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對抗和打壓我國,美國一而再、再而三地提高關稅,甚至不惜把關稅提高到了畸高的145%。
說實在的,美國哪怕把關稅提得再高,我國也毫不在意,波瀾不驚。因為,我國進口的美國商品大都能輕松找到替代品,
2024年數據顯示,我國從美國進口的前十大商品主要包括農產品(大豆、玉米、高粱)、機電產品(集成電路、飛機)、能源產品(原油、液化石油氣)等,其中大豆占比最高(45.5%),其次是飛機及航空器和集成電路。
我國是絲毫不畏懼,半點不擔憂,但是,由我們代工的蘋果公司,可就寢食難安、心急火燎了。
自特朗普宣布“對等關稅”以來,蘋果市值蒸發超過6400億美元,一部iPhone的價格可能飆升至3500美元。
為了盡可能減少關稅帶來的成本上升影響,蘋果公司選擇在美國政府新關稅政策生效前,將蘋果手機產品從印度緊急運往美國。據報道,3月底,蘋果公司僅在三天內就安排了5架飛機,滿載蘋果手機等產品從印度空運往美國。
不少人納悶的是,相比較印度,我國的對等關稅還要高8%,為何蘋果公司只從印度轉運呢?
其實,蘋果公司一點兒也不傻,早就權衡利弊、思考再三了,不是不想轉運中國的產品,而是無法,也根本不能!
蘋果公司CEO庫克解釋:好多人以為蘋果來中國是因為人力成本低,這種想法早就過時了,“(我們來中國的)真正原因在于技術,在于地區技能數量的集中度,以及技術類型的豐富度”。
“蘋果死守中國,不是因為廉價,而是除了中國無可取代!”
“在美國召集工程師開會,一個會議室可能都坐不滿,但在中國,來的工程師可以坐滿幾個足球場,”
根據摩根士丹利的估算,目前作為蘋果公司最大盈利產品的iPhone,約87%在中國生產。大約80%的iPad和60%的Mac也是在中國生產的。這些產品加在一起約占蘋果公司年收入的75%。
單從這些生產比重上來看,蘋果就已經無法,也絕對不可能離得開中國了。換句話說,若咱們國家突然之間給蘋果來個黑虎掏心,那么,足給蘋果以致命打擊。
對于我國的依賴程度,這些數據非常鮮明和直觀。
說實話,自打特朗普在第一任期內悍然發起關稅戰和貿易戰以來,首當其沖的就是蘋果等外國產品。每每關稅波動,蘋果的市值可不是幾十萬、幾百萬的跌,而是成千萬,乃至上億。
4月2日,美國發起的對等關稅,讓蘋果美股盤后大跌7.5%,市值蒸發超2500億美元,(約合人民幣1.8萬億元)。這可都是真金白銀呀,身為CEO的庫克,能不如坐針氈、寢食難安嗎?
除了市值蒸發驚人外,每臺蘋果設備的供應鏈成本也會被大幅提高。
一臺售價為1100美元的蘋果設備,制造成本約580美元。按照起初美國對華加征54%的累計關稅算,供應鏈總成本將激增296美元,使整機成本飆升至876美元,增幅突破50%大關。若累計關稅突破104%,每臺的成本又會到多少,不言而喻。
其實,身為美國公司的蘋果,還最為擔憂的是,萬一有一天和咱們鬧翻了,會帶給它何等后果。所以,狡猾的蘋果也及早著手打算,且付諸實施了,即不敢把雞蛋全放在一個籃子里,而是多放幾個籃子——印度、越南等。
有些人認為“中國人力成本低廉”,才是導致蘋果離不開中國的原因。庫克明確表示不是。那么,咱們和印度的人力成本到底如何呢?
綜合人力成本上,在印度,一名產線工人的總用工成本約為 300–450美元/月(含工資、社保和福利),而在中國,一名產線工人的總用工成本約為 900–1,200美元/月,是印度同類崗位成本的 2.5–3倍。
很顯然,印度的人力成本還要更低。
既然如此,那蘋果為何還鐵了心地把重心和核心放在我們國家呢?
因為,在生產效率與質量控制上,印度初期生產i的Phone,外殼良品率僅為50%,遠遠低于我國(我國成熟工廠通常在90%以上)。良品率太低,比如導致浪費和成本上升,進而影響蘋果對印度供應鏈的信任。
因為,雖然印度、越南的勞動力成本更低,但工人技術熟練度和紀律性相對較弱,一時半會適應不了蘋果嚴苛的生產標準。例如,越南工廠因工人操作失誤導致部分AirPods組件瑕疵,引發返工問題。
因為,印度電力供應不穩定、港口效率低下,導致零部件運輸延誤和生產線停工風險;越南的交通基礎設施(如高速公路網絡)尚未完善,影響原材料流通速度。
因為,中國有完整、成熟、穩定和集中的供應鏈,而印度和越南的配套供應商不足,許多核心零部件仍需從中國進口,難以降低成本優勢。
因為,印度政府為滿足一己之利,時不時地調整關稅,甚至因“合規審查”凍結中國供應商資金,增加了蘋果供應鏈的不確定性。
因為越南和印度的山寨產業鏈成熟,蘋果擔心技術泄露風險。曾有報道稱印度仿制AirPods的工廠通過回收正品零件組裝低價產品。
以上種種原因吧,使得蘋果很想開拓多元化市場,奈何心有余而現實很殘酷。
既然如此,大不了把產業回遷到本國美國唄。這雖然是好事,也正如美國政府的愿,可現實依舊很殘酷!
生產環節完全遷回美國,幾乎難以實現。例如,一臺iPhone所需的700余個精密零部件中,90%依賴中國及亞洲供應商。若蘋果將iPhone生產線遷回美國,其制造成本可能飆升超90%。
如此高的制造成本,必然會使蘋果設備的最終售價也奇高無比,最終讓消費者無法接受,進而迫使不是消費者轉而喜歡別的品牌。這,應該不是蘋果希望的事!
也就是說,回遷,很難,甚至是不可能的事了!
上面,庫克早已經把真實的一面說清楚了。正如庫克所言,中國地區技術類型的豐富度和技能數量的集中度,在世界中,首屈一指,無國可替!
我國制造業的“技術豐富度”體現在覆蓋幾乎所有技術層級和跨領域協同能力上。
從基礎材料(如稀土加工、鋰電池原料)到高附加值環節(芯片封裝、光學模組),我國擁有完整的供應鏈。
舉個例子來說吧,生產一部iPhone所需的約200個核心組件,95%可以在我國直接或間接供應。
我國供應鏈能快速響應新技術需求,如折疊屏手機鉸鏈、鈦合金邊框等,從設計到量產周期比海外快30-50%。
我國在地區技能集中度上,也是非同凡響。
“技能集中度”,指地理空間上的產業聚集效應和高密度技術人才儲備。
我國早就中國形成了多個“垂直整合”的產業集群,例如珠三角(深圳-東莞-廣州),主打消費電子、通信設備;長三角(上海-蘇州-無錫),主打半導體、精密制造;成渝地區(成都-重慶),主打筆電、汽車電子。
正因為如此,才使得生產效率大大提高。
如一家深圳的AirPods代工廠,1小時內可獲取電池(比亞迪)、芯片(中芯國際)、聲學組件(歌爾股份)等全部核心部件。
又如鄭州富士康能在旺季單日生產100萬部iPhone,背后依賴中國成熟的物流網絡(如順豐、京東24小時零部件配送)、電力穩定性(99.9%供電保障)和應急勞動力調配(3天內招募5萬名臨時工)。
這一高效快捷的情況,環顧左右,還有哪個國家能行?
庫克還指出,離不開中國的技術。
要想有技術,必須有人才。也就是說,我國的人才必須足量,且門類齊全。
我國每年新增約500萬工程類畢業生,而印度僅為約150萬。每年有如此驚人數量的人才儲備,不正是蘋果這樣的大公司所渴盼和依賴的嗎?
除了這些人才外,我國還大力提倡和重視職業教育,開展豐富多彩的“藍領工程師”培訓,為不同的產業提供源源不斷的后備人才。
我國,不僅人才多,而且有經驗者,也不少。
據資料統計,我國電子廠工人平均工齡為5年,而印度僅1.5年。工齡長,意味著經驗積累更深厚。
多元化發展不好使,回遷更行不通,那么,別無他法,蘋果只能老老實實地待在中國了。
我估算,蘋果十年八年的時間內,要想尋找第二個中國,幾乎不可能。換句話說,蘋果,只能死守中國,與中國同生死、共命運!
庫克的澄清解釋,既是蘋果公司早已和中國深度捆綁的原因所在,又是在間接盛贊和宣揚我中國,彰顯了我中國能成為“制造強國”的雄厚基礎和傲人實力,以及無可替代和無國能及!
聽著庫克的這番話,身為每一位中國人的你和我,又怎能不洋洋得意和高傲慶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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