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我叫趙國勝，今年58歲，出生在一個偏僻的小山村，初中沒畢業就輟了學。

那時家里窮，兄弟姐妹多，父母實在供不起我繼續上學。

我的大哥和二哥都比我大好幾歲，我是家里的老三。

因為家里實在養不起這么多孩子，7歲那年，父母征得我的同意后，把我過繼給了二叔。

我二叔比我父親小兩歲，膝下無子，和二嬸也一直想要個孩子。

我記得那天，父親蹲下來摸了摸我的頭，說：“國勝，跟著二叔去吧，以后他家就是你家。”我什么也不懂，只知道要離開媽媽時，我哭得撕心裂肺。

過繼給二叔后，我改了戶口，從法律上成了二叔家的獨生子。二叔家條件還行，種地為主，空閑時也會去縣里打零工補貼家用。他們對我也不錯，吃穿不缺，甚至比我在親生父母家過得還好。

后來我長大了，學了木工手藝，干了十多年木工，又轉行去鎮上五金店做銷售，一干就是二十年。

娶了媳婦李秀蘭后，我們搬去了縣城邊上住，日子雖不算富裕，但也算安穩。

我們有一個兒子，叫趙明，今年28歲，在市里一家物流公司上班，已經結婚，媳婦是城里人。

我和秀蘭都已經退休，她是小學老師，退休金比我多點。我每月拿著2800塊退休金，平時種點菜、照顧孫子，日子不緊不慢。

直到去年，二叔家老屋突然被通知要拆遷，這件事把我們一家推到了風口浪尖。

02

那天，我正在菜園子里拔草，電話響了，是村里老鄰居老丁打來的：“國勝，你聽說了嗎？你二叔家那片要拆遷了，一戶起碼能分個三四十萬，還有安置房。”

我一聽，這心就咯噔一下。我二叔早在五年前去世了，二嬸也在前年突發腦梗走了，兩個老人孤苦伶仃，村里人都知道我這個“過繼兒子”是他們唯一的親人。

我放下手里的鋤頭，心里有種說不出的滋味。

晚上我跟秀蘭說起這事，她眉頭一皺，說：“這個拆遷款……你可得想清楚，這錢你能要嗎？”

我愣了一下：“為啥不能要？我過繼都快五十年了，戶口、檔案、身份證上寫的都是二叔的名字，我是他兒子啊。”

她咬了咬牙，說：“你是過繼的沒錯，可你這些年，真的有盡到兒子的責任嗎？你二叔生病那年，我們去看過他幾次？你二嬸住院你出了多少錢？這些你心里沒數？”

我啞口無言。

的確，雖然我過繼給了二叔，但在他們年老時，我并沒有像親兒子那樣照顧他們。

我那時忙著掙錢，顧著自己的小家，二叔病重時，我只請假回去過兩次，還匆匆忙忙就走了。

二嬸住院那年，我只打了兩次電話，錢也沒出多少。

“可是……”我猶豫了，“他們也沒說過讓我不管啊，他們臨終前還說，要是房子將來拆了，就歸我。”

秀蘭嘆了口氣：“那是他們說的，可你心里清楚，你是真把他們當爹娘了嗎？你要是拿了這筆錢，村里人會怎么看你？你兒媳婦會怎么看你？你兒子也會學你，以后我們老了，也這樣對我們。”

這話像一記悶棍敲在我心頭。我低下頭，沉默了很久。

第二天，我去了村里，想親自看看那片老屋。

站在二叔家的門口，房子已經破敗不堪，門口的石凳上還留著二嬸生前曬太陽的坐墊。

我走進去，屋里滿是灰塵，墻上還掛著我小時候的照片——那是我十歲那年，穿著新棉襖站在門前笑的模樣。

我眼眶濕了。

村支書老劉看到我，笑著說：“國勝，你可得趕緊辦手續了，這拆遷款可不少，光房子就賠三套樓房，還有現金補償。”

我勉強笑了笑：“我得回去跟家里商量商量。”

回家后，我把村里的情況跟秀蘭和兒子趙明說了。

趙明聽了，立馬說：“爸，這錢你得拿，法律上你就是二叔的兒子，這錢不拿白不拿。”

秀蘭卻搖頭：“明兒，你爸是法律上的兒子不假，可咱做人不能光看法律，還得講個理。你想想，你爺爺奶奶活著的時候，你爸都沒怎么管他們。現在人沒了，房子拆了，就想拿錢，這合適嗎？”

趙明皺起眉頭：“那你說怎么辦？錢不要了？咱也不富裕啊，三套房加幾十萬，咱還得養孩子呢。”

我沉默了。這個問題，連我自己都沒有答案。

接下來的幾天，我不停地回憶起自己在二叔家的點點滴滴。

記得小時候，二叔每天凌晨五點就起床給我煮雞蛋，還把家里最好的咸鴨蛋留給我吃；二嬸則會在我考試前給我做我最愛吃的紅燒肉。那時我不懂什么是親情，只覺得他們對我好是理所當然。

可我上了鎮上的中學之后，心思就變了。那時候同學們都說我“撿來的孩子”，我開始自卑，甚至不愿意承認自己是過繼的。后來工作、結婚、生子，我回老家的次數越來越少。二叔病重那年，我甚至都沒能送他最后一程。

我知道，我虧欠他們。

第五天晚上，秀蘭把我拉到陽臺：“國勝，我不是說讓你一分錢都不拿。但你得有個交代，給自己，也給他們。”

我點點頭。

第二天，我去了村里，找到村支書，說：“我愿意放棄一部分拆遷補償，把其中一套房子和五萬元現金捐給村里，作為老年人關愛基金，再修座涼亭，寫上我二叔和二嬸的名字。”

村支書愣了一下，眼里有些動容：“國勝，你……你這決定，真不容易。”

我點點頭：“人不能忘本。”

03

拆遷款順利到賬，我按照承諾捐出了一部分。村子里建起了一座小涼亭，門口立了一塊牌匾——“趙家老屋紀念亭”。每次回村，我都會在那兒坐一會兒，仿佛還能看到二叔坐在門口抽旱煙，二嬸在屋里喊我回家吃飯。

我知道，我曾經走遠了，如今愿意回來面對，哪怕為時已晚，也算是種彌補。

媳婦后來對我說：“你總算沒讓良心過不去。”

我笑了笑：“人這一輩子，走了多遠，不能忘的，還是最初的那份恩情。”

拆遷款我拿了，但不是全部；良心賬我還了，雖然遲了些。我不知道別人怎么看我，但我知道，我終于敢抬頭面對那兩位養育我多年的老人。

故事沒有大團圓，但我想，那涼亭下的微風，會替我說出我沒說完的話。

“二叔、二嬸，我回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