的“強大的政治領導力”。而且，他還作為常任理事參與策劃了于第二次近衛內閣成立后的8月下旬成立的新體制準備委員會。

對于武藤來說，這是為了組建具有“強大政治領導力”的親軍的新黨。

在此期間，有人批評，新黨就是制約天皇統治權的幕府。遭到這種批評以后，近衛文麿產生了動搖，開始對組建新黨變得消極。但是，武藤章堅決主張“集結有力的政治實踐體”，試圖推動建設“一國一黨”，亦即“一黨獨裁”的新體制。

他企圖創建一個作為“具有有力的政治力量的組織”的“黨”，通過它的“有力的領導”，建立面向國家總體戰的新的政治體制。此外，《綜合國策十年計劃》中還稱，為了發展將解散現有政黨，以創建全民性的總動員組織。

但是，近衛文麿及其親信擔心被批評為幕府，最終放棄了成立新黨。1940年9月下旬，近衛內閣在內閣會議上決定設置大政翼贊會，作為補充行政的精神運動組織。10月中旬，大政翼贊會正式成立。

這樣，最初打算建立新黨的新體制運動宣告結束，最終誕生了不具有政治領導力的大政翼贊會。武藤等人所希望的樹立親軍的“強大政治領導力”這一目標最終沒有實現。

3、解決中日戰爭的緊迫性

近衛文麿希望模仿納粹德國的歐洲新秩序，實現東亞新秩序，創建一黨獨裁的新黨，并成為它的政治領導人。雖然他認為這個新黨能夠領導陸軍，但是對于不具備獨立的政治基礎的近衛文麿來說，必須依靠陸軍的合作。因此，雖然他認為陸軍想把自己當作傀儡，但他也不得不依靠陸軍的力量。但是，當有人批評一國一黨的新黨是幕府時，近衛自己變得左右搖擺，最終放棄了創建新黨。

陸軍中央企圖通過親軍的新黨實行一黨獨裁，從而實現陸軍希望的國策。而且，只有近衛文麿能夠勝任黨首一職。這是因為他在國民中擁有很高的聲望，并且有打破現狀的態度，對于陸軍來說，比較容易控制。因此，在近衛文麿被批評為幕府而產生動搖時，武藤章一直堅持推動他創建一個能夠“集結政治力量”的、有力的新黨，作為國民組織的核心。

但是，最終，由于近衛變心，9月下旬，武藤章等人創建親軍新黨的計劃宣告失敗不過，武藤章等人的《綜合國策十年計劃》本身在第二次近衛內閣組閣后（1940年7月26日)內閣會議通過的《基本國策要綱》中得到了反映。

這個《基本國策要綱》的主要內容如下。

(1)建設以“日滿華”的結合為根本的“大東亞新秩序”；(2)鑒于國內外的新形勢，以“發揮綜合國力的國防國家體制”為基礎，擴充必要的軍備；(3)在內政方面，確立“有力的新政治體制”，謀求國政的綜合統一；(4)以日本為中心，按照“日滿華”三國自主建設的原則，確立國防經濟的根基。

這些內容沿襲了第二次近衛內閣組閣之前武藤直接交給近衛文麿的《綜合國策基本要綱》。這份《綜合國策基本要綱》是在米內內閣末期的7月上旬至中旬，作為新內閣的政治綱領，由武藤等人根據《綜合國策十年計劃》擬定的一份文件。

不過，從《綜合國策十年計劃》到《綜合國策基本要綱》有一個變化。前者中的不介入歐洲戰爭方針，在后者中改為需要“再檢討”“與執行國策步調一致的國家合作”。不過，這個部分沒有包含在內閣會議通過的《基本國策要綱》中。這個修改具有重要的意義，由于關系到外交方針，因此需要重新研究。

前者中把“日、滿、華北、蒙疆”定位為“大和民族的自衛生活圈”的表述在后者中被刪除，這也許是因為文件的性質。因為前者是一種內部文件，而后者則是將被作為近衛內閣的官方政治綱要。此外，前者中的“包容大東亞的合作經濟圈”的表述在后者中變成了“大東亞新秩序”。

其次，武藤等人把盡早解決中日戰爭與建設國防國家一起列為當前面臨的問題。關于這一點，他們推動了通過與重慶政府的直接談判，尋求日中和平的活動（桐工作)。但是，以蔣介石為首的重慶國民政府堅持繼續抗戰，此項工作最終也宣告失敗。

1940年3月，在南京建立了汪精衛政權，11月日本政府（近衛內閣)承認其為合法的中國政府，并簽訂了“日華基本條約”。但是，它的實際控制地區幾乎只是日軍的占領區，完全是一個傀儡政權。此后，日本通過各種渠道策劃汪精衛政權與重慶政權合并，以實現日中和平，但都沒有成功。

另外，關于削減在華駐軍的問題，陸軍中央最初考慮分階段把在華兵力從85萬減少到50萬。但是，當地日軍制定了進攻位于長江上游的宜昌的計劃，反而要求增派兵力。對于陸軍中央來說，宜昌是重慶物資補給的戰略要地，如果日軍占領宜昌，將對正在進行的與重慶的和平活動從側面施加壓力的意義。

因此，1940年5月，陸軍中央批準了當地軍隊的增兵要求，決定先增派2個師團，然后年內削減大約10萬兵力。此后，日軍占領了宜昌，但和平活動幾乎毫無進展，最終被迫停止。另外，隨著德國開始向西進攻，歐洲形勢發生了急劇變化。與此同時，陸軍中央也開始把關心轉向向南方行使武力的問題。

4、對歐美列強的政策

那么，武藤等陸軍中央的對外政策是怎么樣的呢？

在《綜合國策十年計劃》中闡述了對歐美列強的政策。

首先，關于蘇聯，必須擴充對蘇戰備，在完成充分的戰備之前，謀求調整邦交，努力“維持和平狀態”。

可以說，不論將來如何，當前要謀求穩定與蘇聯的關系。

對美國的方針是，防止關系進一步惡化，同時擴充日本的經濟力量，擺脫經濟上對美國的依賴。這與形成“包容大東亞的合作經濟圈”、建立自給自足體制，乃是表里的關系。

關于英國，《計劃》則明確表示，“要從遠東趕走英國和英派勢力”。不過，它指出，采取具體行動時，需要審時度勢。另外，對英政策與對美政策有“微妙的關聯性”，需要注意英美兩國的關系。在這里，清楚地表明了從遠東趕走英國勢力的強硬方針，這一點值得注意。這不僅是因為英國在中國擁有最大的權益，而且是因為他們認為英國是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政府的支持者。

武藤等人認為，英國的支持是中方抗日姿態的有力支撐。另外，從封鎖天津英法租界可以看出，英國一直在阻礙日本控制華北經濟以至中國經濟。因此，趕走英國在整個中國的勢力，是這個時候武藤等人面臨的重要問題之一。

而且，從美國由于日本封鎖天津英法租界而廢除《日美通商航海條約》可以清楚地了解，武藤等人會警惕對英關系將影響到對美關系。

關于德國和意大利，只是簡單地提及，表示要注視歐洲形勢的發展，“保持原來的友好關系”?！斗拦矃f定》的主要目的是從背后牽制蘇聯，防止蘇聯介入日中戰爭，并非企圖在下一次世界大戰中與德意兩國合作。

此外，《綜合國策十年計劃》中的“合作經濟圈”的范圍不僅包括東亞和東南亞，而且包括西伯利亞東部、澳大利亞和印度。在這些地區中，東亞以外的地區都被定位為“日滿華”經濟合作中缺乏資源的“補給圈”。

這個“合作經濟圈”的范圍也為后來的“大東亞生存圈”“大東亞新秩序”“大東亞共榮圈”所繼承。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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