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電視劇《換了人間》中曾有這樣一幕令人印象深刻的畫面：當代總參謀長聶榮臻攜帶假冒偽劣的藥品展示在教員面前并加以前因后果解釋后，難以平復內心怒火的教員當即作出指示：

“必須查出這些制造假藥的兇手，堅決繩之以法！”

影視作品中的毛澤東

接到指示的羅瑞卿隨即會同陳毅一道，對上海市的一批不法商人展開了打擊和查處行動。一番雷霆手段過后，奸商群體的最終矛頭直指上海大康藥房總經理王康年。

耐人尋味的是，在各方面證據確鑿的情況下，王康年本人于1952年2月4日被上海公安局依法逮捕，但法院最終判處其死刑的時間卻是在一年后的1953年2月28日，這不禁讓人產生疑惑：這樣一個罪大惡極的人民“蛀蟲”，為何不早日繩之以法、以謝國民？

探討這個問題之前，我們先來了解一下新中國成立初期涌現出的這些不法奸商們，是如何一步步從舊社會起家并發展成型的。

早在抗日戰爭時期，奸商們便瞅準了上海灘十里洋場、車水馬龍的便利條件，旋即開始了里通外國的投機倒把行為。借助戰爭大發國難財已不是什么商業機密了，只要有利可圖，奸商們便會一哄而上，有時即便冒著破產的風險也會鋌而走險的“拼”一把，饑不擇食的黑心程度可見一斑。

舊時代的上海灘

等到新中國成立初期，各地出于復蘇被戰爭破壞的經濟和穩定局勢的考慮，對現有的工商業基本上以扶持手段為主。通俗的講，就是允許已經破產的企業將先前存在的商業糾紛轉換成債務形式，以此幫助破產的商人東山再起，繼而達到恢復地區經濟生產的目的。

不過，也存在這樣一批鋌而走險的亡命之徒，非要借此機會拼命一搏，再發一次國難財，而這些奸商隊伍中的典型代表，莫過于向志愿軍出售假冒偽劣藥品、殺人于無形的大康藥房總經理王康年。很多人可能感到意外：他是如何一步步拿到志愿軍所需藥品生產訂單的呢？

其實，王康年最開始并不是醫藥制造行業的工作人員，而是在上海大亞電臺從事播音員工作。彼時的大亞電臺除了播報商業資訊外，還承接了不少類似于我們今天電視購物、直播帶貨的業務。眼看這其中有利可圖，王康年也開始動起了自己的小心思。

在岳父家族的資助下，王康年在上海西藏南路褚家橋的生吉里開了間雜貨鋪。至于為何在這樣一個地段開設，王康年自然有著自己的精細盤算，說白了就是沖著這里一家名叫“生吉賭臺”的賭場而去的。

影視作品中的王康年

在舊上海，黃金榮與杜月笙、張嘯林合伙開設的這家賭場可謂轟動一時，達官貴人、三教九流往來不絕，門前車水馬龍已是常態。說到這里，估計大多數人也猜透了王康年的用意：雜貨鋪賺不賺錢不重要，重要的是在這樣的特殊地段上能接觸到黑白兩道形形色色的人物，對他日后的產業拓展將大有裨益。

盡管如此，在那個階級分化、尊卑等級固化的舊社會，王康年雖然結交了一些知名人士，但想直接與身份地位顯赫的大佬們達成業務合作還是難于上青天，畢竟按照當時的不成文規矩，一切都要在“江湖地位”對等的基礎上才能展開合作關系。

很快，隨著抗日戰爭全面爆發，處在上海淪陷區的王康年很快便發現了一絲醫藥生產的“商機”。戰爭年代，伴隨著戰場上此起彼伏的流血犧牲，醫藥產品，尤其是西藥一時間成了“稀缺臻品”。看到有“暴利”可圖的王康年，隨即將雜貨鋪搬到了上海北京西路434號的景星里，正式更名為“大康藥房”，開始走上醫藥行業的“黑化”之路。

不過，店鋪更名容易，真正的生產醫藥環節卻讓王康年兩眼一抹黑，不知從何入手。但昔日在賭場周圍的混跡生涯多少讓他積累了點人脈，利用有限的人際關系，王康年轉型成為一名只賺差價的中間商。嚴格來說，是一名空手套白狼的“老賴”型中間商。

舊上海時期的藥房環境

具體來講，他一邊將其他藥房生產或存放的產品悄悄賣掉賺錢，一邊又收取訂貨客戶的定金，但卻不以此履行進貨和交貨手續，屬于典型的兩頭通吃行為。只是，在抗日戰爭以及此后解放戰爭的兵荒馬亂年代里，縱使客戶和同行們有心與他斗爭下去，但大環境卻很難為他們的權益爭取提供保障，畢竟自身可能都難保，因此也就都不了了之。

上海解放之初，王康年又利用工商業發展扶持政策的契機，再次恢復了往日的藥房生意。與此前不同的是，他在原有業務的基礎上新成立了一個專門用以配合軍管會改造商人思想觀念的外勤部，表面是往自己臉上貼金、憑空捏造自己昔日的“革命貢獻”以加強對員工和往來生意人的教育改造，宣揚積極的“正能量”。

實際上，這不過是他用來拉攏腐蝕當地干部、以行賄手段達到大發不義之財目的的掩護場所罷了，有了這方面的“原始積累”，王康年的生意也開始風生水起并像滾雪球般越滾越厚，很快便發展成包括四十家醫藥廠在內的連鎖加盟經營模式。

及至抗美援朝戰爭的爆發，各地紛紛以最大力度參與到志愿軍后勤補給的支援保障中來，上海作為華東經濟中心自然也是責無旁貸。借此機會，王康年也成功拿到了戰場醫藥產品的訂單，不過，他卻打起舊社會“兩頭通吃”的歪心思，繼續玩起了收定金卻拖延交貨的把戲。

志愿軍常備藥品系列之一駁骨水

不過，他又明顯低估了人民解放軍的意志和執行力，多次催促后，王康年最終還是按清單提供出所有藥品，只是，這些藥品卻都是假冒偽劣、以次充好的殘次品和未經消毒的衛生用品。結果不言而喻，藥品一經送到前線便釀成了戰場悲劇。

受傷乃至危在旦夕的志愿軍戰士不僅未能得到緩解和救治，反而加速了原有傷口的感染，輕者進行截肢保命，嚴重者則直接因此而死亡。放到現在，這樣的醫療事故也足以令人觸目驚心，更別說是在全國上下團結一心、同仇敵愾的衛國之戰期間了。

性烈如火的志愿軍司令員彭老總拿著這些“黑心產品”找到代總參謀長聶老總，聶老總又找到了教員。最終，盛怒之下的教員也下達了最嚴肅的徹查令，責成羅瑞卿與陳毅配合查處不法奸商并堅決繩之以法。可想而知，幾位共和國元勛在面對我軍戰士未能倒在戰場血泊中而在黑心商人手中殞命的血淋淋現實時那種撕心裂肺的痛惜和憤慨……

最終，經上海公安部門介入調查以及大康藥房的滕仲寧和馬維善兩名員工主動交代王康年的不法罪行后，這位怙惡不悛、肆無忌憚的奸商最終于1952年2月被公安部門以腐蝕干部、偷竊國家資金、騙取志愿軍購藥巨款等罪名依法逮捕。

被逮捕后的王康年

當然，因為涉及王康年此前大肆行賄當地干部的行為罪名，因此教員特別強調要對牽扯其中的貪污腐敗人員連根拔起、一并查處，也正是基于王康年案涉及面廣、程序復雜的現實考量，最終處理結果直至一年后才得到上海法院部門的正式宣判。

正所謂“法網恢恢，疏而不漏”，王康年于1953年2月28日以偷稅漏稅、賄賂國家工作人員和盜騙國家財產等三項罪名被判處死刑，并于當天立即執行。

奸商王康年得到了應有的下場，除了給予其他一批鋌而走險的不法商人們一個強有力震懾之外，也算是給到了戰場犧牲的志愿軍戰士們一個最莊嚴肅穆的告慰吧……

影視作品中的志愿軍戰士

如今，再度回想起教員在面對戰火硝煙、蒼生疾苦時揮筆寫下的豪邁詩篇時，更能感受到老人家對捍衛人民主權的決心和意志：

“遍地哀鴻滿城血，無非一念救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