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香港中文大學經濟系教授、清華大學五道口金融學院特聘教授施康，香港科技大學經濟系副教授徐雋翊，香港中文大學經濟系博士研究生白道霖

提振消費是2025年政府工作的首要任務，也是實現大國經濟轉型與經濟長期穩定發展的重要支撐。未來需通過政策引導經濟預期、改善收入分配結構、完善流動人口社會保障等措施并行，提高整體消費傾向。同時，培育和開拓新消費賽道和場景，推動供給端優化與消費升級，為經濟高質量發展奠定堅實基礎。

提振消費是2025年政府工作的首要任務，也是實現大國經濟轉型與經濟長期穩定發展的重要支撐。與國際相比，我國居民消費長期被抑制，有較大的釋放空間。當前環境下我們主要面臨收入結構不合理、戶籍社保制度約束等挑戰。未來需通過政策引導經濟預期、改善收入分配結構、完善流動人口社會保障等措施并行，提高整體消費傾向。同時，培育和開拓新消費賽道和場景，推動供給端優化與消費升級，為經濟高質量發展奠定堅實基礎。

政府工作報告將提振消費置于2025全年經濟工作的首要位置，這一戰略安排意義重大。當前中國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已接近49萬億元，成為全球第二大消費品市場，然而居民部門消費占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比重與發達國家甚至部分發展中國家相比依舊偏低。這些事實表明，中國消費市場仍有巨大的發展空間與潛力亟待挖掘。從短期而言，這是對提振經濟的務實之舉。在拉動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中，消費受基本需求驅動，受商業周期影響較弱，因此更為可靠和穩定，是經濟平穩運行的“壓艙石”和“穩定器”。通過增加居民消費，創造更多就業崗位，進而提高居民收入刺激更多消費，形成消費乘數效應，可以為經濟增長提供穩定和即時的動力。從長遠來看，提振消費對于優化整體經濟結構具有深遠意義。

一是消費升級和產業升級可以相互促進。在供給端，通過產業升級創造新的消費場景和產品，創造新的市場需求；而當居民從基礎型消費向服務型、品質型消費升級時，可以倒逼企業通過技術創新提升供給質量；二者通過市場機制形成“螺旋式上升”。在此過程中，消費升級促使資源向高附加值產業配置，提高中國在全球價值鏈中的位置，最終實現經濟增長動能從規模驅動轉向創新驅動的跨越。二是還體現在通過提振消費改善社會收入分配格局。未來中國消費結構的重要變化之一是服務性消費占比提高，網購物流、養老托育、文旅休閑等服務消費擴容能創造大量就業崗位，承接制造業轉型升級所釋放的勞動力，為中低收入群體提供穩定增收渠道，培育了潛在的中等收入群體，有利于經濟可持續發展。

隨著地緣格局的巨大變化，“國內大循環”的主體地位和基礎性作用愈發顯得重要。中國轉向消費驅動型增長有利于實現長期穩定的高質量增長。然而，當前我國消費市場仍面臨諸多挑戰，消費潛力尚未充分釋放。因此，深入探討如何釋放消費潛力，有著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消費潛力釋放的現狀與挑戰

現狀分析

近年來，我國經濟結構不斷優化，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顯著提升。2021—2024年，消費對經濟增長的平均貢獻率約為60%，成為經濟增長的主要拉動力量。從我國消費市場規模來看，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從2010年15.7萬億元增加到2024年48.8萬億元，年均增速8.4%；人均消費支出從2014年的1.45萬元增加到2024年的2.82萬元，10年時間增加近一倍。從消費的品類結構看，新興消費領域如數字經濟、綠色消費、智能產品等展現出強勁的增長勢頭。以新能源汽車為例，2023年和2024年連續兩年我國新能源汽車銷量同比增長超過35%。同時扣除疫情的影響，服務性消費支出占比總體呈上升態勢；市場預測，2030年我國服務性消費支出將超過一般商品消費，占比提升至52%，是未來消費潛力釋放的重要方向。從消費的城鄉和區域結構來看，消費不平衡有所改善，但依然存在。農村與城鎮居民的支出比率從2014年的42%上升至2024年的56%；同時，中西部地區的人均收入和消費支出增速也快于東部地區。值得注意的是過去10年，城鎮居民人均收入增長的消費轉化率為57.6%，農村居民為81.9%。從區域差異來看，2024年浙江省人均消費支出45107元，是西藏自治區同期數據的約2.5倍。我國目前居民部門消費占GDP比值約為40%；從國際來看，無論是與發達國家（美國68%、日本75%），還是與代表性發展中國家（印度68%、巴西64%）相比，我國居民消費占比仍明顯處于較低水平，整體消費潛力仍有較大釋放空間。

面臨挑戰

收入和財富不平等。收入和財富差距與消費不平等密切相關，是制約消費潛力釋放的重要因素。當前，盡管我國城鄉區域不平衡問題有改善的趨勢，但實際差距依然較大：2024年我國城鄉居民收入比仍高達2.34。這種收入分配不均導致消費市場呈現“啞鈴型”結構，即高收入群體消費能力過剩，但儲蓄率高，消費傾向低；低收入群體消費意愿強，但消費能力不足。而擴張中的中等收入群體中，相當部分是城市新移民，面臨著住房相關支出或債務占比較高所帶來的擠壓效應，相較于其他群體，對未來收入和資產價值的預期更為敏感；當經濟不確定性提高時，中等收入群體的消費決策也會更加理性保守。這些導致經濟發展所帶來的收入增長，無法高比例地轉化成實際消費，經濟內循環的運轉效率和宏觀政策的傳導效率也受到影響。

戶籍和社會保障制度的約束。從中西部到東部，從農村到城鎮，從城鎮到大城市，人口流動提高了資源配置效率，是改革開放后中國經濟騰飛的重要因素之一。但是，2.9億規模的農民工群體的消費需求長期受到抑制。農民工人均收入處在一般城鎮居民和農村居民之間，但消費傾向卻低于前兩者。主要原因在于，由于戶籍和社會保障制度的限制，醫療、教育等公共資源對農民工的覆蓋程度較低，農民工參與城鎮職工醫療、養老保險和失業、工傷保險的比例遠遠低于城鎮就業人員；有數據表明，農民工群體的儲蓄率高達70%，是一般城鎮居民的近兩倍。有實證研究發現，如果農民工轉變為城市居民，按照城市居民的消費模式，其人均總消費將大幅度增長 27%。

消費環境有待改善。消費環境的優劣直接影響消費者的信心和意愿。當前，我國消費市場的問題主要集中在產品質量把控不嚴、消費者權益保護機制不完善、虛假宣傳這些方面。近年興起的直播帶貨等新型銷售方式降低了市場準入門檻，是重要的消費模式創新，但也成為了各種消費亂象的新發地。盡管我國已出臺《中華人民共和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等相關法律，但在實際執行中，消費者維權仍面臨著諸如維權時間成本較高、處理效率較低、維權動機不強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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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 《清華金融評論》2025年4月刊總第137期

編輯丨周茗一

審核 | 丁開艷

責編丨蘭銀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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