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至今日，張維迎的觀點可能仍然沒有變化。

有一些觀點，可能是歷久彌新的。

例如張維迎關于產業政策的論點。在多年前，張維迎為此曾和林毅夫展開辯論，雙方各自就產業政策的成功與否展開了一場學術激辯。

最終的結果是誰也沒有說服誰。

在2019年時，張維迎曾接受財新視聽的采訪；在記者問張維迎關于產業政策的觀點有改變嗎時，張維迎回答道：“我沒有改變。”

“我已經在理論上弄得很清楚。由于人類兩個因素的限制，產業政策注定不會成功。”

張維迎認為，這兩個因素的限制，就導致產業政策不會太成功。

第一就是人類的物質，尤其是涉及到創新的，技術的創新具有高度不確定性，它沒有經驗可循，它甚至不是一個科學決策。而我們產業政策則是假定一部分人很聰明，他知道應該發展什么樣的產業。

第二就是人類的“無恥”。產業政策可能會帶來權力的尋租，以及歧視性的特權，會產生區別對待。

對特定產業的補貼，就相當于歧視該產業之外的所有產業。

基于這兩個因素，張維迎認為最后產業政策一定走形；即使一開始設計得很好，但是最后執行當中一定會走偏。

最重要的是，張維迎認為產業政策的糾錯機制和市場是不一樣的；企業在市場中犯錯了，市場會自動以虧損來糾正它。

但在產業中，我們則很難判定錯誤，因為市場的機制在此刻已經一定程度上失效了。

今天我們對產業政策的認知，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紀末；這也是今天現代國家的經濟政策原型，它們最早都出自兩位經濟學家，一位是凱恩斯，一位是哈耶克。

他們都出生在19世紀末，成名于1910年代世界大戰、20年代經濟大繁榮，以及30年代的經濟大蕭條。

凱恩斯和哈耶克擁有相同的時代背景，但持有幾乎相反的立場。

凱恩斯認為，應該在經濟危機到來時，進行人工強力干預經濟，刺激生產和消費，讓經濟盡快走出泥潭；哈耶克則認為，繁榮往往是過度投資的產物，救市只會延緩矛盾，最終引發更大問題，我們應該什么都不做，等市場自行糾正。

以今天的視角來看待這兩位經濟學家的觀點，我們就很容易發現，凱恩斯主義大行其道。

特朗普試圖以關稅來干預美國經濟的問題，是凱恩斯主義，而過去幾年流行的產業政策，本質上也是凱恩斯主義的產物。

為什么特朗普能夠贏得大選？

因為在危機之下，人們更可能把票投給主動的、相信可以做點什么的人。

從羅斯福開始，凱恩斯主義就主導全球經濟政策數十年，之后又有了處于兩極中間的芝加哥學派，也就是所謂的新古典經濟學派。

而哈耶克，則從來不是主流。

張維迎也一樣，早年間認為自己是芝加哥學派，是新古典經濟學派。到年近50歲時，張維迎才意識到自己的思想更接近奧地利學派，是哈耶克的忠實擁護者。

張維迎認為，市場經濟好不是因為它完美無缺，而是因為它的不斷糾錯。我們人類是肯定要犯錯誤的，所以一個好的體制和一個不好的體制很大程度上是糾錯機制。

這也是張維迎認為產業政策不好的地方之一，因為產業政策很難糾錯，步子邁大了，路徑依賴大了，就很難回頭。

今天我們看到成功的產業政策的例子，也不能證明產業政策就是成功的。

張維迎舉例說，假如有個地方鼓勵養狐貍，吃狐貍肉給你補貼、養狐貍給補貼、穿狐貍皮給補貼、賣狐貍也給補貼，不養狐貍就罰款，那也可以做得很大，但不能證明它是正確的。

好的政策就是普適性的政策，例如減稅，要對所有企業都適用，不能只給一些企業減稅。

法國經濟學家巴斯夏說，壞的經濟學家只看見看得見的，而好的經濟學家要同時看見看得見的，還能夠推斷看不見的。

如果我們只能夠看到產業政策的好處和成功的案例，那么就不算一個科學的事情。

就像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全球很多地方都在推行計劃經濟，但不等于都是正確的，今天我們回頭再看，計劃經濟幾乎都沒了。

而電動車在19世紀末也曾非常流行，如果立法禁止了當時的電動車，那么燃油車的進步就沒那么快。今天也是一樣，如果立法禁止燃油車的話，電動車進步或許也沒有那么快。

而我們要保護的，則是人們自由選擇的權利。

今天的市場，所面臨的挑戰是前所未有的大。

一方面在大洋彼岸，特朗普正高舉關稅大棒，試圖改變重塑全球貿易秩序；而另一方面，隨著不確定性的升高，市場的脆弱性也體現的淋漓盡致。

今天人們對一些重要問題的爭論，經常不是因為對事實的認定有分歧，而是因為不同人對相同的事實有不同甚至完全相反的理解。

以電動汽車為例，一些人認為這就是產業補貼的結果，才有了電動汽車產業發展的今天；而另一些人則認為，是技術和創新的推動導致了今天的電動汽車飛速發展。

在宏觀上，人們對事實的認定也有很大的分歧。

過去40年，我國經濟飛速發展，沒有任何其他國家可以相提并論；很多人都認可這一點，但不同的地方在于，我國為什么取得了這么大的進步？

不同的人解釋不同，甚至相反。

有的人認為是我們自身發展帶來的，有的人認為是加入WTO帶來的。

這些不同的解釋會導致不同主張，甚至會截然相反。

而我們的未來什么樣，很大程度上依賴于我們相信哪一種解釋。對于好的，我們要加強，對于不好的，我們會糾錯。

但前提在于，我們對好和不好的認定，仍然還有巨大的分歧。

我們的認識會改變事實。

今天我們就正處于這樣一個十字路口，對整個世界的認識，乃至對事實的認定，都決定了未來我們的方向和發展路徑。

就這一點而言，外貿的重要性與否也在其中體現的淋漓盡致。

這一認定所帶來的影響和未來的走向，也已經在發生著改變。

end.