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段超

社會學家韋伯和人類學家格爾茨都表達過類似的意思：人是懸掛在其編織的意義之網上的動物。這啟迪我們可以這樣理解“文學是人學”這一命題：文學就是那編織人生意義之網的絲線。

其實何止文學，在繪畫上，趙孟頫的《鵲華秋色圖》設置了我們佛山遠眺時的審美秩序，透納的磅礴畫筆鍛煉了我們凝視天風海雨的火眼金睛，塞尚貌似昏花的風景畫更是重塑（或還原）了我們的觀看方式。在音樂上，傅聰彈奏的肖邦賦予我們傾聽夜之低語的耳朵，而同樣是表現月光，貝多芬和德彪西卻為我們提供了兩套截然不同的濾鏡。看吶，“今晚的月色很美”，據說夏目漱石主張用這句話翻譯日文的“我愛你”。其實又何止日文，《追憶似水年華》里的夏呂斯男爵不也是借著布洛涅園林的月色表達他對少年馬塞爾的愛戀嗎？

錢鍾書先生解李商隱《錦瑟》詩中“此情可待成追憶，只是當時已惘然”一聯寫道：“顧當年行樂之時，即已覺世事無常，摶沙轉燭，黯然于好夢易醒，盛筵必散。登場而預有下場之感，熱鬧中早含蕭索矣。”并引朱行中和拜倫之語相佐證。詩人的偉大之處就在于用獨特的詩語表達此種人生在世的普遍境遇和感觸。類似的境遇和感觸，我們在《紅樓夢》中領略到的是一種境界，在《追憶似水年華》中領略到的又是另一種境界。當我們在生活中身臨類似情境之時，便可將書中讀過的別人的故事織入自己的存在意義之網，進而優入哲學家伽達默爾所謂“意義豐滿”（Bedeutungsfülle）之境。

其實，讀書與生活是一個相互生成的耦合過程。文學之所以是人學，端在于二者都離不開生活，離不開人生在世。在《追憶似水年華》第七卷《重現的時光》中，普魯斯特宣稱：“真正的生活，最終得以揭露和見天日的生活，從而是唯一真正經歷的生活，這也就是文學。這種生活就某種意義而言，同樣地每時每刻地存在在藝術家和每個人的身上。”隔了十來頁之后，普魯斯特接著寫道：“實際上，讀者在閱讀的時候，全都只是自我的讀者。作品只是作家為讀者提供的一種光學儀器，使讀者得以識別沒有這部作品便可能無法認清的自身上的那些東西。”須知，《重現的時光》發表于普魯斯特身后的1927年。直到1960年，伽達默爾才在《真理與方法》中用解釋學的方式描述了閱讀這一“存在論事件”：“閱讀的能力，即善于理解文字東西的能力，就像一種隱秘的藝術，甚至就像一種消解和吸引我們的魔術一樣。在閱讀過程中，時間和空間仿佛都被拋棄了。誰能夠閱讀傳承下來的東西，誰就證實并實現了過去的純粹現時性。”這句話可以簡單概括為：我讀故我在。

閱讀使我們成為更好的自己。普魯斯特說：“幸虧有了藝術，才使我們不只看到一個世界、我們的世界，才使我們看到世界倍增，而且，有多少個敢于標新立異的藝術家，我們就能擁有多少個世界，它們之間的區別比已進入無限的那些世界間的區別更大，不管這個發光源叫倫勃朗還是叫弗美爾，它雖然已熄滅了多少個世紀，它們卻依然在給我們發送它們特有的光芒。”可以說，文學世界與生活世界共同織就了我們賴以生存的、五彩繽紛的、閃閃發光的意義之網。我們就像蜘蛛一樣與“網”共生。每當讀到馬克思關于人是其一切社會關系之總和的論斷，我的眼前就浮現出一張“夏洛的網”。回到普魯斯特，藝術尤其是文學經典豐富了我們眼中的世界——而我們眼中的世界才是真正能定義我們的東西。套用一句我猜源出毛姆的話說：你的氣質里隱藏著你讀過的書、走過的路和愛過的人。

在了不起的“文體家”懷特的童話中，夏洛的網既是為小豬威爾伯而織，也是為自己而織，更是為讀者而織。當我們沉浸于文學的世界中時，便享受到了一種“與人共織”的幸福——就像《白鯨》中的以實瑪利同水手們一起捏鯨蠟時感受到的狂喜：“我就只想這樣永遠捏下去。我想到在夜晚的幻影中，看到過天堂里一長列一長列的天使, 一個個都把雙手擱在一個鯨腦油罐子里。”這一幕又讓我想起伍爾夫在《普通讀者》中所想象的崇高場景：“到了最后審判時，上帝會獎賞人類歷史上那些偉大的征服者、偉大的立法者和偉大的政治家——他們會得到上帝賞賜的桂冠，他們的名字會被刻在大理石上而永垂不朽；而我們，當我們每人手里夾著一本書走到上帝面前時，萬能的上帝會看看我們，然后轉過身去，聳聳肩膀對旁邊的圣彼得說：‘你看，這些人不需要我的獎賞。我們這里也沒有他們想要的東西。他們只愛讀書。’”

讀吧，織吧。諸君讀到這篇文字，權當聽促織聲聲——是的，就是那一只蟋蟀，在《詩經》里唱過，在《聊齋志異》里唱過，在《夏洛的網》里唱過，在余光中的散文和流沙河的詩里唱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