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晁中辰

在歷史上，末代皇帝被稱為亡國之君，大都遭世人唾罵，唯有崇禎帝是個例外，連李自成也說他“君非甚暗”。后人說起崇禎帝，大都抱一種同情的態度，也不乏贊譽之辭。這成為中國歷史上一種獨特的文化現象。時至今日，人們對這種現象還未做深入分析。

01　崇禎帝小處不“甚暗”

崇禎帝贏得好名聲的確不是偶然的。就他個人來看，也確有可稱道之處。這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崇禎帝勤于政事，不好聲色。

自明中期以后，皇帝怠政之風盛行，令天下臣民憂心。正德皇帝視國家政務為兒戲，今日出口外，明天下蘇杭，尋花問柳，自不待言。嘉靖帝和萬歷帝都在位40余年，他們篤信道教，整日在宮中做齋醮，曾一連數年不上朝理事。天啟帝好斧斤之事，把國家政務盡委于大宦官魏忠賢。崇禎帝則一反過去諸帝的怠政之風，“日理平臺”，像開國皇帝朱元璋那樣“憂勤不怠”。不僅如此，如果沒有極為特殊的急務，臣下進講也按時舉行。從這點來看，崇禎帝很合乎一個好皇帝的標準。這也正是人們所常稱道之處。再加上他不好聲色，所以不少人就認為他不應該是個“亡國之君”。

其次，崇禎帝平時生活比較節儉。

有一次在御座講筵時，崇禎帝里衣的袖口偶而露到外面，“袖微損”，即袖口處稍有破損，崇禎帝悄悄地將破損的袖口往里邊塞了塞。一個講官看到了，便奏道：“衣之敝雖過于儉，然美德也，何必諱？”他即位不久，就下令撤蘇杭織造，并說道：“朕不忍以衣被組繡之工，重困此一方民。”這使不少人感到，崇禎帝很像個“敬天恤民”的好皇帝。

再其次，崇禎帝初即位時，魏忠賢仍像以前那樣權勢熏天，令天下側目。崇禎帝身為十七八歲的年輕皇帝，卻從容不迫，不動聲色，首先安定了大局，不久就果斷地將魏忠賢處死，除去一大禍害。對投靠魏忠賢的閹黨成員也果斷地予以處置，“欽定逆案”，終身不得敘用。此舉使天下人心大快。無論當時還是后世，這件事都是崇禎帝最可稱道之處。

最后，崇禎帝在位17年間，還有數端善舉可述。

例如，他稍微放松了“藩禁”，允許皇族人員自謀職業。以前，皇族各色人等不論親疏，皆不能從事士農工商諸業，而完全靠官府養活。隨著皇族人口的迅速增加，明末已達數十萬口，養活這些寄生蟲已成為國家的一項沉重負擔。崇禎帝允許他們自謀職業，不僅減輕了國家的財政負擔，而且對這些人來說也是一種解放。另外，崇禎帝對外戚的控制也較嚴，不許他們橫行鄉里，魚肉百姓。即使對他最寵愛的田貴妃也不例外。當他聽說田貴妃的父親恃寵驕橫時，馬上對田貴妃嚴加責備。崇禎帝還有一頗可稱道處，即他的文化專制思想不甚嚴重。著名的科技著作《農政全書》和《天工開物》都成書于崇禎時。他還允許西方的一些科技著作在中國流傳。他重用與西方傳教士過從甚密的徐光啟等人，按照近代科技知識制訂了《崇禎新歷》。這個歷法雖因明朝滅亡而未能實行，但在中國科技史上仍占有重要的地位。

如果僅從以上數端來看，崇禎帝確乎“君非甚暗”，似乎還有幾分英明。但是，作為一個有著至高無上權力的帝王來說，僅靠這些是遠遠不夠的，更重要的是看他的大處如何。

02　崇禎帝大處“甚暗”

崇禎帝在治理國家大政上有著致命的弱點。這些弱點是導致他成為“亡國之君”的重要原因。從大處來看，這類弱點主要有以下數端。

首先，他不知恤民，對老百姓加征不斷。明代的加征不始于崇禎時，而以崇禎時為最烈。萬歷時因遼東戰事緊急，開始加征“遼餉”。崇禎帝不僅保留了遼餉原額，而且在原額520余萬兩的基礎上又加征140余萬兩。除遼餉外，崇禎帝又陸續向老百姓加征“剿餉”和“練餉”。崇禎十年，為了鎮壓李自成等農民起義軍，又加征銀200萬兩，在原賦額上均攤，稱作“剿餉”。按照崇禎帝的說法，這次加征是“勉從廷議，暫累吾民一年”，即原定只征一年。但餉銀很快用完，農民起義軍卻愈剿愈多。于是，崇禎帝也不管是不是失信于民了，將這次加征也變成了定額。崇禎十二年，因上年清兵內犯，再加上農民起義此起彼伏，為練兵而加征“練餉”，數額達730萬兩之巨。

至此，除加征遼餉外，“復增剿餉、練餉，先后增賦千六百七十余萬。民不聊生，更起為盜矣”。

問題的嚴重性在于，這種敲骨吸髓式的加征不是一年而止，而且一開征就沒有止息，并且加征的數額越來越大。不少大臣屢次上疏切諫，指出這種加征是挖肉補瘡，不僅不能平息內憂外患，而是為淵驅魚，逼迫老百姓去造反。但崇禎帝卻執迷不悟，一邊說著同情老百姓的話，一邊嚴令各級官員追繳。催征餉銀成為考核官員的重要依據，許多官員因催征不力而被治罪。

除了加征，還有私派。這種私派大體有兩種，一種是各級貪官污吏趁加征之機額外加派，以中飽私囊。這種私派最為人熟知的就是“火耗”，指鑄錢時的損耗。因這種火耗的數額由地方官員自定，故為害特別嚴重。另一種是流動作戰的將領隨意向地方私派。明末戰事頻繁，軍隊到某地后，立命地方送上糧草多少多少，急如星火，且分文不付。更可恨者，軍隊所需的是糧草，但有的將領卻不要糧草，而是要銀兩若干。這些負擔最終都要落在農民頭上。崇禎帝似乎也知道加征之外私派的禍害，所以他在崇禎末年也說過“痛禁耗羨”的話，但三餉加征還是要征，各種私派也越來越多。直到他吊死煤山的前一個月，他還頒了一道催征的詔令。因此，他那“痛禁耗羨”的話沒有任何實際意義。

以前，人們大都知道崇禎年間大旱連年，造成連年大饑荒，認為這是導致李自成等農民起義的原因。其實，在中國這樣一個幅員遼闊的大國，各種各樣的自然災害幾乎年年都有。如果政治清明，自然災害造成的饑荒就會減輕許多，不會釀成大的社會動亂。如果政治腐敗，小災害也會造成大饑荒，甚至本來沒有自然災害也會出現人為的饑荒。仔細考察一下明末的歷史就會發現，崇禎年間的大饑荒實際上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無休止的加征和私派逼迫農民大規模逃亡。地方官迫于嚴令，為征足數額，各種手段無所不用，一戶逃則由其余九戶補足，九戶逃則由那未逃的一戶補足。如此一來，就使整村整村的農民逃散一空，大片良田變成了荒地。因此，本不應出現饑荒的年頭也出現了大饑荒。地方官實在征不足數額，又不敢指責皇帝，就只好說成大旱所致。因此，史籍中關于明末連年大旱的記載連篇累牘。如果不加以仔細分析，人們就會被這類有意的誤記所迷惑。

科學知識告訴人們，大的自然災害大體上是有規律的，不會故意與崇禎帝過不去。大旱可以是一年，兩年，三年，而不會一連十余年。如果盲目地相信這類記載，我們就會被這類有意的誤記所欺騙。

崇禎帝在位的17年間，從未有過官府組織群眾興修水利的記載。在中國這樣一個農業社會，興修水利對發展農業生產至關重要，而崇禎帝對此卻漠不關心。有一次，崇禎帝當著眾大臣的面感嘆民生艱難，給事中黃承吳誤以為時機到了，便建議興修水利。但崇禎帝一聽說“需要錢糧”，便顧左右而言他，將此事輕輕放下。水利不修，小災也就可能成大災了。

打開有關明末的史籍，一幅幅農民凄慘生活的圖景令人欲哭無淚。老百姓吃草根樹皮、觀音土、青葉石，吃大雁糞，甚至人吃人，公開在集市上賣人肉，還有大量夫食婦、母食子的記載。在中國歷史上，明末農民所遭受苦難之深重，大概只有秦末可與之相比。

更令人難以置信的是，崇禎帝向農民加征再加征，而他的后宮卻儲存著大量的“內帑”，也就是皇帝的私家銀兩。自萬歷以后，不斷對全國進行各種名目的大搜刮，將搜刮來的錢財送入內宮，成為“內帑”，其數量之大十分驚人。當特別緊急時，有些大臣就請求拿出些“內帑”，崇禎帝也確實不情愿地拿出過一些，但畢竟是九牛之一毛。當李自成進入北京后，這些內帑金銀全歸了李自成農民軍：“括各庫金三千七百萬（兩）有奇… …戶部外解不及四十萬，捐助二十萬有奇。而大內舊藏黃金四十余窯。”《甲申核真略》的作者楊士聰曾在崇禎帝身邊任檢討，他對此感嘆道：

“嗚呼！三千七百萬！捐其奇零，即可代二年加派。乃今日考成，明日搜刮，使海內騷然，而扃鑰如故，策安在也？先帝（崇禎帝）圣明，豈真見不及此… …吁，其亦可悲也矣！”

如果崇禎帝肯捐出這些“內帑”，則完全不必對老百姓一再加征。身為一國之君，原來卻是個守財奴。崇禎帝口口聲聲說“朕非亡國之君”，僅此一點，亦足證此話為欺人之談。

03 崇禎帝用人多誤

作為一個最高統治者，無論如何英明，也不可能靠自身一人來治理國家，他是否英明的一個主要標志就在于是否善于用人。恰恰在這一點上，崇禎帝表現出致命的弱點。這種弱點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一是賞罰顛倒，動輒誅殺。崇禎帝對臣下往往該賞不賞，不該罰卻濫罰，臣下常因小過或無過糊里糊涂丟了腦袋。這在對將領的處置上表現得尤為明顯，“敗一方即戮一將，隳一城即殺一吏”，而不細究到底該不該殺。于是，將領們大都不求有功，但求無過，惟恐因小過而被殺。更常見的現象則是互相推諉，百般掩飾敗績，把小勝說成大勝。崇禎帝對此種現象有所了解后更加氣惱，越發濫罰濫殺。于是，人們就看到崇禎年間出現了這種現象：年年增兵增餉，但軍隊的戰斗力卻日漸虛弱；大小將領一個接一個地被殺，戰場形勢一天比一天壞。袁崇煥是明末的一代名將，曾數次大敗后金（清），因遭魏忠賢排擠而罷職。

崇禎帝即位后，馬上起用袁崇煥為遼東督師，使遼東戰局又很快轉危為安。崇禎二年，后金（清）不敢經山海關內犯，便繞經大安口南下，逼臨京師。袁崇煥急忙由山海關率軍入援。崇禎帝卻中了皇太極的反間計，將袁崇煥下獄處死，遼東戰局遂馬上陷入一片混亂。在一些大臣的奏請下，崇禎帝用老將孫承宗來收拾殘局，使遼東戰局又轉危為安，并收復了遵化、安平等四城。崇禎帝大為高興，“告謝郊廟，大行賞賚”。明軍不久因在大凌河戰敗，崇禎帝便不分青紅皂白，將孫承宗“奪職閑住”。從此以后，遼東戰局遂一發而不可收拾。崇禎帝在位17年間，誅殺了7個總督，11個巡撫。其中不少人死得十分冤枉。例如山西巡撫耿如杞，當清兵大舉內犯時，他緊急入援京師，結果三天被命令換了三個地方駐防，而糧草一點未給。士卒饑餓難忍，遂出現搶掠行為。崇禎帝聞知后，立命將耿如杞和他的幾個部將下獄處死。陜西華亭知縣徐兆麟剛赴任7天，縣城被農民軍攻破，他本人則被“論棄市”。對此，“人皆冤之”。盧象升也是一個著名將領，多有戰功，后因孤軍無援，戰死沙場，但卻久久得不到撫恤。以梗直著名的大臣劉宗周在疏中說：“陛下以重典繩下，重者杖死，輕者謫去，朝署中半染赭衣。”崇禎帝對這類直言十分生氣，立命劉宗周回鄉閑住。

二是自作英明，委過臣下。這也是崇禎帝性格中一個致命的弱點。本來是他自己決定的事，一旦出了問題，則將罪責推到臣下身上，使臣下有口難辯，也不敢辯。本來是他授意的事，只是因感到“有損圣德”，就說成是臣下一再奏請的結果。他向老百姓加征“三餉”，弄得民怨沸騰，他卻說是大臣們反復奏請的結果，自己只是“勉從廷議”。在對清議和的問題上，典型地反映了他出爾反爾、委過于人的秉性。在遼東戰局日益惡化的情況下，崇禎帝授意兵部尚書陳新甲與清議和，陳新甲這才敢于行動。當此事遭到一些官員的彈劾后，崇禎帝不僅不將責任攬在自己身上，反而將責任盡推給陳新甲，將陳新甲處死。從管理科學的角度來看，一個領導者應勇于為臣下承擔責任，以激勵部下誠心做事。崇禎帝卻恰恰相反，“不欲恩歸于下”，實在犯了領導者之大忌。其結果就是大臣們都斤斤自保，不肯誠心做事，發展下去就是上下解體，諸事無一不以盡壞而后止。

三是用人多疑，舉措乖張。用人多疑則必然用人不專，用人不專則難責其成。這是崇禎時諸事萎靡的重要原因。內閣是當時的政治中樞，閣臣被習稱為“相”。崇禎帝即位不久就調整內閣。他忌恨臣下結黨，這次挑選閣臣竟采用枚卜法，即習稱的抽簽。這種辦法在歷史上只有后唐采用過。崇禎帝先焚香拜天，以示隆重，然后他從推舉上來的12人中抽出4人。有的大臣提出，國事多艱，請再抽2人，崇禎帝于是又抽出2人。挑選國家重臣不是看才能和品望，而是用這種碰運氣的辦法來挑選，顯得滑稽荒唐。抽得的這6個閣臣也的確良莠不齊，其中既有東林正人，也有閹黨余孽。這件事既反映了他缺乏自信，也反映了他對臣下深有疑心。這屆內閣僅維持一年即告瓦解，第二年再次用枚卜法挑選閣臣。本來要從會推上來的11人中抽，但因臣下相互激烈攻訐，崇禎帝即將會推結果全部推翻。從此以后，閣臣頻頻更換，在崇禎帝在位的17年間換了50人，致有“崇禎五十相”之譏。這種現象不僅在中國歷史上，恐怕在世界歷史上也是絕無僅有的。

不僅內閣如此，其他六部九卿大臣也難見久任者。例如刑部尚書，在17年間就換了17人。崇禎帝對邊關將領更是疑心重重。他派出宦官前去充任監軍、監視。他擔心這些監軍、監視欺蒙，就又暗中派出“視監視”，即層層監視，明監視再加暗監視。文武大臣們都處于被監視之中，整日提心吊膽，勇于任事的人自然就極少了。如果有誰破例為國殺敵，崇禎帝也會懷疑他用心不良。例如崇禎九年七月清兵大舉內犯時，唐王朱聿鍵自恃勇武知兵，便親自率兵入援。清兵退去不久，崇禎帝即以未經朝廷明令為由，將唐王朱聿鍵廢為庶人，囚禁于鳳陽高墻。

崇禎帝疑心重，舉措也大顯乖張。例如，在那多事之秋，他卻搬出《山海經》，用書中的獸名重新更定文武官員的服飾、圖案，浪費了許多人力和物力。為顯示節儉，他下令將宮中歷朝銅器熔掉鑄錢，以充軍餉。這些古銅器都是很有價值的文物，很薄，很輕，“下爐后惟有青煙一縷耳”。有的商人愿以二斤銅換一斤銅器，但掌事宦官也不敢答應。這樣鑄不了多少錢，實際上是對歷朝文物的一場大破壞。他還下令諸臣，袍袖“長不得過一尺”，并盡撤宮中所使用的金銀器，改用陶器，“并諭戒諸臣，不得擅用金銀”。

盡管內宮存有巨量的金銀，他卻經常在大臣面前喊窮，動員大臣們“捐俸助餉”。崇禎十一年冬清兵內犯時，他居然下令“以天下僧人配尼姑，編入里甲，三丁抽一”，以便組成一支僧人兵。這種辦法不僅行不通，而且只能給那亂哄哄的局面再增添紛擾。

由以上數端可以看出，崇禎帝在大政方針上有許多致命的失誤，他終于成為“亡國之君”也就不足為怪了。

04　如何得到的好名聲

明王朝廷祚近三個世紀，最后斷送在崇禎帝手中，但崇禎帝卻并沒有像歷史上的亡國之君那樣遭人唾罵，反而落得一個好名聲，許多人為他一灑同情之淚。這是怎么得來的呢？應該說，這既有他個人主觀的因素，也有客觀歷史條件的玉成。

從主觀方面來看，儒家重名輕實的特點在崇禎帝身上得到充分的體現。他為了保全面子和名聲，不顧客觀實際，甚至不惜損壞軍國大事。他在位17年的表現突出表明，他確乎是個汲汲邀譽的專家。

在中國歷史上，崇禎帝是下“罪己詔”最多的皇帝，下詔罪己成為他邀譽的花招。漢武帝曾頒過罪己詔，即著名的《輪臺詔書》，棄輪臺，止兵息民，收到良好的效果。崇禎帝屢頒罪己詔，卻只是為了個人虛譽，并沒有實際效果。崇禎八年（1635）初，李自成等農民軍掘毀了鳳陽皇陵。崇禎帝大感震動，遂頒罪己詔，表示“責實在朕”，但最終還是歸結為“倚用非人”。為示自責，他“避居武英殿，減膳撤樂”，并要文武官員“省愆淬厲，用回天心”。他自己用膳時不再奏樂了，菜也減少幾道，有一段時間只吃素，不吃肉食。此后處理政事也不在正殿，而在保和殿的平臺上，于是，他又得了個“日理平臺”的美名。

崇禎十三年（1640）春，由于全國性的大饑荒日益嚴重，崇禎帝接連頒兩道詔書，謂上天示警，“非政事之多失，即奸貪之縱肆”。為挽回天心，自己“深居齋禱”，并要“大小臣工痛加修省”，但大饑荒不僅未減輕，反而日益嚴重，遍地餓殍。崇禎帝遂于崇禎十五年再次下詔罪己，稱“皆朕不德所致也”，表示要“戴罪視事，以贖罪戾”，語氣頗為痛切，但具體措施在哪里呢？各種加征還是要征，只是說要“多方勸諭，勿失撫字”，實為空話。崇禎十七年（1644）二月，李自成農民軍已攻占太原，直逼京師。崇禎帝見大勢已去，又下了一道更加痛切的罪己詔，將生民涂炭、天下崩壞皆說成“朕之過也… …己實不德，人則何尤！”這種“率空言無指實”的罪己詔除了能換來點同情外，已沒有任何實際作用。

崇禎帝將文華殿后邊的一所木結構房子名為“省愆居”，一有大的災異或變故，他就住到省愆居去“省愆”。為了表示自責，稱不敢居正殿，就不時避居武英殿。這種變著花樣邀譽的做法雖于國無補，但確實為他換來些好名聲。

從客觀方面來看，特殊的歷史條件也有助于他獲得人們的同情。這種因素主要有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以東林黨為首的士大夫群體長期遭受魏忠賢及其閹黨集團的迫害，崇禎帝果斷地處死了魏忠賢，“欽定逆案”，使閹黨成員永不得敘用，為東林黨人出了一口惡氣。東林黨及其同情者長期活躍在明清之際的政治舞臺上，他們大都說崇禎帝的好話。即使有些人對崇禎帝的施政措施有所批評，但總體上來看仍對崇禎帝持同情態度。這些士大夫的聲音對整個社會都產生了廣泛而深遠的影響。

第二，取代明王朝的是清，而清是由滿族人為主建立的政權，由滿族人當皇帝。漢族士大夫歷來重視所謂“夷夏之防”，對清政權或明或暗地持反對態度。他們把對滿清的敵視化為對崇禎帝的懷念，為崇禎亡國而惋惜。受這種思想的影響，民間還不時發生以“反清復明”相號召的起義。在民族情緒的感染下，人們對崇禎帝大都一灑同情之淚。

第三，崇禎帝吊死后，李自成的大順政權占領了北京。滿清勢力驅逐了李自成農民軍，建立了清朝。因此，清朝統治者聲稱，清政權不是奪自明朝，而是奪自李自成“流賊”，甚至聲稱要為明朝君臣復仇。清朝統治者甚至為崇禎帝重新舉行隆重的葬禮，為他修建了頗為壯觀的陵墓，借以籠絡明朝舊員。清朝統治者為了某種政治需要，還故意說崇禎帝的好話。例如康熙皇帝，他將鏟除權臣鰲拜比喻為崇禎帝鏟除魏忠賢。他還說，明亡主要不在于崇禎帝，而在于朋黨紛爭。他稱贊崇禎帝主要是為了收攬明朝遺民的民心。于是，中國歷史上就出現了一種特殊的文化現象：崇禎帝明明是個“亡國之君”，廣大老百姓在崇禎時苦難深重，但崇禎帝卻得了個好名聲。

評價一個帝王主要不在于他個人品質的好壞，而在于他對待廣大人民群眾的態度，即是否關心百姓疾苦。就崇禎帝來看，他個人品質并不壞，但他最大的問題是不知恤民。他在位的17年間，對老百姓加征再加征，逼迫千千萬萬老百姓背井離鄉，餓死溝壑，上演了中國歷史上少見的人間悲劇。但是，許多人卻被他的幾句好話所迷惑，總認為他是個好皇帝。如果說中國歷史上有過許多悲劇的話，這才是真正的最大悲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