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1日，俄羅斯的首任外交部長科濟列夫，被俄司法部列入“外國特工”名錄。作為一名從1974年就開始在蘇聯外交部工作的老外交人員，他不僅親眼見證并參與了蘇聯的解體，而且，蘇聯解體之后，俄羅斯全盤倒向西方的過程，執掌俄外交部門的他，絕對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不僅留下了一些歷史性的笑話，也留下了一些影響至今的隱患。烏戰爆發之后，已經遠居美國十年的他，又直接站到了俄羅斯的對立面。不得不說，他是俄羅斯一塊親美的“活化石”。因此，仔細觀察這件事情，就有三個點值得特別關注了：

第一點，科濟列夫這是被推上歷史的審判臺。作為蘇聯外交官的孩子，出生在布魯塞爾的科濟列夫，雖然從未在任何國家當過外交官，但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卻成為了蘇聯外交部最親美的代表性人物，并因之在蘇聯解體后，成為了俄羅斯的首任外交部長，成為了“全盤倒向西方”的策劃者之一。他徹底否定傳統地緣政治邏輯，主張以“普世價值觀”取代國家利益。

1992年，他聯合國演講中“俄羅斯屬于西方文明圈”的宣言，以及“俄羅斯沒有國家利益”的著名論斷，都暴露出其戰略思維的致命缺陷。這種站在國家文明角度的自我矮化，導致俄羅斯在國際關鍵議題上持續退讓，國內則實施極端式的休克療法，犯下了很難被世人理解的歷史性錯誤。現在，至老不肯反思、曾兩度被克里姆林宮點名批評的他，被單獨拎出來，列入外國特工名單，不得不說，其中歷史審判的意味是非常濃的。

第二點，科濟列夫的遺害至今仍然巨大。在莫斯科外交界，蘇聯著名的外交官葛羅米柯，被稱為“不”部長，因為，面對西方的挑戰，葛羅米柯習慣性的說不。而科濟列夫，則被稱之為“是”部長，因為，面對西方的任何問題，他都習慣性地說“是”。可以這樣說，科濟列夫時代的外交實踐，給俄羅斯的地緣安全體系，造成的是永久性創傷，遺害至今。

例如，倉促從波羅的海及東德撤軍，導致俄戰略緩沖地帶的瓦解，令北約前沿隨后漸次推進至俄羅斯邊境；對高加索地區影響力的主動放棄，則直接導致車臣戰爭爆發。甚至，俄羅斯在烏克蘭的“特別軍事行動”，莫斯科現在頓巴斯地區的戰略執著，何嘗不是對上世紀九十年代過度退讓的補償性反彈。

第三點，科濟列夫如今已是堅定的反俄者。2012年，科濟列夫遷居到美國的邁阿密之后，一直住在那里，依靠以前的關系在制藥領域掙錢。烏戰爆發之后，他立即呼吁俄羅斯外交官辭職，因為他們是“專業人士，而不是廉價的宣傳員”。這一招其實挺狠的，因為，他這實質上是在勸駐外的俄羅斯外交人員，就地叛國，轉投親美陣營。

2025年，他又公開建議澤連斯基總統要求西方提供更多武器，不要向俄羅斯作出領土讓步。這種掉炮往里揍的套路，著實惹惱了俄羅斯民眾，網絡上對他的批評聲一片，并最終導致他被俄司法部定性為“外國特工”。

科濟列夫事件揭示出兩個維度的警示：其個人命運既是蘇聯衰敗的產物，更是俄羅斯戰略覺醒的里程碑，將其定性為“外國特工”，標志著莫斯科對“全盤西化幻想”的徹底摒棄。當前，俄羅斯正以制度性防御，重構國家利益邊界。科濟列夫，從權力巔峰到外國特工的身份轉換，不僅是個體的社死，更是一個文明體對歷史路向的重新抉擇。在這個意義上，科濟列夫為21世紀的大國博弈提供了關鍵注腳：當意識形態幻想遭遇地緣現實，戰略自主永遠是主權國家的終極鎧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