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70年12月報名當兵的。那時候當兵是件特別光榮的事，部隊里表現好能提干，退伍后還給安排工作，所以每個征兵名額都有幾十號人搶。我們家就我一個兒子，按當時的政策本來沒資格報名，急得我整天在屋里打轉，一整天水米沒沾牙也不覺得餓。

還是我娘有辦法。她把我上學那會兒得的獎狀全翻出來，厚厚一沓抱到征兵干部跟前。村支書也在旁邊幫腔，說這娃從小就是好學生。就這么著，我愣是拿到了入伍通知書，胸口別上大紅花那天，我娘眼眶都紅了。

新兵連在青海，頭三個月訓練是真苦。每天天不亮就出操，晚上睡覺渾身酸得像散了架。分到連隊后才發現，指導員、連長這些領導其實都挺和氣。部隊生活真是把時間掐得準準的，早上六點起床號，晚上十點熄燈號，中間除了訓練，還得幫廚種菜喂豬。我這人閑不住，軍裝袖子總比旁人先磨破，膠鞋也補過好幾回。

可能因為我肯下力氣，當兵三個月就入了團。第二年十月，和我同批的兵里頭，我頭一個入黨。指導員和班長當的介紹人，入黨那天我攥著拳頭念誓詞，手心全是汗。四年下來，我拿了四次連隊嘉獎，還當過營里的模范團員。

七二年冬天跟著營長去接新兵，訓練場上那些小伙子個個精神。營長背著手轉了兩圈，回頭沖我直點頭："這批兵帶得不錯。"那時候真覺得在部隊能干一輩子。
變故是從七四年開始的。營里要組建汽修班，突然把我從文書崗位上調走，帶著幾個新兵去地方學修車技術。指導員那陣子總黑著臉，有回開會直接說："有些人這山望著那山高。"我知道他嫌我不安心當文書，可這事又不是我能做主的。

1975年開春，我請假回家探親，老家變化大得認不出。村里通了電，公社開了磚廠，幾個發小都進了供銷社。回部隊那天，指導員聽說我要退伍，叼著煙卷冷笑："要走也行，退伍名單可沒你的份。"我直接把鋪蓋卷往他面前一放："超期服役都兩年了，我哪兒也不去，就要回家。"

臨走前指導員破天荒找我談話，塞給我五十塊錢，說是胃病補助。那會兒退伍費統共才九十塊，我捏著錢站了半天，到底也沒問出他到底想說啥。
四十五年后，我去四川看老營長，老人家頭發全白了，見面就拍大腿："劉安民、董雷武都是我帶出來的兵，你當年咋說走就走了？"我端著茶杯笑笑沒接話。劉安民是我老鄉，董雷武是汽修班的兵，他們后來都提了干。

1975年3月，我退伍回到村里才知道，從我們這茬兵開始，農村兵退伍不安排工作了。公社倒是挺照顧，讓我去社辦企業當會計。那時候身份叫"亦工亦農"，農忙下地干活，閑時在廠里做賬。

1981年分田到戶，我家分了七畝地。頭回在自己地里干活，麥子長得格外好，坡地從畝產百來斤漲到五百多斤，平地能打上千斤。
送公糧那幾年是真苦。六月天拉架子車走二十里土路，汗珠子砸在地上能冒煙。可看著糧站的人往本子上蓋章，心里又覺得踏實——莊戶人家，給國家交糧是天經地義。

后來調到鄉企辦管了十三個廠子，白天跑企業，晚上自學會計。那些年鄉鎮企業紅火得很，我們鄉從十五家發展到二十二家，村里也辦起石灰窯、磚瓦廠。鄉親們農閑時有活干，家里總算能見著現錢。
1987年趕上稅務局招人，朋友舉薦我去收零散稅。這活計不好干，街邊擺攤的、跑運輸的，見著收稅的就躲。好在我對鄉鎮情況門兒清，五年收了上百萬稅款，連局長都夸我會辦事。1991年局里特批我參加招干考試，三十好幾的人跟小年輕坐一個考場，最后還真考上了。
要說這些年最管用的，還是部隊養成的習慣。每天早起跑步，五十歲還能在區局登山比賽拿第二。地里的活也沒撂下，退休前年年自己種麥子。兒女們老勸我歇著，可我覺著人活著就得動彈。如今每月領著退休金，醫保卡揣在兜里，閑時翻翻當年的軍裝照，這輩子也算沒白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