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是有史以來，最多災多難的一個世紀。一戰、二戰、冷戰三場曠日持久的世界性“大戰”，不同程度上改變、塑造了當今世界。

對一戰、二戰的關注與討論不絕于縷，書籍、影視劇乃至電子游戲都多如牛毛。而對當下影響最直接、最強烈，也是最有感觸的冷戰，其實關注度并不高。

不幸的是，我們正逐步進入一個“新冷戰時代”。

正所謂，知識也許不能拯救歷史，但能拯救未來。每多關注冷戰一分，就為防止新冷戰的爆發，增加一分可能。

透過王緝思《冷戰的故事》（簽名）、張小明《冷戰及其遺產》等多本講述冷戰的經典書籍，我們可以一窺冷戰的四大教訓，看冷戰究竟如何影響我們當下的思維與世界。

▍一：非友即敵二元思維

冷戰時期，由于敵友界限分明，東西雙方都視對方為自己最大的“威脅”，以此制定對外戰略。

因此，國際秩序就形成了“非友即敵”和必須確定一個頭號敵手的思維習慣。朋友的敵人就是敵人，朋友的朋友也是朋友，這種二元思維在冷戰時期最為明顯。

事實上，冷戰后，敵友之間的界限開始變得模糊。政治家們面對的國際現實，更復雜、多變。因此，政治家們應當從新的視角觀察和分析國際現實，并且依此制定對外戰略。

但是，世界上還有不少人習慣從有一個最大的、固定不變的“威脅”角度來思考國家安全問題，把某些國家視為潛在或假想敵人。

除此之外，對外政策不可避免會帶有主觀要素和個人風格。所以，冷戰期間，東西方對對方的判斷，都有猜疑、夸大、不符合實際的成分。這加速了冷戰的產生，也造成了東西方之間對抗的激烈、緊張。

因此，領導人之間相互理解和溝通，是世界上所有國家，特別是大國，處理好國際關系的重要前提。

▍二：核武器可怕或能防止世界大戰

既然是冷戰，就意味著沒有大規模的世界性熱戰，因此有人說冷戰是“持久的和平”。

但冷戰期間，東西方之間的軍備競賽愈演愈烈。武器技術迅猛發展，登月、遠程導彈、計算機……都是冷戰的直接成果。特別是核武器的出現，讓世界籠罩在核廢土的緊張氣氛中長達四十年。古巴導彈危機，更堪稱人類最危險的時刻。

因此，冷戰中的和平，是“恐怖之下的和平”。也正因此，冷戰后，世界各國形成了一系列的共識；

核擴散的危險日益嚴重，國際政治應該重新認識核武器的作用：

由于核武器的存在，世界大戰不可想象，結果只會是人類文明的毀滅。

大國必須把相互間的沖突控制在一定范圍，除了以和平手段解決相互間的分歧之外，別無選擇。

換句話說，在核武器出現的大背景下，國際問題只有用更加理性的方式解決，而不是沖突和爭奪的方式。

而在國家間經濟相互依存、日益深化的時代，對話、合作、和平變革取代軍事沖突，更應成為國際政治的主要手段。

▍三：意識形態爭斗不減反增

冷戰雙方都視對方為敵人，除了軍事、外交、科技的表面較量，更多表現為制度、信仰乃至生活方式的較量，并且雙方都努力把自己認可的強加給別人。

西方以自由、民主、文明為由打壓東方，東方則以解放、階J、Y迫為旗幟對抗西方。

赫魯曉夫和尼克松的“廚房辯論”、1980年莫斯科奧運會和1984年洛杉磯奧運會美蘇雙方的相互抵制，以及不同類型的知識分子、書籍、影視、思潮在雙方都曾有過查禁。這就是典型的“意識形態戰爭”。

冷戰之后，這種意識形態之爭并沒有結束，甚至愈演愈烈。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在主權、民權、發展權以及民主價值觀上不停爭論；圍繞民族認同和宗教信仰的爭端與沖突；關于文化主權與文化霸權的爭執……

亨廷頓“文明沖突論”認為，冷戰后以宗教為核心的文明之間的斗爭將取代意識形態的斗爭，其實依舊是一種新的意識形態斗爭。

思想家馬克斯·韋伯說現代社會是一個信念諸神之爭的時代，冷戰把這種意識形態斗爭推向了新的高峰。

▍四：蘇聯解體塑造現代政治格局

冷戰另一個現代遺產，就是混亂的國際政治格局。

冷戰引發了1980年代末的東歐劇變，加速了1991年蘇聯的解體。這是20世紀末，最大的一個超級事件。其地位的重要性，可以同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束相提并論。

俄羅斯成為獨立的共和國，接替了原有蘇聯的歐亞地位，繼續與西方抗衡；

巴爾干在冷戰之后又重新變成“火藥桶”。2003年南斯拉夫聯盟共和國重組成為更為松散的邦聯，2008年前南斯拉夫的領土分裂出北馬其頓、塞爾維亞等六個受聯合國承認的主權國家，以及只得到部分國家承認的科索沃。

2001年9.11事件，最大的動力就是蘇聯解體、阿富汗獨立。

如今的俄烏沖突，就是冷戰后，東西烏克蘭不同歸屬意愿的直接后果。

事實上，二戰后四十多年的時間里，東西方冷戰占據著國際政治舞臺的中心位置，使得許多地區的內部沖突受到壓制和掩蓋。

冷戰的結束，則間接導致了世界不少地區民族、種族、宗教矛盾和沖突的復燃，如中東、非洲、東南亞地區的沖突、內亂與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