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長官，家中米缸要見底了。”1949年深秋的北京胡同里，張治中裹著舊棉袍叩開傅作義宅門，寒風中這句話說得輕，落在石板路上的分量卻重。剛投誠的原華北剿總司令怔了怔，轉身吩咐副官取來兩封銀元，金屬碰撞聲在寂靜的院落里格外清脆。

這番場景被胡同口曬太陽的老太太瞧見，成了四九城里流傳月余的談資。誰也沒想到，曾在重慶談判時與毛澤東共飲茅臺的原國民黨陸軍上將，會在新政權眼皮底下為生計犯愁。更令人意外的是，兩個月后周恩來在政務院會議上突然拍案： “馬上撥六千元給文白先生，要快！”

時間倒回1924年的黃埔軍校，周恩來與張治中初遇便結下不解之緣。彼時擔任政治部主任的周恩來常穿褪色中山裝，而教育長張治中的黃呢軍裝永遠筆挺。某個悶熱的午后，兩人在珠江邊散步時談起時局，周恩來突然駐足： “文白兄覺得，穿軍裝的和穿布衣的能成真朋友嗎？”張治中摸著锃亮的銅紐扣苦笑： “潤之先生說過，階級不同也能同志。”

這番對話在二十五年后顯出深意。當張治中決定留在北平，南京方面扣留了他全部家當。北平東四六條的宅院里，張家十口人擠在三間廂房，連取暖的煤球都要數著用。傅作義借出的二百銀元，在物價飛漲的1949年只夠維持半月開銷。

周恩來得知此事時正在批閱西北剿匪戰報，鋼筆尖在紙上洇出墨團。他叫來秘書下達指示前，特意叮囑： “別說是我個人的意思，就講這是組織對民主人士的關懷。”這筆相當于當時高級干部十年工資的巨款，最終以 “特別補助”名義送到了張家。有意思的是，匯款單上收款人寫的是張夫人洪希厚，周總理的細膩可見一斑。

兩人的情誼早在1925年就埋下伏筆。周恩來與鄧穎超在廣州結婚時，張治中悄悄往新房塞了五塊大洋——那是他半個月的薪餉。二十四年后，當張治中的女兒張素我留學英國急需學費，周恩來特批外匯額度時笑道： “當年那五塊大洋，現在該算復利了。”

北平和平解放初期，像張治中這樣的起義將領處境微妙。毛澤東曾在中南海宴會上半開玩笑： “文白先生現在是無產階級了，我們共產黨最擅長搞無產階級革命。”話雖如此，當張治中提出想去琉璃廠淘換舊書時，警衛員發現總有三五個便衣默默跟在黃包車后。

1950年春，張治中拄著拐杖走進政務院會議室，腿疾讓他額頭沁滿冷汗。周恩來見狀立即中止會議，當著眾人面蹲下為他揉捏膝蓋。這個畫面讓在場干部面面相覷，卻讓張治中紅了眼眶。后來蘇聯專家診斷他患的是股骨頭壞死，周總理特批進口藥物時加了句： “用我的保健費。”

新疆和平解放協議簽字那天，張治中握著鋼筆的手不住顫抖。他想起1945年在迪化與周恩來徹夜長談，窗外是茫茫戈壁，案頭是攤開的地圖。周恩來當時用紅鉛筆圈出伊犁河谷： “將來這里通了火車，文白兄可要帶我去吃哈密瓜。”十年后蘭新鐵路通車時，張治中托人捎去整筐哈密瓜，附的信箋上只寫： “君諾已踐。”

晚年的張治中住在北京西總布胡同，書房墻上掛著周恩來親筆題寫的 “風雨同舟”。每月5號必有工作人員送來時鮮果蔬，說是 “組織上照顧”，但張家人都清楚緣由。1969年張治中逝世時，病榻邊的錄音機里循環播放著周恩來在追悼會上的悼詞錄音——那是在特殊年代里，一位共和國總理能做的最后致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