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知不滿19歲的新娘被羈押于看守所時，新郎曾建兵已經為這次“閃婚”花了三十多萬元。

短短40天，相約一起好好過日子的新娘一去不返，因涉嫌詐騙被刑拘；往日盡顯耐心的婚介人員態度驟變，在曾承諾“媳婦跑了會兜底”的辦公室里對他怒吼：“隨便告！”

《中國新聞周刊》調查發現，自2023年起，部分婚介機構以“跨省閃婚包成功”為賣點，組織男女雙方快速登記結婚，整個流程被嚴格控制在3至7天。在這一模式下，一方通常支付高額彩禮和服務費，另一方中的部分人卻在短暫同居后借故離開，拿著彩禮一去不返，有的甚至成為刑事案件。

今年2月底，最高法發布的第二批涉彩禮糾紛典型案例中，披露了一起婚介機構以提供“閃婚”服務為名收取高額服務費的案例。最高法民一庭負責人表示，“閃婚”往往伴隨閃離，繼而引發離婚糾紛、服務合同糾紛等訴訟。如果一方以締結婚姻作為哄騙的噱頭，實則讓對方陷入對未來長久共同生活的錯誤認知，從而心甘情愿掏錢，則已構成婚騙。

圖/視覺中國

與18歲新娘“閃婚”

29歲的曾建兵是江西南昌進賢縣人，大專畢業后在南昌夜市做燒烤生意。相親四五次無果后，著急的父親求助當地紅娘。

紅娘推薦曾建兵去貴州“閃婚”，并強調自己與貴州一家婚介機構長期合作，已成功促成多對，“本地女孩難找，那邊女孩家里窮，都是踏實過日子的，絕不會跑，跑了找我”。

與動輒三四十萬元的本地娶妻開銷相比，紅娘承諾“閃婚”總花費只需十幾萬元，且女方婚后還能將彩禮帶回夫家，這讓曾家父子動了心。

這樣的故事在全國多地不斷上演。跨省“閃婚”中介田鵬（化名）告訴《中國新聞周刊》，那些社交圈窄、不擅長談戀愛的男性靠親友介紹，很難結婚，“閃婚”則跳過戀愛環節，直接邁入婚姻。至于愿意“閃婚”的女方，則是希望借此找到條件更好的男性，“當然也不能排除有的就是借‘閃婚’騙彩禮”。

2024年6月23日，曾建兵隨老家紅娘抵達貴州嬋娟婚姻服務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嬋娟公司”）。他明確要求女方不能有負債和文身。在他看來，“閃婚”意味著無法深入了解女方。他更看重這些可核查的生活跡象。

僅用兩天，他就和一名離異女子進入了婚檢階段。不過女方突然反悔，婚事告吹，感到挫敗的曾建兵萌生退意。更讓他動搖的是不斷飆升的“閃婚”費用。男方紅娘原本承諾的包總費用十幾萬元，如今僅夠支付彩禮，嬋娟公司和女方紅娘總計12萬元的服務費需另繳。

為了讓曾建兵打消回家的念頭，嬋娟公司和男方紅娘輪番上陣：“本地找對象要30萬元，別浪費錢去談戀愛，結了婚兩人掙錢更快”“女方騙婚我讓她坐牢，錢都會賠給你”。兜底的承諾讓曾建兵留了下來。

兩天后，18歲零3個月的齊暢（化名）出現在曾建兵面前。“第一印象是溫柔，看著挺懂事。”曾建兵對《中國新聞周刊》回憶，齊暢自稱有初中學歷，在美容店上班，是單親家庭的獨生女。“她說自己想找個對她好的人。”

齊暢未達法定婚齡，曾建兵卻沒有在意，他更看重的是能否進入事實婚姻繼而懷孕生子。兩人達成“先結婚再培養感情”的共識后，次日即決定“閃婚”。

婚事迅速推進，一系列協議和款項支付流程隨之展開。這些協議的主要關切，是保證女方婚后不會輕易離開。

2024年6月29日，曾建兵與嬋娟公司簽訂了《婚姻介紹服務協議》，約定若因女方導致婚姻無法繼續，嬋娟公司承諾協助追回彩禮并繼續提供相親服務，不另收費。

除了嬋娟公司的擔保，曾建兵還與齊暢簽訂了多份協議。《婚后承諾書》和《婚約協議書》中要求，女方不得產生異心，不得無事生非；若非法定理由提出離婚，須退還彩禮并賠償損失。《婚姻補充協議》則進一步提高女方的退出成本：如隱瞞婚史、騙婚或借婚姻牟利，須退還所有費用并雙倍賠償。

按照婚介設定的流程，結婚證的領取是彩禮支付的關鍵節點。由于齊暢未達法定婚齡，婚介公司安排兩人簽署補充協議，約定在齊暢滿20歲后的10個工作日內領證。同時，彩禮款也被拆分為分批支付：先付15萬元，領證后再補5萬元。

隨著婚事敲定，曾建兵共支付了27萬元現金：齊暢拿走15萬元彩禮；嬋娟公司拿走6萬元，其中也包括嬋娟公司支付給男方紅娘的費用；女方的三位紅娘共分得6萬元。值得注意的是，這三位紅娘來自兩家不同的婚介公司，層層牽線，將齊暢最終帶至嬋娟公司。

江蘇竭能律師事務所律師林靜怡曾代理及接受咨詢20余起相關案件，她在接受《中國新聞周刊》采訪時指出，婚介公司依托全國紅娘網絡層層轉介，“最終匹配到男女雙方時，往往涉及多個中間方”，每一環節均參與分成。田鵬則表示，每撮合一對，紅娘可獲得兩三萬元服務費，行業頭部紅娘年收入可達兩三百萬元。

是“騙婚”嗎？

帶著齊暢回到南昌，曾建兵發現一切都和想的不一樣。

回南昌的當天，曾建兵發現了齊暢身上的文身，那是他反復向婚介明確表示不能接受的底線；他希望齊暢能跟自己一起備貨出攤，但齊暢“日夜顛倒，天天在家抱著手機玩游戲、看直播，光吃不做”；他想盡快備孕，齊暢并不愿意與他親近，且在手機上喊另一個男人“寶貝”。

曾建兵多次找嬋娟公司，希望對方能出面協調。對方總說：“女孩還小，多哄著點，急不得。”

婚后第40天，齊暢稱父親病危，她要回貴州探望，并向曾建兵要了2000元路費。半個月過去，齊暢沒有回南昌，也沒有按約定通過視頻通話向曾建兵展示岳父的病情。曾建兵趕到貴州，得知齊父并無重病。他對齊暢提出：“過不下去就別過了，把15萬元彩禮退了。”

齊暢一口答應，但表示“手頭沒錢”，愿意寫借條。曾建兵提議先退幾萬元，余款分期退還，齊暢堅持“錢已經花完”。

協商無果后，曾建兵報警。2024年9月25日，齊暢被刑事拘留，一個多月后因涉嫌詐騙罪被批捕。警方告知曾家，就在與曾建兵“閃婚”的一個月前，齊暢以同樣的方式“騙取”了浙江一男子的彩禮并被該男子報案。

曾家也曾聯系過齊暢的父親，對方回應此事與自己無關，“別來找我，我沒拿一分錢，誰做的誰負責”。

在互聯網上，不少人抱怨遭遇了類似的事。在一個微信群中，有7名受訪者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因“閃婚”后新娘一去不返，他們的損失超過30萬元。“我想著和做買賣一樣，出錢能夠辦成事，沒想到最后是人財兩空。”一名受訪者說。

在他們眼中，女方與婚介機構的行為都屬于“騙婚”，報警并要求警方以“騙婚”的罪名立案，便成為他們最直接的訴求。

不過，不同的行為，在法律上作何認定也有所不同。2023年4月8日，江西上饒的江永平通過當地“珍姐婚介服務公司”與已育有一女的陳莉娜（化名）視頻相親。三天后，貴州一見傾馨婚介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一見傾馨公司”）帶著陳莉娜及其紅娘來到上饒，與江永平見面。

當天，兩人領證結婚。江永平向一見傾馨公司支付20.2萬元現金，款項涵蓋女方彩禮、婚介服務費及介紹人費用。收據載明，無論婚介公司給女方多少彩禮，男方都同意，剩余部分為婚介公司服務費，男女雙方介紹人的介紹費，今后無論何種情況，都不用退還。

但婚后的情況迅速轉變。“女方跟我過了半個多月，回娘家后就不愿回來，中間喊回來待了一周又走了。”江永平對《中國新聞周刊》表示，陳莉娜此后多次以自己是“失信被執行人無法購票”為由拒絕返回，自己考慮到對方有孩子選擇理解，“直到年底想喊她回來辦酒都不回來，這才反應過來被騙了”。

更令江永平不滿的是，結婚次日，他才得知陳莉娜有5萬元債務。兩個月后，他收到催收短信，向陳莉娜確認時，“她先說欠8萬元，后來又說欠15萬元”。

“她既不回來跟我過日子，也不提離婚，在娘家還不斷跟我要錢。”江永平認為，女方隱瞞其債務情況，又持續索取財物卻不共同生活，已涉嫌詐騙。

針對江永平的指控，陳莉娜予以否認。她對《中國新聞周刊》說，自己不愿回男方家，是因江永平父母對她照顧與前夫育有的女兒多有挑剔，令她心情不暢。加之江永平未兌現購房承諾，婚后需與其父母和兄長一家同住，生活缺乏獨立空間。

江永平選擇報案，派出所民警告訴他，這屬于家庭矛盾糾紛，不予立案。事實上，現實中有多位男性因“閃婚”短暫同居后妻子一去不返而報警，均被告知是“民事糾紛”。

多名法學界人士指出，我國法律中并無“騙婚罪”，司法實踐通常以詐騙罪處理，其構成須具備“非法占有目的”，并實施了“虛構事實或隱瞞真相”騙取財物的行為。

廣東某地一位刑警向《中國新聞周刊》解釋，公安機關受理難，是因為要排除出錢的一方試圖借刑事控告索回正常給付的彩禮。更關鍵的是，婚戀中的經濟交往與“非法占有”的界限模糊，要判斷女方是否有非法占有財物的主觀故意，并不容易。

一名擅長刑民交叉案件的前法官也向《中國新聞周刊》指出，騙婚往往更接近“套路貸”的邏輯，行為人會留下大量貌似正常的婚戀證據，手法專業，刻意規避關鍵風險點，形成“合法”外衣，增加偵查難度。此外，公安機關對此類民刑交叉案件比較慎重，不會輕易介入。

“區分糾紛和詐騙可以通過客觀證據，如了解女方是否多次實施類似行為、是否虛構身份條件、是否同婚介機構共謀等加以推斷。”上述刑警指出。

但這些證據往往難以固定和搜集，一些人還會進一步偽裝。“例如，隱瞞事實的一方會主動給對方寫欠條，將占有的性質轉化為民事借貸關系。”林靜怡說。

此外，多位受訪的“閃婚”當事人還告訴《中國新聞周刊》，他們也嘗試過以婚介公司不當經營為由向當地市場監管局投訴，訴求被推至民政局，民政局又建議他們找工商局，每個部門的答復都如出一轍：“不屬于職責范圍。”

在公安機關不予立案、行政投訴無果的情況下，不少當事人往往只能通過民事訴訟追回彩禮。

最高法民一庭有關負責人曾指出，若雙方已登記結婚，法院在判斷是否屬于騙婚時需考察婚后共同生活情況。但婚姻的私密性常導致雙方各執一詞，這對當事人的舉證標準和法院的認證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2024年5月30日，江永平起訴離婚，主張陳莉娜騙婚，并要求其退還彩禮及婚姻存續期間的轉賬支出。然而，由于彩禮款項由婚介公司收取后再轉交予女方，庭上，陳莉娜否認收款。法院最終判決兩人離婚，并指出彩禮問題涉第三方婚介公司，要求另案主張。

“我確實收到彩禮，但不會退。”陳莉娜對《中國新聞周刊》表示，“我并不想離婚，是男方主動提的，至于他能從婚介那兒要回多少，跟我無關，他要是覺得不合理可以去法院告。”

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原法官虞偉華告訴《中國新聞周刊》，涉騙婚案件審理難點在于證據認定難、法律適用模糊。法院無法主動取證，受害人又難以證明對方的非法占有意圖，使其在舉證上處于劣勢，“公安不立案，法院更難轉為刑事處理”。

中介需負責嗎？

向女方追討彩禮未果，曾建兵和江永平都不約而同地轉向了婚介公司，要求其退還服務費。

在得知齊暢因涉嫌詐騙被刑拘后，嬋娟公司表示可向曾建兵退還6萬元服務費，前提是曾家簽署協議，承諾不再追究其責任。

江永平則以合同糾紛起訴了婚介公司。判決書顯示，江永平向一見傾馨公司支付了9.4萬元的服務費，法官考慮到婚介公司在服務過程中提供信息、來回奔波等合理費用，判其返還江永平服務費7.4萬元。

不過，到目前為止，江永平未收到一分錢退款。在他看來，從一開始，他便落入了婚介公司的套路。

“閃婚”機構前員工高莉（化名）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婚介公司在尋找“閃婚”對象時，對男女雙方的要求并不對等。男方須具備房、車，彩禮標準要高于本地幾萬元；女方則沒有太多要求，且多是負債、離異者。多位從業者透露，這類女性多指望用彩禮償還債務，促成“閃婚”的成功率較高。

高莉透露，現實中，男方見到的相親“女嘉賓”未必真實，婚介員工有時會假扮女方騙取“見面費”。

夸大甚至隱瞞信息是部分婚介機構撮合的重要手段。

婚介公司通常對女方稱，已核查過男方的房產證、機動車行駛證，甚至掌握房產均價、裝修、是否與父母同住等情況，以保證男方資料屬實。

但多位受訪男性表示，他們從未被要求提供任何資產證明，在填寫個人信息時，“資料有點夸大，沒人問也沒人查，全靠一張嘴”。例如小本生意的個體戶被包裝成“廠二代”，月工資3000元被包裝成月入過萬。有受訪的“閃婚”女性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婚后不到20天，她就發現男方負債數十萬元且無穩定工作，繼而提出離婚。

對男方，婚介也承諾對女方“深入了解”。但有受訪女性稱，自己曾主動說明有十多萬元負債，婚介表示“這不影響”。

白紙黑字的合同被男女雙方視為“定心丸”，但現實遠非如此。

對女方，合同通常注明：男方所付彩禮及“五金”屬自愿無條件贈與，永遠不得撤銷，且女方享有婚介一年“法務支持”， 一旦男方家暴、酗酒、賭博、出軌，婚姻立即解除，婚介可協助取證起訴離婚，確保彩禮不受損失。不過，有“閃婚”女性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她在領證當天發現丈夫疑似不忠后求助婚介，對方卻極力勸和，“一直讓我忍忍”。

對男方，合同通常會寫明：女方不得隨意外出，外出需經過男方父母同意。若無故出走或未按時返回婆家，視為主動放棄婚姻，彩禮須無條件退還。不過，當妻子一去不返后，他們拿著這紙合同咨詢律師才知道，合同中限制人身自由的條款無效，“領了結婚證，想要全額退還彩禮幾乎不可能”。

他們多會轉而起訴與婚介之間的合同糾紛。但田鵬直言，“我們提供了服務，肯定不可能全退，能退80％服務費已是極限”。

從司法實務來看，責任劃分確實比表面所呈現的更加復雜。北京德和衡（廣州）律師事務所律師董娟告訴《中國新聞周刊》，部分機構若深度參與甚至主導“閃婚”，或與其中一方形成利益共享關系，過程中存在虛假宣傳、誘導支付高額費用、故意隱瞞婚姻目的等行為，其性質已難歸為單純的中介服務。

她進一步解釋，若婚介隱瞞文身等不影響婚姻目的的信息，通常屬合同違約；若涉及身份造假、婚史隱瞞等嚴重失實行為，誘使對方支付高額費用，則可能構成合同欺詐；若與其中一方串通，以結婚為名騙取彩禮或服務費，并與其瓜分所得，行為則可能構成合同詐騙，涉嫌刑事犯罪。

安徽宿州市公安局埇橋分局偵破的一起涉案超千萬元的特大跨省組織婚姻詐騙案，便是其中的典型。去年5月，數名男性到該局報警稱，經宿州“紅線團婚戀中心”介紹與云南女子“閃婚”，短暫共同生活后女方離家失聯，造成高額服務費和彩禮損失。

兩名涉案女子向警方供述，她們是經云南媒人介紹前往宿州，與婚介公司安排的“指定對象”相親、短暫同居后領取報酬返鄉。警方調查發現，該婚介公司自2020年起，通過云南本地媒人招募年輕女性，并承諾：只要愿意赴安徽相親并在男方家象征性短住一段，即可獲得數萬元報酬，若不愿繼續生活可借故離開。女方離開后，婚介便安排男方與另一位女子見面，有時還會再次收取男方彩禮費用。一旦男方表示報警，婚介便退還部分費用。

不過，在現實中，除了此類明確涉嫌詐騙的婚介公司會受到嚴懲，一些婚介公司的追責、追償較難落實到位。

上文提及的“閃婚”男性社群中，三位群成員表示，去年1月經貴陽的同一家婚介公司牽線，與女方登記結婚，待2月婚姻破裂前往該公司交涉時，發現其已搬走。

林靜怡說，部分婚介公司因官司纏身，或注銷公司，或將法定代表人更換為“老賴”，“最終的結局是贏了官司，卻拿不到錢”。以江永平簽約的一見傾馨公司為例，其法定代表人已三度被納入失信被執行人名單，最新一次發生在今年3月13日。而吊詭的是，該公司的業務范圍還在不斷擴張。

追償無門的另一困境是，部分服務款項是現金支付，且早已分給多位紅娘。林靜怡代理的一個案件便是這種情況，服務費被拆分給多位紅娘，當中一位紅娘簽名是假的，手機號也不是實名認證的。“你都不知道這個人是誰，上哪兒去找？”即使起訴到法院，也因傳票無法送達令訴訟受阻。

另外，現實中還有一種常見狀況，即實際收款人與牽線者之間的關系錯綜復雜。林靜怡說，收款人既非婚介公司法定代表人也不是婚介公司在職員工，而是與婚介公司不相關的第三人。這令起訴主體難以確認。

記者：解雪薇

編輯：徐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