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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今天川滇藏三省交匯處，有數條風景秀麗、歷史悠久的民間國際商貿通道，從中國西南地區(qū)出發(fā)，可以抵達西亞、南亞、西非諸國，它就是被譽為“亞洲天堂走廊”的茶馬古道。

茶馬古道起源于中國古代與西南少數民族之間的“茶馬互市”，興于唐宋、盛于明清，在二戰(zhàn)后期達到頂峰。

一、茶馬貿易的由來和線路：漢藏先民踩出來的一條經濟文化大動脈

唐宋以來，我國西北邊民開始用內地盛產的茶葉、布帛、鐵器等生活用品，與境外從事畜牧業(yè)的少數民族進行商品貿易，換取牛羊、馬匹等畜牧產品。

斗轉星移，滄海桑田，無數先民趕著牲口一步一個腳印，在人跡罕至的不毛之地踩踏出這條自發(fā)形成的交通命脈，形成了茶馬古道最初的雛形。

茶馬互市的成型，離不開兩個重要因素：其一，中亞國家伊斯蘭教的異軍突起，阻礙了佛教向中國內地的傳播途徑，傳教士們只能從西南地區(qū)長途跋涉進入中原，這是茶馬古道最古老的精神內核。

唐朝飲茶風尚的興盛、宋朝戰(zhàn)馬的缺乏，都是推動茶馬互市發(fā)展的重要動力，茶馬貿易的興旺也在客觀上帶動了財政稅收、驛路交通，以及多民族之間的碰撞融合。

其二，鹽和茶葉，一個是一日三餐都離不開的生活必需品，一個是受盛唐影響深受中外人民喜愛的時尚飲品，二者在唐代前后先后進入藏區(qū)，西藏市場的巨大需求，為此后數千年茶馬貿易的興盛奠定了堅實基礎。

茶馬互市的路線主要有兩條，一條從今天西雙版納、思茅等地出發(fā)，途徑云南省內的大理麗江、西藏省內的左貢拉薩，去往緬甸、印度、尼泊爾等國，得益于茶馬貿易的持續(xù)興旺，西雙版納和思茅至今仍是普洱茶的重要原產地。

另一條則是從四川雅安出發(fā)，經瀘定、康定等地，然后與上述路線相合。除了兩條主干道之外，還有無數條大大小小的支線，遍布在西南大地上的每個角落，將四川、云南、西藏三大區(qū)域緊密相連，成為中國西南邊境對外交流最古老的通道。

二、歷代政府對茶馬貿易的管理政策：“榷茶制”、茶馬司、茶葉稅

從國家安全的角度出發(fā)，強盛的軍事實力是維護王朝統(tǒng)治的重要條件，而在冷兵器時代，國家軍隊的發(fā)展又必然離不開馬匹。

所以縱觀中國古代封建王朝，歷代統(tǒng)治者無不將茶馬貿易視為“國之要政”。加之唐朝時飲茶風尚與茶文化的繁榮，使茶葉成為僅次于食鹽的財政支柱，茶馬古道對于唐宋社會的重要性自然不言而喻了。

（一）唐朝：初級階段

大唐盛世雄視八荒萬國來朝，日益密切的文化輸出，將先進的中原傳統(tǒng)文化不斷傳播到世界各地，伴隨其中的就是茶葉在亞非歐三洲的普及。

西北、西南地區(qū)逐漸出現了一些不遠萬里前來求茶的少數民族，他們成車成車地運來馬匹、皮毛，只為換取這種時尚潮流的高端飲品，親口嘗一嘗它的滋味。

茶葉在中國的歷史相當久遠，最早可追溯到神農嘗百草時期，幾千年發(fā)展下來，從茶葉的種植、生產，到銷售、飲用，唐朝人早已習以為常，大規(guī)模的茶園種植也已經得到普及。

但是對于外邦人而言，本國境內幾乎不生產，完完全全是一種異域傳入的奢侈品。唐廷很快意識到，茶葉出口是一項一本萬利的絕好生意，很快以國家身份參與其中，統(tǒng)一安排茶馬貿易的時間地點，讓這種民間貿易第一次邁上了規(guī)范化的步伐。

為了進一步加強管理，唐朝中央在安多、赤嶺等地設置了專門的貿易機構，叫做“茶馬交換所”。

同時，吐蕃方面也派出專人負責經營漢藏茶馬貿易，一種互惠互利的官民合營商業(yè)模式就此成型。

唐中期開始，政府開始對茶葉這項重利產業(yè)進行征稅，《舊唐書》記載，起初課稅一百，后又增至一百五十。

大和九年，唐文宗推行“榷茶制”，“榷”是禁的意思，也就是禁止百姓私營茶葉，將茶葉的種植、采摘、焙制、運銷全部收歸官營，實行統(tǒng)一的壟斷管理。

總體而言，唐朝時期的茶馬貿易還處在方興未艾的起步階段，主要途徑也局限于“貢”“賜”等官方交換形式。

（二）宋朝：高速發(fā)展

有宋一代，中原政權版圖大幅縮水，北方游牧政權夏遼金等一直對南方虎視眈眈，邊境戰(zhàn)爭愈演愈烈，朝廷的軍費開支，以及對戰(zhàn)馬的需求急劇上升。

此時茶稅已經成為財政稅收的穩(wěn)定保障，宋廷一方面繼續(xù)利用茶葉貿易籠絡南疆外族，一方面將馬匹貿易抬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重要位置。

用什么來交換外域馬匹，在宋廷內部曾經引發(fā)不小的爭執(zhí)，可供選擇的方案有茶葉、絹帛，或者直接用錢買。

一番權衡之后，朝廷還是決定延續(xù)傳統(tǒng)的茶馬貿易，并制定了“以茶易馬”的長期國策，從此成為定制世代相傳，較之唐朝時具有更加鮮明的目的性。

在貿易手段上，除了延續(xù)唐朝官方之間的“貢”“賜”，沿邊地區(qū)還首次出現了一種新式貿易，政府沿街設置“茶馬司”，招牌上寫著“招募蕃商”“廣收良馬”的字樣。

在今天名山新店，仍然保留有一處這樣的茶馬司古跡，成立于北宋熙寧七年，這也是我國目前唯一有遺址可考的茶馬司機構。

在價格方面，宋廷提出“隨市增減、價例不定”的原則，允許茶馬價格按照市場供需關系隨時變化，體現了公平合理的商業(yè)原則。

史料記載，元豐年間馬源充沛，一百斤茶葉可以換得一匹良馬。崇寧年間，依據馬匹質量的良莠參差，馬價被劃分出三六九等，上等馬抵茶葉250斤，中等馬220斤，下等馬200斤。

到了南宋時期，中原與周邊少數民族政權關系緊張，馬源銳減，良馬更是十分稀缺，馬匹價格驟增十多倍，要上千斤茶葉才能換到一匹馬。

為了鼓勵茶馬貿易的發(fā)展，宋廷規(guī)定官營的易馬茶價高于專賣價格，這樣不僅能夠招徠更多的販馬蕃商，“薄利多銷”的形式也促進了茶葉的出口。

據歷史學家估算，北宋官府每年用川茶換取的藏馬在兩萬匹以上，南宋大約一萬匹左右。兩宋時期四川一地年均產茶約3000萬斤，其中至少半數都銷往了藏區(qū)市場，可見茶馬貿易對于宋朝經濟的貢獻之大。

加之比唐朝更為嚴苛的榷茶制度，茶稅對宋廷財政的重要性有增無減，成為保障政府開支的一大支柱。

（三）元朝：重視茶稅

元朝延續(xù)前朝的茶葉壟斷制度，規(guī)定民間私自犯茶者，與販賣私鹽同罪。與唐宋不同的是，元朝吸取此前的教訓，非常重視馬匹在畜牧和軍事方面的作用，已經建立起完備的馬政制度，大大降低了對藏區(qū)戰(zhàn)馬的進口依賴。

所以，戰(zhàn)馬在茶馬貿易中的分量大幅下降，元廷也不再大費周章地把川茶運往西北，而是改為就地出售。

不過，茶馬貿易帶來的高昂賦稅，仍然是元朝中央不可忽視的一筆巨款。《元史·食貨志》記載，元世祖即位之初，茶葉貿易每年貢獻的稅收高達一千五百萬兩白銀。

元朝還一度在今天的四川天全等地設立“西番茶提舉司”，統(tǒng)一收購上品茶葉，但由于官府加價太高，最終難以為繼。

總體來說，元朝對于茶馬互市的重視程度不及唐宋兩朝，統(tǒng)治者最關心的只有一項茶葉稅，但元朝中央卻對古道的修繕開拓非常上心。大量的驛路、驛站拔地而起，將川滇藏地區(qū)茶馬古道的范圍大幅延伸。

（四）明朝：達到極盛

大明王朝是中國古代茶馬貿易發(fā)展的頂峰，在制度、內容和方式等多個維度，均發(fā)生了很大的變化。

為了鞏固都對西藏地區(qū)的統(tǒng)治，明朝在西北邊境設置了大量的茶馬司，頒布一系列法令振興茶葉貿易。《天全州志》記載，明太祖朱元璋詔令六蕃司民，號召其專門蒸茶易馬，以抵消衛(wèi)所兵役。

如此一來，茶葉的意義已經遠遠超出了經濟層面，成為了統(tǒng)治者籠絡藏區(qū)僧俗首領的重要工具。

入朝進貢的藏區(qū)領袖也會在歸返途中購買大量茶葉，數量之多往往需要船運車載。公元1361年，朱元璋出臺茶禁，嚴禁民間私茶出境，違法者以死罪論處。所有用于茶馬貿易的茶葉，一律由官府運作，商民百姓不得過問。

洪武年間曾有一個叫歐陽倫的駙馬爺，偏偏是個不怕死的主，借著出使新疆的機會，私自攜帶茶葉闖關，結果被天子處以極刑。不過，隨著茶馬貿易的盛行，走私之風屢禁不止，明朝也只得逐步放寬對茶葉貿易的控制。從15世紀末到17世紀初，僅從川陜兩地走私出去的茶葉就不下于80萬斤。

（五）清朝：繁華落幕

清朝初年政權動蕩，天災人禍接踵而至，國家財政一多半都要用于供養(yǎng)兵馬，茶馬貿易又在穩(wěn)定經濟方面體現出中流砥柱的作用。《清史·食貨志》記載，清朝商人在賣茶之前，必須先到官府“納錢請引”，繳納多少錢就請多少茶引。

“引”就是票，茶葉賣掉之后還要回官府繳銷，如果有投機鉆營偽造茶票之人，一律處斬家產充公，就連買賣另一方的茶農也要受到牽連，茶款沒收不說，還要杖打六十，甚至發(fā)配充軍。

到了康乾、雍正年間，清王朝已經控制滿、蒙兩地的馬匹來源，遍地都是的馬場完全能夠滿足朝廷軍馬的需要。

隨著生產力的發(fā)展，資本主義的萌芽在中原大地上悄然破土，對傳統(tǒng)的官辦茶馬貿易構成劇烈沖擊。

清政府對茶葉貿易的重視，已經逐漸從茶馬古道，轉向了海陸出口，出口總值中一半以上都來自茶葉，幾乎壟斷了全球的茶葉市場。

結語：

清末以來，隨著現代化交通手段的進步，古老的茶馬古道逐漸被國道取代，傳承幾千年的茶馬互市終于繁華落幕。

始于唐代的茶馬貿易深刻影響了西南少數民族地區(qū)的經濟面貌，促進了漢藏等多民族之間的文化融合，對維護西南邊疆社會穩(wěn)定作出了卓越的貢獻。

參考：

1、《元史》

2、《清史》

3、《舊唐書》

4、《天全州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