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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邱會作來到北京,老戰友請他吃飯,張震席間稱其“老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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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9月西安,邱會作剛剛刑滿釋放不久,此時的他已經是位73歲的老人了,出獄后的日子過得平淡且安寧。

雖然邱會作每個月都有200元的安置費,但因為房租水電伙食費等花銷就要占用一百多元,所以日子相對拮據一些。

好在邱會作在部隊多年,又是窮苦人家出身,生活上也樸素慣了,他常說:“現在比過去打仗的日子好太多了,只要能有口熱飯,冬天不受凍,我就已經很滿足了。”



1992年因為政策調整,邱會作的生活條件得到極大改善,他的生活費漲到1500元,行動也方便很多。

這天他到北京去探望老戰友,時任中央軍委副主席的張震聽說消息后,馬上設宴邀請邱會作,席間眾人觥籌交錯,相談甚歡。

張震將軍更是一直稱呼邱會作是老同學,那么為什么張震會喊他老同學呢?

邱會作為何會與老戰友的境遇天差地別?他身上又有哪些不為人知的經歷?

闊別多年的酒宴

話說張震得知邱會作來京后也很高興,馬上將手頭緊急工作整理妥當,因為當時他是國防大學校長,出于方便考慮,就在國防大學設宴邀請邱會作及其一眾老戰友。



赴宴前張震還帶去了自己珍藏多年的茅臺,他給邱會作倒了一杯酒說道:“今天我做東請我的老同學吃飯,必須要上好酒才行。”

起初邱會作以為自己聽錯了,他遲疑地望著張震說道:“老同學?您喊錯了吧?”

席間眾人皆是一愣,大家都在默默回憶著,猜測著邱會作和張震到底是在何時有著同窗情誼?

只見張震哈哈一笑說道:“當然得叫老同學,你不記得了過去咱倆都在抗大深造,一個隊一個支部的同學,你怎么忘記啦?”

邱會作猛地想起來,抗日戰爭時期他曾被派往山東負責后勤經濟工作,是新四軍第4師供給部政委,而張震是新四軍第4師參謀長。

當年第4師受到日偽軍重重封鎖,物資供應很是艱難,是邱會作想方設法解決第4師的燃眉之急。



他在后勤保障方面展現的卓越才能讓張震早有耳聞,抗戰時期二人雖未見面,卻也都聽過彼此的大名。

記起往昔,皺紋橫生的邱會作也端起酒杯,豪邁地答道:“的確是老同學。”說罷便一飲而盡。

席間已是古稀老人的革命先輩們,有說有笑,聊得最多的還是當年的那些事,那些人,塵封多年的記憶也一點點浮上邱會做的心頭。

驚人的后勤才能

邱會作出生在1914年江西省興國的一個普通農戶家庭,據說紅軍打土豪分田地期間,邱會作家作為貧農也分到了田,一家人生計得以維繼。

對于共產黨和毛主席十分感激,從其爺爺輩就開始參加革命,邱會作和哥哥也自小就加入紅軍隊伍。



或許是天賦使然,邱會作雖然沒上過幾天學,但在部隊后續學習中他展現了過人的數字敏感度,計算能力很強,有過目不忘的本領。

組織識人用人,也很注重對邱會作的培養,他先后任軍委供給部統計員、政治指導員、即便是后來調到軍委工作,也沒離開過與后勤有關的工作。

可以這么說邱會作是天生吃這碗飯的,并且干得也是相當好。

紅軍長征時期,邱會作負責供應部的行軍管理和后勤運輸工作,他將眾多繁雜的事項管理得井井有條,一絲不茍。

當年紅軍長征的困難多,物資供應更是困難,邱會作不僅要解決數萬紅軍的吃飯問題,穿衣問題,還涉及武器彈藥供應問題。

每每遇到困難時,他都會與上級領導一起想盡辦法,像是紅軍過草地前,雖然沒找到足夠的干糧,但邱會作還是搞到一些青稞,雖然數量較少,但關鍵時刻也起到一定作用。



周恩來副主席過草地時,由于長期營養不良身體狀況比較差,連夜發起了高燒,當時部隊里沒有任何退燒藥物,是邱會作帶領幾個隊友連夜跑到數十里外的山上敲冰塊,奔波十幾個小時帶回來給周恩來副主席進行物理退燒。

后來過草地的時候,邱會作和隊友做了一個擔架,一步步地將周副主席抬出草地,周副主席在邱會作的照料下,身體也逐漸恢復了健康。

邱會作做后勤工作時,不論上級、同事還是下屬,對其評價都是“鐵面無私”,他辦任何事都嚴格按照規定,誰來說情也不認。

邱會作不會因為自己負責物資供應,就會私下多吃一點糧食,也不會占公家一分便宜,特別是爬雪山,過草地時期邱會作保障了中央縱隊的物資供應工作。

后來就連毛主席也夸過他:“中央縱隊爬雪山,過草地沒有餓死過人,邱會作是立了功的。”



長征隊伍到了陜北后,吃飯成了首要解決要務,當時負責后方工作的周副主席對邱會作說:“籌糧的事我交給你辦了,務必要在4個月內籌集300擔糧食。”

邱會作接過任務后二話沒說,東奔西跑只用了2個月就籌措了300擔糧食,周副主席對其尤為贊賞。

直到沒多久陜邊寧書記李富春找到周副主席,點名要將邱會做叫去搞經濟工作,周副主席雖然同意了,但供給部的位置也一直給邱會作留著,因為他是最合適的人,也是最能干好的人。

從1936年后,邱會作不論做什么職務,都離不開搞糧食,搞物資這幾件事情,由此可見他的后勤管理能力的確得到上層各級領導認可,其中自然也吸引到林彪的注意。

得上級賞識

1949年3月底,四野在北平召開師級以上干部會議,邱會作本身作為45軍的政委是輪不到他上臺發言的。



只不過當時的軍長黃永勝是個頗有性格的人,不管別人好說歹說黃永勝都不愿意上臺,于是邱會作便被推了上去。

會議上邱會作專門提出了三個問題,一是要反復進行艱苦奮斗教育,二是要處理好與新區地方關系,三是做好干部思想工作,特別是婚姻家庭方面,他的這三個觀點給林彪留下極深的印象。

雖然林彪和邱會作同在軍中,但因為一個在前線指揮打仗,一個在后方管理糧草,所以并無交集。

可這次大會的邱會作著實讓林彪亮了眼睛,并且會后林彪專門找到軍中主管政治宣傳的部長,向其了解邱會作的個人情況,平時惜字如金,心高氣傲的林彪難得能對別人露出贊賞。

他對身邊隨從說道,“邱會作這個人,有思想,有能力,是個可用之人,將來也會很有發展前途,只可惜我過去并不認識他,彼此交集很少。”



而邱會作對林彪的印象,就只知道他是個很能打仗的人,其他也是一無所知,時間很快到了11月份,由于人員更迭45軍的軍長換成了陳伯鈞。

一次會議中林彪接見了陳伯鈞和邱會作,林彪先是罕見地表揚了45軍在戰斗中的表現,認為他們是一支能吃苦,能打硬仗的部隊,指揮官作風好能力強。

整個會議持續了一個多小時,并且會議結束后,林彪還特意留下兩人吃了個便飯,這對于向來眼高于頭頂的林彪來說是極其少見的。

后來因為工作原因邱會作跟林彪逐漸熟悉起來,也見識了幾次他在作戰會議的樣子,幾次親身經歷下來,讓邱會作對林彪也逐漸產生了敬佩之心。

抗戰勝利后邱會作便進入東北跟隨林彪作戰,在此期間他便成為了8縱的政委,當年8縱在參加遼沈戰役時還發生過這樣一件事。



由于多方面因素導致,8縱在遼沈戰役中丟失過一個叫“小紫荊山”的陣地,身為政委的邱會作火速趕往駐地。

他對指戰員說道:“兩小時必須重新奪回小紫荊山陣地。”

邱會作說完端起槍便沖鋒陷陣去了,余下的戰士不知是誰喊了一聲,“邱政委端槍了!”

大家只微愣了幾秒后,便緊跟其后,勇猛沖擊,沒多久就重新奪回了失地。

1955年邱會作成為中將,4年后得到黨中央提拔信任,他被任命為總后勤部部長。

邱會作當上總后勤部部長時正值國家困難時期,各單位部門經費拮據,他組織各部隊開荒種糧,種菜,養豬,養雞,辦各種農場,號召自給自足。



之后3年災害時期,部隊系統無軍人出現浮腫,無人員因饑餓死亡,而且還從農副業生產經費中給國庫上繳了二十多個億,那時就連周總理都夸贊他是最能干的總后勤部長。

之后的邱會作更是一路升至解放軍副總參謀長兼總后勤部長,可謂達至人生巔峰。

老年之路

然而令人惋惜的是,在那段特殊時期邱會作走了一段彎路,直到1981年邱會作被保外就醫。

相關部門考慮到邱會作的妻子胡敏是西安人,所以將他安置到了西安,邱會作到了西安后,相關單位不但每個月給他發一定的生活費,還安排了住處讓其得以與家人團聚。

公安部門還為其上了西安的戶口,當邱會作拿到有自己名字的戶口本時,還幽默地對妻子胡敏說道:“年輕的時候,大家都說我是西安的女婿,現在老了我可是成為倒插門老女婿了。”



因為邱會作年齡大了,身體不好,所以養家的重擔一度落在妻子胡敏的身上,胡敏曾在部隊行醫50年,醫術高明為維持生計,就重操舊業,后來還成為附近小有名氣的神醫。

只不過后期因為要照顧邱會作的身體,所以胡敏也就不再對外行醫了,邱會作在西安的日子起初雖然有些清貧,但他非常樂觀,也很感恩。

閑暇時刻他常常會去鄰居家借書借報紙看看國家大事,因為曾經有過經濟工作經驗,當得知國家有改革開放政策時,他也高興地對家人說道:

“改革開放是利國利民的大好事,我舉雙手贊成。只有改革,我們國家才能前進,人民才能過上好日子,改革過程中可能會出現缺點或是錯誤,但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知錯能改,方能煥然新生。”

1992年,因相關政策再加上一些老戰友的幫忙,胡敏軍籍恢復,也能重新享受到師級干部待遇。



同時他們夫婦二人在西安政府的安排下進入某干部離休所安度晚年,不僅生活費翻了翻,考慮到兩位老人年紀大出行不方便,還配備了一輛專車,對此邱會作更是感激涕零。

回家的愿望

進入21世紀后,隨著邱會作年紀一天大似一天,他其實很想回家鄉江西興國看看,只是他又很害怕因為自己曾經的錯誤而不被接納。

然而令他沒想到的是,興國縣其實早就在廣場修建了一座有54位將軍的石雕像,其中就有邱會作,事實上一開始對于要不要設邱會作雕像時,當地政府也討論過,但最后大家還是一致決定設立邱會作雕像。

這是因為歷史對于每個人的罪錯功過,早已有了評價,如果故意抹去一個人的功勞,其實也無助于后人去了解歷史的全貌。



并且興國縣政府得知他想要回家的消息后,更是給邱會作回信說道,“興國就是你的家,想回家了就常回來看看。”

只可惜正當邱會作想啟程回家時不慎摔斷了腿,2001年病重被送回北京治療,于是他想要回家鄉看看的計劃便被擱置下來。

邱會作到了北京后便被確診為癌癥,治療那段時間里家人和醫生護士考慮到老人年紀大了,所以一直對其隱瞞病情。

或許邱會作對于自己的身體狀況也早有心理準備,他時常會趁著自己清醒時,不止一次地對妻子和孩子說道:“我很感激西安的組織領導,在那里我度過了人生里最平靜的日子。我也很想再回老家看看,也不知道自己還有沒有這個機會了。”

家人聽邱會作說完,都強忍著淚水鼓勵老人安心治療,等出院后再回去。



結語:

2002年8月3日,邱會作因病在北京逝世,自發參加他追悼會的有近1000人,都是老人昔日的戰友、部下、還有社會各界群眾。

然而當時由于多種原因,邱會作老人暫時被安葬在八寶山。

直到2008年,邱會作的家人為完成老人回家看看的遺愿,便通過相關部門將他的骨灰遷至興國縣上密村,至此完成老人心愿。

縱觀邱會作的一生,雖走過彎路,但老人真心悔改,更感恩黨組織的寬容,老人在戰爭年代為國為民所作的奉獻,也不應被后人遺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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