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文明的積淀:中國古代科技》,在文明長河中重繪中國科技的精神圖譜
在中國古代科技史的研究中,“李約瑟問題”一直是座繞不過去的“大山”。無論是正面解答還是反向解構,當代科技史著者在展開其歷史敘事時,幾乎都需要闡明其觀念與“李約瑟問題”的關系。可以說,孫小淳的《文明的積淀:中國古代科技》(中國科學技術出版社2024年)一書,是近年來對這一問題的回應中最具建設性與時代特色的著作之一。
該書以“打通史前與歷史時期”“打破歐洲中心論”“超越李約瑟問題”三重視野展開論述,由此展現的不僅是視野宏闊的科技歷史圖景,更是一次酣暢淋漓的方法論思辨。作者在導言中暗示,傳統“輝格式”科技史以現代標準揀選古代知識,裁剪出一個個孤零零的“科學事實”,卻將多樣文明演化簡化為單一的進步論鏈條。在這種視角下,中國古代科技一度被打上了濃重的附庸痕跡,恢宏的渾天儀被視作托勒密模型的東方變體,精妙如《九章算術》也僅是對歐氏幾何的趨近模仿。
但果真如此嗎?作者對舊有的論調進行了條分縷析的駁斥。以魏晉數學家劉徽為例,他的《九章算術注》雖未構建希臘式公理體系,卻通過“析理以辭,解體用圖”的獨特路徑,開創了形數結合的邏輯證明傳統。而從《墨經》到元代趙友欽的小孔成像實驗,雖未論及光的波動或微粒本質,卻通過系統性變量控制驗證了光路規律。進一步,作者還借人類學家列維·斯特勞斯之問,將中國古代科技文明的研究拓展到史前時代,從而展開了一幅高度豐富且獨具一格的文明畫卷。在這幅畫卷中,中華文明之河浩浩湯湯,亙古流淌,而科技是其中經久不衰的巨浪,它自洽、融貫而無須訴諸他者以自證——也就是說,其價值不在于適配西方范式,而是揭示著認知自然的多種可能。
如此一來,我們方能跳出李約瑟“滴定思維”,將科技史從“文明優劣論”的泥淖中解放出來。
關于“中國古代有無科學”的論辯實為該書精華所在。針對20世紀初任鴻雋、馮友蘭等所言“中國無自然科學”之論斷,作者提出了三個層面的反駁:首先,“科學精神”是普遍存在的,我們自古以來,就有“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的求真精神,也不缺“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的自然興趣;其次,“科學思維”又確有本土性與特異性,《周髀算經》的數值模型與古希臘的幾何模型形式各異,但都不失為精妙的數學表達,古代的“候氣實驗”,與近代的“邁克爾遜—莫雷實驗”有異曲同工之妙;最后,古代的科學技術生態具有整體性,不能用現代的“手術刀”將科學與技術、理論與實踐強行分割,許多曾被劃入技術物的古代遺存,從水運儀象臺這樣的大型天文儀器到都江堰等水利工程,背后都展現出悠久而堅固的科學認知。
在作者的層累式論證與引導之中,讀者逐步擺脫“李約瑟問題”暗藏的視角與兩難困境,展開以中國文明為本位的自我體認。漫長的中華文明演進史,早已向所有人展示了一條充滿生機的科技發展洪流:漢代的天官體系、唐代算學教育、明清中西會通等都絕不是僅屬于過去的古物,而是持續活躍在當下的文明基因。正如吳文俊從《九章算術》中發掘出幾何定理的機械化證明,屠呦呦受《肘后備急方》的啟發獲得了青蒿素的提取靈感,中國傳統科技思想始終流淌在現代科技的新生機體血脈之中。而“古今連續體”的認知,也反過來打開了回顧古代科技史的嶄新視角:與其追問“古代有無科學”或“為何未產生近代科學”,不如思考“傳統如何參與現代科技的建構”——而這一問題的本質,也可歸結為不斷演進的現代科技如何解釋與重構自身的來龍去脈。
從這個角度出發,中國科技的歷史敘事和未來發展緊密糾纏在一起,歷史的源流奠定了未來的根基,未來的創造也將不斷重塑歷史的圖景。科技史之異于一般史的特征由此彰顯,即其絕不止步于古物整理,而始終需要接入現代科技的洪流之中,不斷自我更新,不斷“重塑肉身”。在該書最終章“中國科學的未來”中,作者反復強調了“傳統與現代”的連接,這絕非牽強比附,而是基于深刻的方法論自覺——當復雜科學挑戰牛頓范式,量子糾纏沖擊因果律之時,傳統哲學的整體觀正為生物學提供方法論啟示。而當歷史回顧陷入自我否定的泥潭,偽問題層出不窮之際,日漸騰飛的科技實力也反過來壯大我們重寫科技史的膽魄與底氣。
由是觀之,中國科技的未來大有可為,中國科技的歷史同樣大有可為。
在該書導言中,作者自謙這是一本“普及讀本”,而非科學技術通史或分科史。事實上,該書的出版,凝結了近年來中國科技史研究的最新成果,也反映出學界進路的標志性轉向:中國科技史已從“文明自證”邁向“范式塑造”的新階段。更進一步的歷史研究也不斷揭示,中華科技與文明從未封閉或斷絕,而始終在積淀中不斷重構,在對話中自我更新。循著此書的啟示,未來的中國科技史敘事,更須砥礪自強,融科技為一體,通今古于一系,一面將考工之模范、夢溪之求索、漢唐之渾天氣象、宋明之即物窮理轉化為可通約的學術語言,一面更積極地以古老智慧介入對現代問題的破局與闡釋。從“李約瑟問題”的被動回應者,轉變為未來范式的主動塑造者,中國科技的歷史與未來同樣責無旁貸。
【 魯博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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