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4月16日，美國總統特朗普出人意料地親自參與美日貿易談判，并要求將駐日美軍費用等議題納入討論范疇。與此同時，美國副總統萬斯接受歐洲媒體UnHerd的深度專訪，表達華盛頓重塑全球秩序的決心。這位因公然怒斥歐洲、貶低中國人為“鄉巴佬”等事件而屢屢引發爭議的副總統，在采訪中試圖軟化其此前指責歐洲“搭便車”的強硬言論，強調自己“對歐洲及其人民懷有深厚感情”。尤引人關注的是，他暗示美英正在磋商一項重要貿易協議，此言論迅速引發倫敦金融市場波動。

萬斯有意引用法國戴高樂的觀點，認為歐洲不應長期成為“美國的安全附庸”。這種要求盟友自主的立場，與他為特朗普政府關稅政策的辯護形成鮮明對比——他堅稱美國必須通過貿易壁壘重塑全球經濟平衡。這一矛盾性表態揭示出特朗普外交的本質：通過經濟杠桿來重構國際秩序，以美國利益為核心來重新定義盟友關系。

在烏克蘭問題上，萬斯直接駁斥澤連斯基對美方的指責“荒謬至極”，強調需要"從戰略角度認清現實"，尋求符合美國利益的和平方案。當被問及如何評判關稅政策成功與否時，他明確表示“美國亟需推動貿易關系的根本性再平衡”，期待看到“美國貿易逆差占GDP比重顯著下降，實現貿易結構的戰略性調整”。

此次專訪不僅勾勒出“特朗普—萬斯政府”極具爭議的外交政策輪廓，更揭示美國進行全球力量重組的關鍵節點，凸顯其以強硬單邊主義姿態重新定位自身角色。為便于國內各界了解域外動態、把握形勢之變，歐亞系統科學研究會特譯此文，供讀者批判性閱讀。本文原刊于Unherd，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

美國副總統詹姆斯·戴維·萬斯（JD Vance）自上任以來首次接受歐洲媒體UnHerd的深度專訪，與資深編輯索赫拉布·阿赫馬利（Sohrab Ahmari）談及諸多重要議題。此次會談內容于周二迅速占據英國、歐洲和美國各大媒體頭條。尤其是關于美英可能達成新貿易協議的信息，不僅引發倫敦富時指數（the FTSE）應聲攀升，還贏得了英國首相斯塔默政府的積極回應。我們現將這場對話的完整文字實錄呈現給讀者，為保證內容清晰易懂，編輯部僅對原文作了最小程度的修訂。

阿赫馬利（Sohrab Ahmari）：副總統先生，請允許我直奔今日熱點：想必您已關注到澤連斯基總統近期表態，稱您“變相”為普京的行動“開脫”。對此，您有何看法？烏克蘭方面以這種方式與特朗普政府溝通，您認為是否妥當且有建設性？

萬斯（JD Vance）：這種做法毫無建設性。我注意到了這些言論，在我看來，澤連斯基的指責完全錯誤。我曾多次嚴厲譴責俄方，但與特朗普總統立場一致，我也主張從戰略角度認清現實：要終結沖突，必須深入理解俄烏雙方各自的戰略訴求。這絕非在道義上為俄羅斯辯護，而是必須洞悉雙方的戰略底線——既要明白俄方的紅線所在，也要清楚烏克蘭希望從沖突中獲取什么。唯有如此，才能推動和平談判取得實質進展。

這正是總統過去幾個月來不懈努力的方向。說實話，我認為澤連斯基指責當前全力支撐其政府運轉和軍事行動的美國政府偏袒俄羅斯，這種說法荒謬至極。正如總統所言：“我們不站在任何一方，我們只站在美國一邊，而我們堅信，實現和平才是最符合美國國家利益的選擇。”

阿赫馬利：跳出烏克蘭議題，近期發生的一系列事件已讓不少歐洲人士斷言您對歐洲懷有敵意。您認為這種評價客觀公允嗎？若非如此，對于那些歐洲領導人，包括一些右翼陣營的人士，他們中有人認為“這位副總統顯然無法看到我們的任何積極面，只是不遺余力地在公開場合，甚至在與政府其他高層的私下交流中持續抨擊我們”，對此您有何回應？

萬斯：這種看法絕對不符合事實。我對歐洲及其人民懷有深厚感情。我曾多次強調，美國文化與歐洲文化是血脈相連、不可分割的整體。美利堅合眾國的形成，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歐洲的哲學思想、神學傳統，當然還有源源不斷的移民浪潮......我欣賞歐洲多元文化的魅力，也深信歐洲為世界文明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然而，我也不得不指出，歐洲領導層在某種程度上有些因循守舊，未能與時俱進。他們感到震驚的原因，恰恰是我們坦率直面新的戰略現實。當前，有幾個關鍵因素正在同時發揮作用。

首先，我們感到極為失望——這里的“我們”指的是我本人、總統，以及整個特朗普政府團隊。歐洲民眾長期以來一直明確呼吁實施更為務實的經濟和移民政策，然而歐洲各國領導人卻在一次次選舉過后，持續向民眾提供與選民意愿背道而馳的政策。這一點令我格外擔憂。當民眾反復要求控制移民規模，而他們的領導人卻反其道而行之，不斷擴大移民數量時，西方整個民主體制就面臨崩潰的危險。顯然，這其中既有經濟層面的考量，也有文化因素的影響。但我認為最根本的是，選民擁有決定自身命運的權利。

我說這些話是以真誠的朋友身份，而非指責者的姿態說“你們徹底搞砸了”——我是作為一個真心尊重并熱愛歐洲的人在發表看法。在21世紀能夠立于不敗之地并繁榮發展的關鍵，就在于積極回應民眾在移民問題上的真實訴求。坦率而言，這正是美歐領導層在近半個世紀中共同失誤之處。我想說的是：“正如特朗普總統認真對待美國選民關切一樣，我們也熱切期盼我們的歐洲伙伴能夠認真傾聽他們民眾的心聲。”

我剛才提到存在兩個關鍵問題。第一個就是移民議題——如何在21世紀制定一套合理可行的移民政策，這實際上是當前西方社會眾多爭論的核心所在。我們的歐洲伙伴現在面臨的挑戰，與我們美國人正在應對的問題本質上別無二致。

第二個問題則關乎安全格局。現實情況是——這話說得直白，但確實如此——在我的整個人生中，歐洲的安全防御體系一直依賴美國的財政支持。二三十年前，歐洲還擁有眾多強勁的軍事力量，至少足以保衛自己的國土安全。而如今，到了2025年，除了英國、法國和波蘭等少數國家外，歐洲大多數國家已不具備足夠的軍事實力來提供基本的自我防衛。然而，正是這些少數例外國家的存在，恰恰凸顯了一個普遍現象：歐洲領導層在安全領域的投入嚴重不足，這一狀況亟待改變。這種變革勢在必行，部分原因是美國需要將戰略重心轉向亞洲地區，專注于我們在那里的國家安全利益。

但我還要強調，讓歐洲永遠處于美國安全保護傘下的附庸地位，對歐洲本身而言絕非長久之計。令我深感詫異的是，當我表達這些觀點時，一些歐洲領導人竟如此激烈反應，殊不知我不過是在呼應一位歐洲偉人——夏爾·戴高樂將軍的理念。我相信戴高樂深愛美利堅合眾國，盡管他與美國確有一些政策分歧。但他早已洞察到我同樣認識到的事實：歐洲若長期淪為美國的安全附庸，這既不符合歐洲的根本利益，也與美國的戰略利益背道而馳。

阿赫馬利：但不可否認，我們美國人也從這種現狀中獲得了巨大利益，不是嗎？即便歐洲各國對華盛頓的某些外交政策抱有異議，他們最終還是選擇了與美國站在同一陣營。拋開外交辭令，坦言相告：歐洲若真正實現高度獨立，對美國而言，難道不會是一個相當棘手的局面嗎？

萬斯：我深信美歐兩大洲將繼續在經貿與安全領域保持繁榮互利的伙伴關系。歐洲更為獨立自主對美國而言絕非壞事——恰恰相反，這對美國有百利而無一害。縱觀歷史，坦言之，英法兩國在蘇伊士運河危機中與艾森豪威爾的立場分歧，事實證明他們的判斷更為明智。就我個人較為熟悉的案例而言，我認為眾多歐洲國家對美國入侵伊拉克的質疑立場是完全正確的。坦率地說，若當時歐洲能更加獨立自主，更勇于堅持己見，或許全世界就能避免因美國主導的伊拉克戰爭而帶來的戰略災難。

一個更具獨立性的歐洲，無疑會帶來更多對話與交流，有時甚至是更激烈的辯論。然而，我認為上世紀五六七十年代的美國人從未因存在實質性分歧而質疑法國是否為真正盟友。我認為，盟友之間存在不同意見本就無可厚非。這正是我期待歐洲所扮演的角色——一個真正的盟友，一個強大而獨立的伙伴。當然，我也希望每個歐洲國家都能成為獨立自主且實力雄厚的盟友。我絕不希望歐洲只是一味遵從美國的指令行事。這既不符合歐洲自身利益，同樣也無益于美國的長遠發展。

阿赫馬利：美英之間是否有一項貿易協議正在籌備之中？是否會在整體關稅框架下，為這一特殊盟友關系開辟一條“綠色通道”？您認為這有可能在斯塔默政府執政期間實現嗎？

萬斯：我們正與斯塔默政府展開積極而富有成效的合作。總統對英國懷有由衷的敬意與情感。他一直深深敬重已故女王陛下，同樣也對現任國王陛下抱有崇高的敬意和友好情誼。這是一段極為重要的雙邊關系。此外，總統本人作為一位成功的商界人士，多年來一直與英國保持著密切的商業往來。但我認為，美英關系的基礎遠比這些更為深厚。兩國之間存在著深厚的文化紐帶和價值共鳴。歸根結底，美國本質上是一個英裔國家：我們的法律體系、文化傳統和核心價值觀，在很大程度上都源自于英倫三島數百年來的歷史積淀。

關于貿易協議，我們正與斯塔默政府進行積極而富有建設性的磋商。雖然我不想過早下結論，但我確實認為雙方很有可能達成一項互惠互利、符合兩國最佳利益的重要協議。與其他歐洲國家相比，我們正致力于構建更為平衡的貿易關系。事實上，我們與英國已經建立了相對互惠的貿易關系，這一點與德國等國家形成鮮明對比。盡管我們深切尊重德國，但不可否認的是，德國經濟高度依賴對美出口，同時卻對眾多希望打入德國市場的美國企業設置了諸多苛刻門檻。

正是基于這種公平原則的考量——這也是總統在貿易關系中特別關注的核心理念——我相信，在不預設任何結果的前提下，美國有望與歐洲各國建立更多互利共贏的貿易紐帶。我要再次強調，我們始終視歐洲為重要盟友。我們期待的只是一種歐洲能夠更加自主獨立的聯盟形式，而我們在安全與貿易領域的合作也將充分體現這一戰略思維。

阿赫馬利:您認為評判這一新關稅體系成功與否的關鍵指標是什么？設想三年后我們再次探討此話題，屆時您會以什么標準來判斷“任務已經圓滿完成”或者“我們已經在實現目標的道路上取得了實質性進展”？

萬斯:我們的戰略目標是全面降低貿易逆差。客觀而言，在某些情況下，貿易逆差存在其合理性。拿香蕉來說，美國本土不生產香蕉，因此我們自然會進口而非出口這種產品。從這個角度看，在特定產品類別，甚至與某些國家的貿易中，適度的貿易逆差是可以理解的。

然而，現行全球貿易體系導致美國在多元產品類別與絕大多數貿易伙伴間形成了大規模、長期性貿易逆差，絕大多數國家實際上是在利用美國國內市場來消化它們的過剩產能。這種狀況對美國國家利益造成了損害，削弱了美國制造業的競爭力，損害了美國工人的權益。更為嚴峻的是，從國家安全角度審視，一旦美國將來不幸卷入軍事沖突，這種局面還會削弱美國的軍事實力。

基于此，我們亟需推動貿易關系的根本性再平衡。展望未來幾年，我期待看到的關鍵成果是：美國貿易逆差占GDP比重顯著下降，實現貿易結構的戰略性調整。

阿赫馬利:過去一周，在關注金融市場走勢時，你是否曾經歷過心驚肉跳的時刻？或者查看自己的投資組合時，有沒有感到過揪心的不安？我提出這個問題，是基于我個人立場——我支持這些關稅措施，并且多年來一直倡導建立后新自由主義的全球貿易秩序。但我必須承認，即便如此，我仍不時會冒出“天哪，如果局勢徹底脫軌怎么辦”這樣的念頭。在過去這一周里，您是否也經歷過類似的疑慮？如果有，您又是如何調適和處理這些擔憂的？

萬斯:任何新體系的落地實施，本質上都會引發金融市場的神經緊張。總統始終保持高度一致的立場，強調這是一盤長遠的棋局。他真正希望的是重塑貿易平衡，讓美國工人和制造業從中受益。從根本上講，我們不能因為市場短期波動而動搖長期戰略方向。

當然，我們必須對商界反饋、勞工訴求以及債券市場信號保持敏感。這些都是確保政策成功實施必須權衡的關鍵因素。但我們的核心目標始終是政策本身的成功落地。眾所周知，沒有任何計劃能夠十全十美地執行，每項戰略都需要在實施過程中不斷調整。我們清醒地認識到，當我們致力于重塑全球貿易平衡時，其他國家必然會有所反制，而我們也需要相應做出回應。當我們在市場領域采取行動時，市場會產生反應，我們隨之也要做出應對之策。

我們充分意識到，我們生活在一個錯綜復雜的世界中，沒有任何一方的決策是靜止不變的。但我們的基本政策立場就是重構全球貿易平衡，我認為總統在這一點上一直保持著堅定明確的態度。

阿赫馬利:外界常將您描述為美國歷史上首位非常活躍于網絡社交的副總統。不過，你是否擔心自己發布的推文過多？

萬斯:（輕笑）這個職位確實帶來了諸多便利。但有一個無可爭辯的弊端——我實際上生活在一個與現實世界高度隔絕的“泡沫”中。身邊環繞著特勤人員，普通民眾幾乎不可能隨意接近我，這種情況可以說是完全不可避免的。

我將社交媒體視為一個雖不完美但卻實用的窗口，幫助我持續了解國家大局和民眾動向。當然，我還采取了許多其他措施來保持這種聯系，確保副總統職位固有的“隔離效應”不會切斷我傾聽民意的渠道。比起半年前，我現在花在推特上的時間確實少了很多，這對我自身可能是件好事。

但我必須格外努力地保持與外界的聯系，因為白宮、西翼（白宮西翼被視為白宮權力中心，內有總統橢圓形辦公室、內閣會議室、戰情室等，東翼主要是第一夫人、副總統辦公室等）、副總統職位在本質上就是被設計成一個與外界相對隔絕的環境。而要成為一位稱職的副總統，我必須盡我所能打破這種隔離狀態，保持與民眾的緊密聯系。

原文標題《萬斯最新勁爆言論, 給出美關稅政策調整的暗號?》，文章來自公眾號“歐亞系統科學研究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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