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本人擔任皇帝，有決斷力、堅毅力，也有擔當感。給大臣的命令，也都很明確，底下的大臣只要奉旨辦事即可。甚至，乾隆本人曾公開發表上諭，表示過自己治下的時代，不需要名臣，也不會有奸臣，只需要聽話之臣。原話叫，“社稷待名臣而安之，已非國家之福。況歷觀前代忠良，屈指可數；而奸佞，則接踵不絕，可見名臣之不易得矣。朕以為本朝紀綱整肅，無名臣，亦無奸臣。何則？乾綱在上，不致朝廷有名臣奸臣。”（《清高宗乾隆》）等于乾隆的行事邏輯，是把國家的興衰和他本人的精力，高度綁定在了一起。當乾隆憑借著集權制度與政治手腕，操縱群臣，將王朝推向巔峰時，也為王朝，埋下了未來坍塌的種子。因為人都是會老和懈怠的。其中，乾隆朝風氣轉變，有一個鮮明的轉折點，就是乾隆三十八年，首席大軍機劉統勛的去世，那一年乾隆63歲。

劉統勛之所以很重要，是因為乾隆朝一共前后有過九位輔政的首席大軍機，而劉統勛是最后一位既充分得到乾隆信任，又為人正派的首席大軍機。這里，我們可以梳理一下，乾隆朝的九位首席大軍機，分別是鄂爾泰、訥親、傅恒、尹繼善、劉統勛、于敏中、舒赫德、阿桂、和珅。前五位，以傅恒和劉統勛為代表，能力品行俱佳，又深得乾隆信任。在傅恒和劉統勛去世之時，乾隆都曾親自登門吊孝，并且當劉統勛去世之時，乾隆還曾痛哭流涕，表示“如統勛乃不愧真宰相。”然而，在劉統勛死后，接續而來的四位首席大軍機，舒赫德與阿桂雖正派，但所受信任不如各自同一時期的于敏中及和珅。而乾隆朝的系統性危機，也正是產生自于敏中與和珅輔政時期。

那么，從傅恒、劉統勛到于敏中、和珅，乾隆朝的政治風氣，到底有了怎樣的變化呢？我們可以參考清朝皇室宗親愛新覺羅·昭梿在《嘯亭雜錄》中的一段記載。原文叫“傅文忠、劉文正諸公相繼謝事，秉鈞軸者惟于文襄公一人，故風氣為之一變。其后和相繼之，政府之事益壞。”意思說，當傅恒與劉統勛相繼去世后，國家輔政的大權，落在了于敏中手上時，整個朝堂的風氣，開始變了。到和珅掌權，官場上下更是日趨腐壞。于是問題來了，乾隆到底為什么會起用于敏中與和珅？他們兩個又是如何搞壞官場風氣的呢？我們逐個來說。首先，乾隆對于敏中的重用在于三點。

第一，于敏中本人學問很好，他是乾隆二年，由乾隆帝本人欽點的殿試狀元，屬于天子門生。

第二，于敏中很擅長討乾隆歡心。作為一名漢族狀元，于敏中進入翰林院后，反而大量學習了滿文知識。極大迎合了乾隆滿洲至上的心理需求，乾隆需要這樣一個漢族狀元作標桿。

第三，于敏中能力很強。不管是在地方擔任學政，還是在中央擔任官員，做事情都極為妥帖。

因此，于敏中身為一名狀元出身、圣眷優渥、能力出色的天子門生，很快就得到了乾隆的重用，并一路做到了首席軍機的高位。而當乾隆晚年精力衰頹之時，對于敏中的盲目信任，也給于敏中的貪腐，留下了巨大的機會窗口。我們今天聊起，乾隆晚年的政務懈怠時，其中一個重要指標，就是乾隆直到于敏中死后，才發現于敏中家里有來歷不明的巨額財產。甚至，當乾隆發現時，還發出了極其憤怒的疑問，說“朕任敏中數十年，知其為廉直，安得有許多貲。”意思講，朕用了于敏中幾十年，他不是一直都很清廉的么？怎么家里能有這么錢。持續調查之下，乾隆發現，從江南到西北，各地官員都曾與于敏中有過不正當的金錢往來。截至此時，雖然于敏中的財產被沒收，名譽被剝奪，但官場上已然賄賂成風。

不過，真正在乾隆朝，造成系統性危機的，并不是于敏中，而是乾隆朝的督撫上貢問題與和珅改造后的議罪銀制度。我們逐個來說。首先，督撫上貢這件事，自古以來就有。指的是，各省地方官員，在任職期間，會給皇帝上貢一些當地的土特產。只不過，早期各地督撫，送的都只是水果、藥材，或者筆墨紙硯一類的，頂多江南地區會送一些絲綢瓷器，這就算非常昂貴了。可到乾隆朝時，地方督撫的上貢制度，就發生了一些變化。官員們為了討得乾隆的歡心，開始內卷了。既提高了送禮頻次，也提到了禮物價值。

首先，從頻次講，傳統上，督撫送禮，一年只送三次。皇上過生日送一次，元旦送一次，冬至送一次。可乾隆朝中期開始，除了傳統的三次外，連什么元宵節、端午節、中秋節，全都要上貢。其次，從禮物價值上講。傳統上貢，都是以當地土特產為主，而到乾隆中期，因為乾隆喜愛古玩字畫了，下面的地方督撫，就開始四處淘換古董，來上貢。于是，隨著各地督撫，每年都要高頻次地給乾隆上貢禮物，而且越送越貴，一個核心的問題出現了，官員送的禮物，從哪來？或者一個更直白的說法，錢從哪里來？很簡單，要么是盤剝百姓，要么是貪污索賄。最終，由于督撫上貢傳統的異化，那些本來不貪污的官員，單純為了給乾隆送禮，也不得不開始收受賄賂了。盡管乾隆在這一期間，還在嚴厲打擊貪腐，但多少都有些自欺欺人。

說完乾隆朝的督撫上貢問題，我們再來聊一聊，和珅親手塑造的議罪銀制度。和珅在乾隆四十五年的時候，同時擔任了清朝的戶部尚書和內務府大臣。這里簡單介紹一下，就是清朝的中央財政，一共就兩筆錢，一筆政府財政，在戶部，屬于國家的錢；而另一筆皇家財政，在內務府，屬于乾隆個人的錢。等于乾隆四十五年時，這兩個錢袋子都在和珅一個人的手里了。而很快和珅就發現了，這兩個錢袋子的重要區別。就是當朝廷處理官員時，存在兩種罰錢方式。一種普遍使用的叫罰俸，也就是扣工資，這節約的是戶部的錢，屬于國家的財政收入，跟乾隆沒關系；而另一種，較少使用的罰錢方式，叫議罪銀，它收上來的錢，不經過戶部，是直接進內務府的賬，供皇家花銷，屬于乾隆自己的錢。

在和珅看來，只要能保證戶部的財政平穩，那內務府的存銀，自然是存款越多，乾隆越開心嘛。于是，和珅就跟乾隆提議，要將議罪銀進行制度化規范化發展。用和珅本人的話來說，就叫“今將各員自行議罪認罰各項，分晰繕寫清單，恭呈御鑒，嗣后即遵此辦理。按季具奏。”（《文獻叢編·密記檔》）意思說，從今以后，就將一眾官員的議罪銀，條理化記清楚，然后按季度向乾隆匯報。而晚年懈怠，有意享樂的乾隆，也最終批準了和珅的請求。那么隨著議罪銀的制度化，接下來的事情，發展就很有意思了。首先，因為乾隆中期的督撫上貢問題，就已經有大量官員，走上了貪污的道路。緊接著，議罪銀制度的規范化發展，又給這些貪污官員，出了一條免罪的道路。

等于從乾隆四十五年起，督撫上貢問題和議罪銀制度，就成了雙重驅動。督撫上貢，塑造了大量的貪污犯；議罪銀制度，又極大降低了貪污犯的犯罪成本與風險，只要你貪污的錢，比議罪銀的罰款多，那么你就是安全的。這就太離譜了，清朝的制度運行，也就此形成了嚴重的系統性危機，整個官場風氣吏治，都迅速崩塌。以至于乾隆之后，雖然也有過一些反貪行動，但因為制度上的問題沒能解決，所以貪污之風，屢禁不止。甚至，部分地區還出現了地方官員的集團性腐敗。以至于，清朝后世文人評價乾隆朝的官場就叫“高宗英明，執法未嘗不嚴。然誅殛愈眾，而貪風愈甚。非其時人性獨貪也，蓋有在內隱為驅迫，使不得不貪也。”（【清】薛福成《庸庵筆記》）做一個比喻，乾隆朝后期的官場，就像一個充滿細菌的水族箱，什么魚進去，都會被感染。乾隆不把水換掉，只是去里面撈死魚，是沒有任何意義的。

而當乾隆駕崩后，新皇帝嘉慶很快就叫停了督撫上貢和議罪銀制度，但官場風氣已然積重難返，嘉慶本人做事，又遠不如他父祖精明強干，最終，清朝盛世的崩塌，注定無法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