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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證明，中方擱置了圍繞《與臺灣關系法》的糾紛之后，中美關系確實迎來了快速的發展。

鄧小平堅持擱置矛盾、保護中美關系整體發展的做法，使中美關系很快發展起來。中美建交后的一年里，雙邊關系通過一系列的工作訪問得到提升，各個領域的制度性和事務性安排也逐漸鋪開。

1、中美經濟合作的制度性安排

1979年2月24日至3月4日，美國財政部長布盧門撒爾訪華，開啟了中美建交后雙邊關系的高速發展期。布盧門撒爾訪華以及之后的商務部長克雷普斯訪華，都是鄧小平訪美期間商定的議程。

二人訪華的主要目的在于將中美建交時在經貿科技文化領域達成的意向性安排向前推進，達成制度性和事務性的具體安排或協議。

如果說布盧門撒爾訪華是為中美貿易關系鋪墊基礎，那么克雷普斯訪華則主要是解決布盧門撒爾訪華的后續事務性工作和中美經貿關系中的機制性安排，所以二者的訪問具有承接的關系。而后者訪問中要解決的最重要問題就是對華最惠國待遇問題。

從最初的設想來看，從1979年1月，雙方剛建交時，美方就愿意給予中國最惠國待遇，但是需要首先克服政府與國會磋商時產生的分歧，而這一難題最終解決的前提是兩國要先達成貿易協定。所以才有了布盧門撒爾訪華開啟中美貿易談判。

5月6日至15日，克雷普斯訪華。訪問期間，雙方簽訂了中美科技管理及科技情報合作、大氣技術合作、海洋和漁業科技合作以及計量和標準合作等四項議定書，中美關于舉辦貿易展覽會和關于解決資產要求的兩個協議。

最為重要的是，雙方于14日草簽了中美貿易協定，其中規定“中國在同美國進行貿易時可以享受“‘最惠國’待遇”。克雷普斯認為，這“標志著在中美經濟關系正式正常化的道路上邁進了一大步”。

到7月7日，對外經貿部部長與伍德科克在北京簽署了為期三年的中美貿易協定，規定雙方互享最惠國待遇。這樣，中國終于在對美貿易中取得了最惠國待遇，盡管這種待遇是建立在短期有效的基礎上，甚至最終都沒能避免美國國會對給予中國最惠國待遇，進行一年一度的審查。但在當時條件下，中國在改革開放與中美建交之初，對這兩項事業都抱有極大期望的時候，獲得這項待遇確實具有鼓舞作用，對中美關系的政治意義是不容置疑的。

與中美經貿在制度性建設上的進展相呼應，兩國的經貿領域的整體氛圍也被發展中美關系的政治大環境烘托起來。1979年2月25日，在全國州長協會冬季會議的開幕會議上，卡特總統呼吁州長們打開各州與中國的貿易關系，并極力主張各州與中國接洽貿易問題。

很可能是受這種政治大環境的影響，美國各州的代表團開始紛紛訪華。對越作戰尚未結束時，3月8日至18日，賓夕法尼亞州州長就率貿易代表團訪華了。進入6月份之后，美國各州各城市的訪華團紛至沓來。這段時間訪華的計有弗吉尼亞州州長多爾一行(6月3-7日)，美中貿易全國委員會代表團，舊金山市市長范斯坦一行(6月10-20日)，美國市長代表團(6月16-29日)，俄亥俄州貿易代表團(1月2-13日)，休斯敦商會代表團，美國州長代表團(10月15-27日)，俄勒岡州貿易代表團(10月20-30日)等。

此外，科技合作作為中國加速經濟發展的重要依托，也在中美建交之初占據了雙邊關系的重要比重。1979年5月19日至6月3日，美國國家航空與航天局代表團訪華，商討中美兩國在衛星方面的技術合作事宜。6月11-12日，中美高能物理聯合委員會第一次會議在北京舉行。

相比之下，中美戰略關系的進展則更具實質性，發展速度既達到前所未有的水平，也為20世紀80年代中美軍事合作的水平奠定了基調。這一方面是因為中美都面臨著來自蘇聯的緊迫戰略壓力，需要盡快推進戰略合作。另一方面，軍事領域的合作，不像經貿領域那樣講求機制化的對接。

2、蘇聯入侵阿富汗的影響

作為政治的延伸，兩國政府軍事合作上都具有較強的可操作空間。例如，早在緩和時期，美國就能在尚無外交關系的情況下，向中國通報戰略情報。所以軍事合作不像經貿科技領域的機制化對接那樣復雜。

“聯美反蘇”是這一時期中美戰略關系的基本邏輯與核心內容。所以，每當蘇聯在國際上引發重大戰爭問題或安全問題的時候，都是中美戰略關系獲得進步與提升的時刻。

中蘇邊界沖突最終導致了中美在戰略上的靠攏，也成就了中美戰略磋商機制。所謂的戰略磋商機制，是中美兩國在戰略關系無法進一步靠攏時，通過設立秘密聯絡機制，相互通報各自外交政策意圖和進展，以打消對方的疑慮，并在具有共同利益的問題上協調政策。但從效果上和動機上講，協調的特征并不明顯，這種機制最大的貢獻在于打消中國政府對美國外交政策的疑慮和戒備。

中國在南部邊疆發動作戰行動期間，兩國的相互配合形成了戰略協調關系。所謂戰略協調關系，就是雙方在外交和戰略上安排各自政策時，會盡力照顧對方的需要，并圍繞這一目的建立情報通報的機制，但不會直接介入或參與對方的具體行動和部署。

由于資料的限制，中美戰略協作在具體層面上究竟是如何運作的尚不可知。但通過美國有限的解密檔案和決策圈人士的回憶，可以初步斷定，駐美大使柴澤民與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布熱津斯基之間確實保持了一條進行政治和戰略溝通的渠道。這一渠道的作用最早體現在中國的邊境作戰問題上，從戰前到戰后的情況通報，幾乎都是由這一渠道實現的。

1979年3月29日，柴澤民就曾專門奉命向布熱津斯基詳細通報了中國的作戰情況。從戰前的軍事準備和兵力配置、對越南軍事情報的掌握，到中國軍隊的戰役推進過程，再到對戰雙方的傷亡情況，事無巨細，都做了介紹。甚至還總結了雙方在此次作戰中的特點。

由此來看，中美建交初期的戰略協作關系基本上可以歸納為兩部分，一是以情報共享為主要內容的技術層面的合作，二是高層領導人會談時在國際形勢或戰略問題上的意見交流。

而將這種程度的戰略關系再次提升的刺激因素，就是1979年底的蘇聯入侵阿富汗事件。阿富汗由于其獨特而重要的地緣戰略價值，一直是美蘇冷戰中爭奪的要地。盡管蘇聯在爭奪中整體上占據上風，但一直無法抑制阿富汗在外交上的中立意向。為了保持阿富汗的親蘇立場，蘇聯對阿富汗內政斗爭的介入越來越深。1978年4月27日，隨著親蘇的塔拉基發動政變，蘇聯對阿富汗的影響迅速增強。這與蘇聯在東亞、東南亞地區的戰略擴張態勢，尤其是蘇越關系的發展，幾乎是同步的。

出于對蘇聯威脅感的警惕，中國對阿富汗局勢的關注是確切無疑的，但受檔案資料的限制，中國決策層對阿富汗局勢的關注程度以及具體情形還不得而知。不過鄧小平在訪美期間，已經將阿富汗局勢視作蘇聯擴張的表現。甚至曾預言阿富汗也將遭到類似越南一樣的命運，成為蘇聯在亞洲擴張的代理人。從此，美國在預警情報中也開始關注中國對阿富汗局勢的態度與政策。

進入1979年12月，蘇聯就不斷向阿富汗增兵，27日，在蘇聯支持下，阿富汗發生軍事政變，親蘇的卡爾邁勒上臺。

蘇聯入侵阿富汗事件極大地刺激了中美兩國的對蘇政策，兩國在對蘇政策上都開始趨向更加強硬的立場。隨著兩國對蘇政策日益接近，中國順著美國在對華政策上提出的新動議，在“聯美反蘇”的思路下，建立起中美戰略合作關系。與中美戰略合作關系的發展相伴隨的是，中國的對蘇政策在具體舉措上更加強硬，更具對抗性。

美國為回應蘇聯的戰略攻勢，將對華政策與蘇聯入侵阿富汗事件聯系在一起，把對華關系向軍事、戰略領域拓展。從某種程度上講，這種做法增強了中國應對蘇聯擴張的底氣和信心，實際上影響了中國回應蘇聯入侵阿富汗事件的激烈程度。

以阿富汗事件為轉折，美國的對蘇政策和冷戰戰略都發生了根本轉變。由此終結了始于尼克松時代的對蘇緩和政策，開始以針鋒相對的政策應對蘇聯的全球戰略。卡特政府很快就決定在軍事、政治和經濟上堅決回應蘇聯，包括間接向阿富汗反政府武裝提供軍事援助，對蘇聯實施經濟制裁、糧食禁運、禁止高技術轉讓，取消與蘇聯的訪問、會談，聯合國際社會譴責和孤立蘇聯。

1980年1月23日，卡特在國情咨文中提出了以武力保衛波斯灣、遏阻蘇聯南下擴張的“卡特主義”。美國的對蘇政策走向強硬，對中美戰略關系立即產生了重要而直接的影響：中美軍事關系迅速得到提升。在回應蘇聯入侵阿富汗問題上，卡特決定與擔心蘇聯擴張的國家加強聯系，其中就包括中國。此外卡特還決定在“巴統”中對中蘇設定不同的待遇標準。

這些設想很快就借助國防部長布朗訪華的機會付諸實施了，于是布朗訪華就成為卡特政府嘗試與中國建立正式安全合作關系的第一步。

3、美國國防部長的訪華

早在1978年，卡特政府內部就出現了主張與中國建立安全關系的呼聲，當時布熱津斯基與國防部長布朗都傾向與中國逐漸發展防務合作，而以萬斯為代表的外交系統則反對這樣的做法。

所以，直到中美建交后，對華防務合作的議題都在卡特政府的內部爭論中難有進展。蒙代爾訪華時，中美商定布朗訪華之后，卡特政府內部還一直爭論到9月中旬，才確定了布朗訪華。從布熱津斯基有限的回憶來看，他最初提出布朗訪華，目的很可能在于配合蒙代爾訪華，以及回應蘇聯在戰略上的強硬態度。但由于工作原因的耽擱，布朗訪華直到1980年1月初才成行。

此時正值阿富汗事件導致美國對蘇政策的轉變，美國最直接的反應就是準備做出強硬的軍事回應，在對華關系上就是強化與中國的安全防務合作。在這種背景下，甚至不排除另一種可能：正是蘇聯入侵阿富汗事件，才促成了久拖不決的布朗訪華。所以蘇聯入侵阿富汗賦予了布朗訪華更重要的意義，實際上成為中美軍事合作的開端。

為了應對阿富汗局勢，1979年12月30日，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召開會議，討論在對蘇政策上做出何種回應。會上，布熱津斯基主張“向中國進一步轉讓某些先進技術甚至防御性武器”。1980年1月2日，卡特親自主持召開了一次國家安全委員會會議。就在當天，奧克森伯格等人為布熱津斯基起草了一份備忘錄文件。

該文件對布朗訪華議題提出五方面的修改建議，以此作為對蘇聯入侵阿富汗的回應，并警告蘇聯，其擴張行為將在實質上影響中美關系。文件中最為重大和明顯的政策建議就是改變美國對華軍售的政策，主張將“我們不向中國軍售”改為“盡管我們承認中國的自衛權利，但目前尚無對華軍售計劃”，并私下試探向中國人出售經過精心選擇且明顯是防御性的裝備，如早期預警雷達、指揮控制系統和反坦克武器，進攻性戰機則不在此列。

布熱津斯基很可能是依據這一文件在會議上向總統建言的。1月4日，卡特最終認為步幅過大，決定暫由布朗只向中方示意，美國愿意提供超視距雷達，并在貿易上給予更優于蘇聯的待遇。從1月2日為布朗準備的出訪文件來看，各個行政機構在對華軍售問題上的口徑還是十分謹慎的，與卡特最終的決定并無實質性的差別。這很可能是因為布熱津斯基在對華軍售上的提議尚未得到卡特的認可，所以只能按最低標準進行準備。

4、布朗訪華的影響

由于檔案的限制，中國政府迎接布朗訪華的具體準備情況還不得而知。但從雙方會談的情況，以及之后中國對美關系、對蘇關系的發展來看，蘇聯入侵阿富汗事件以及布朗訪華，使中國的對蘇政策和對美政策產生了更加緊密的聯系，對中國的對外政策產生了兩方面的影響。

第一方面的影響是，中國在對蘇政策上變得更加強硬。1979年8月29日的政治局會議確立了安全議題是決定中國對蘇政策的首要標準。無論是因為洞悉了蘇聯對外政策的根本邏輯，還是出于對蘇聯擴張政策的極度厭惡，鄧小平對蘇聯改變擴張的前景并不抱有希望。此后的中蘇談判也驗證了這一點。雙方的談判立場尖銳對立，直到12月3日結束，都沒有取得任何成果。而與中蘇談判同時發生的，就是阿富汗局勢的惡化。

盡管蘇聯增兵阿富汗在全球戰略或者在對華政策上的意圖并無明確結論，但這種軍事存在，對本就高度警惕蘇聯戰略包圍的中國領導人而言，無疑是進一步的刺激因素。

尤其重要的是，1979年初，中國在南部邊疆剛剛間接回應了蘇聯的戰略部署，蘇聯就把軍力部署在中國的西部鄰國，既無收斂之勢，更是毫不顧及中蘇國家關系談判所需的政治氛圍。總之，在中國極其看重國家安全的情況下，蘇聯增兵阿富汗，進一步固化了雙方在安全上的惡性互動。

阿富汗事件讓中國領導人再次找到了蘇聯南下戰略的證據，再次證明了蘇聯的擴張本性和威脅。中國在對蘇政策上再次表現出激烈的反應。12月30日，中國政府發表聲明，表示強烈譴責蘇聯入侵阿富汗，“要求蘇聯停止對阿富汗的侵略和干涉，撤出一切武裝部隊”，認為“這是它為了南下印度洋、控制海上通道的一個嚴重步驟，也是它攫取石油產地、迂回包抄歐洲、謀求世界霸權的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將為挫敗蘇聯的侵略和擴張而進行不懈的斗爭”。

31日，中國政府副外長張海峰約見蘇聯駐華大使謝爾巴科夫，譴責蘇聯的入侵行動，并因此推遲了兩國國家關系談判。

值得玩味的是，9日，鄧小平在會見日本客人時談道：

“中國歷來考慮問題…是從全球范圍來考慮的。中國對阿富汗事件反應強烈，就是從全球戰略來考慮的。”

自“文革”結束以來，中國并未改變對蘇強硬政策，此處卻刻意提到“反應強烈”，在不經意間透露出中國在對蘇政策上將有更加強硬的舉措。

尤其耐人尋味的是，中國對中蘇國家關系談判的反應呈逐步強硬的趨勢，布朗訪華則是一個鮮明的分界點。中國此前將中蘇國家關系談判推遲，隨著布朗訪華的到來，中國中斷了國家關系談判，甚至連一直保持著的中蘇邊界談判也從此中斷，未能例外。此外，中國對蘇聯的抨擊力度日益密集和強硬。從布朗抵達中國，中國政府就開始在各種外交場合猛烈抨擊蘇聯。

第二個方面的影響是，中國將“聯美反蘇”的格局發揮到極致。換言之，就是中美戰略關系與具體的軍事合作，都達到了一個頂峰狀態。蘇聯入侵阿富汗事件，顯然進一步支持和鞏固了中國關于“一條線”戰略的構想。在布朗訪華時的所有場合，無論是在宴會上還是在會談中，中美雙方都表示對蘇聯入侵阿富汗的譴責，呼吁各國聯合行動對付蘇聯的擴張侵略行為。

美國對蘇政策趨向強硬，無疑增強了中美在戰略問題上的一致性和共識基礎。但相比較這些激烈的言辭，更具實質性的還是布朗訪華帶來的兩大類合作議題：一是探索如何協調中美兩國的戰略和對蘇政策，實質上就是探索雙方如何合作應對蘇聯的戰略擴張；二是將中美關系向軍事合作領域拓展，這對中美關系既有實質性的提升作用和象征意義，也是雙方合作應對蘇聯所必需鋪墊的基礎。

在戰略協調問題上，雙方戰略觀點的靠攏與共識，使得中國對美國提出的動議表現出極大的興趣與合作意愿。

6日下午，國務院副總理兼軍委秘書長耿飚與布朗舉行小范圍的會談。布朗暗示，盡管美國沒有打算采取共同的步驟以加強“這一地區的其他國家”來對付蘇聯占領阿富汗，但中國與美國除了在外交領域進行合作以外，在防務領域也應當進行合作。耿飚表示同意這一建議。

在7日的兩次會談中，耿飚重申了中國的“一條線”戰略主張，并向美方通報了中國在對蘇政策上的原則，即中蘇關系的改善需要蘇方將中蘇邊界軍隊減至1964年水平，從蒙古撤軍，停止支持越南侵柬，在保持現狀的基礎上談判解決邊界爭議。

1月8日，鄧小平與布朗會談時專門就國際形勢，尤其是蘇聯的全球戰略問題交換了意見。

這樣，除了在制裁伊朗，以及柬埔寨的統一戰線問題上存在分歧外，中美在戰略觀點上達成了高度一致，并在合作抗擊蘇聯的問題上做了初步的意向性安排。此后，中美很快就開始合作援助阿富汗抵抗力量，在情報、武器、后勤、戰略協作等問題上開始了合作。可以說，美國期盼與中國進行戰略合作的設想基本上實現了。但雙邊軍事關系的發展和落實過程則顯得相對復雜。

5、軍事合作的升溫

布朗訪華結束之后，美國曾一度快速推進對華技術轉讓和軍品出售的政策法規。為了兌現布朗訪華時的承諾，美國確立了對華軍事裝備出口的政策，即“在逐項處理的基礎上考慮出售某些經過慎重選擇的支援項目”，而非軍火或武器系統。

1月15日，訪問回國的布朗在記者招待會上對高技術裝備出口問題明確表態，“我們將考慮向中國出口我們不給蘇聯的項目。”

緊接著，1月24日，美國國防部宣布準備向中國出售非殺傷性軍事裝備，但此時雙方尚未達成具體的訂購計劃。

章文晉副外長訪美期間，“美國同意向中國出售非進攻性軍事裝備”，包括“運輸機、直升飛機、雷達設備以及載重卡車等非進攻性軍用物資”。據布熱津斯基回憶，布朗訪華后的幾個星期內，國務院放寬了對華軍品出口的條例，可由軍火管制局發許可證向中國出口30種后勤裝備，包括防空雷達、無線電對流層通信設備、直升運輸機、牽引車、電子干擾裝置等。

4月，商業部把中國從出口管制的Y組劃歸進P組，擴大了對華出口的范圍，特別是包括運輸飛機、遠距離通信設備、軍用直升機等敏感裝備。但需要指出的是，這種政策層面的松動并不會直接導致對華軍品出口迅速增長。美國是否能夠實現對華軍售，還需要事先經過從逐項申請到逐項審批的過程。但中國并沒有因為這種限制作用，影響到發展中美軍事合作的積極性，反而是利用所有的機會，極力推進這一進程。

5月25日至6月6日，應布朗訪華時的邀請，耿飚率中國軍事代表團訪美。在此之前的5月5日，副總參謀長劉華清率先遣組訪美，至6月18日結束。此次訪問要達成的目的包括進一步密切中美的戰略協調與磋商，推進美國的對華技術轉讓和拓展兩軍交流，其直接的目標在于加快中國的軍事現代化進程和盡快提升中國的國防能力和安全狀況。

在戰略問題上，中美軍方高層有著高度的共識。在分析了蘇聯“迷信武力”的全球戰略之后，耿飚主張中美合作制止蘇聯的“南下戰略”，把阿富汗和柬埔寨建成抵抗蘇聯的第一道防線。中國力量有限，希望美國在對付蘇聯問題上發揮主導作用。27日，國防部外事局局長柴成文向美國防部情報署主任尤金（Eugene Tighe)提供了蘇聯在遠東和越南的軍事部署地圖。在此后的一系列會談與會見中，倡導中美合作、協調以對抗蘇聯，成為耿飚必談的話題。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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